师范生、当代教育与时代变迁

    ■周 航

    李燕燕的长篇非虚构作品《师范生》以其独特的叙事视角和深刻的社会洞察，构建了一个关于中国师范教育发展历程的立体图景。这部作品通过细腻的人物刻画、严谨的历史梳理和宏阔的时代观照，不仅是对特定历史时期师范生群体的生动记录，更是对中国教育改革与社会发展变迁的深刻反思，是在为师范生写传、为当代教育发展写史和为时代发展立碑。

    李燕燕为曾经站在“学历鄙视链顶端”的精英群体——中师生，绘制了一幅幅生动传神的精神肖像，尽管他们随着教育体制改革逐渐淡出历史舞台，却在作者笔下重新焕发出鲜活的生命力。开篇以杨大萍、杨小萍姐妹的故事切入，通过一场迟来的师范毕业二十周年聚会，串联起多位师范生命运迥异的人生轨迹。通过个体命运来折射群体历史，这使得原本可能流于概念化的“师范生”形象变得血肉丰满起来。

    《师范生》的人物塑造不刻板，他们有崇高的职业理想，更有现实的生存遭遇；他们会做无私奉献，却不乏人性弱点。刘丽荣用腊猪舌拜师知青学美术成为“女状元”，从开始不愿回到农村，到最终与农技师丈夫放弃进城机会，甘愿扎根乡土；在乡村小学执教十年的民办教师王哲兰，后来获得地区师范学校进修机会，其转正也只是盼望“同工同酬”“国家给我一个身份”。他们都是活生生的现实人物，有着立体的精神世界，读者确实能够从真实人性的角度理解他们的选择与坚守。

    在叙事视角上，作者巧妙地将“我”融入文本，“我”是采访者、叙述者和见证者。第一人称增强了真实感和代入感，如此才能真实记录个体的生命历程，也能通过描述众多人物命运的交织，成功构建一部师范生的一个时代的“集体传记”。从而，作者的目光投向的是普通人的命运，通过“小人物”的故事来折射大时代的变迁，在这一非虚构个案叙事中实现为师范生写传的初衷。

    《师范生》无异于一部新时期以来当代中国教育发展史的文学记录。作品叙事的时间跨度超过40年，从1980年的中师教育热开始，历经1997年全国普通高校招生“并轨”而使中师生淡出，直至2021年“优师计划”实施和社会就业压力所带来的新“师范热”，系统勾勒了中国教育从普及到提升的历史轮廓。其中教育政策演变的脉络清晰，且其叙事能将个人命运与国家政策紧密结合，这些使作品既具有微观的人性温度，又不失宏观的历史视野。

    作者巧妙地将教育政策文件、学制变化时间等史料融入叙事，强化了文本叙事领域的专业性，一部中国当代教育史也就具有了文学性。《师范生》对中师教育背景下师范生的历史地位与转型过程着墨很重，作者通过大量采访与史料梳理尽力还原了这一群体从辉煌到淡出的过程，揭示了教育升级过程中不同层次师范教育的功能调整与定位变化。比如，杨大萍考中师只是为了跳出“农门”，当时的竞争状态不亚于当今考“985”“211”大学，杨大萍等师范生个人选择与时代机遇的契合，真实反映了特定历史阶段的社会流动机制与教育价值取向。

    作者通过讲述多位扎根乡村的师范生故事，呈现了城乡教育差距与乡村教师困境，揭示了基础教育资源分配不均的历史与现实。比如，陈小伟千方百计搜集真题，带领教育条件极差的农村学生冲刺“华罗庚杯”并大获成功，成为当地名师。类似故事既呈现了乡村教师的专业智慧与奉献精神，也反映了农村教育面临的系统性挑战。在李燕燕笔下，乡村教师并非面目模糊的悲情英雄，而是通过描写他们真实具体的教学实践与生活状态，肯定与赞美了这一群体在时代变革中的适应与坚守。

    《师范生》教育史的文学书写不是简单的政策罗列或数据堆砌，而是通过具体人物的命运起伏来呈现制度的变迁。例如，朱婉妹的故事浸透着青春的遗憾与成长的坚韧——保送名额被男友“出其不意”地夺走，她沉默地扛下一切，一步步从乡村小学走到市重点小学副校长的位置；后来2023年的同学聚会上，朱婉妹与已投身媒体行业的前男友重逢，当年的酸涩早已化作云淡风轻。这一场景既是对个人命运的温情观照，也隐喻了教育路径的多元化发展趋势，这种个人遭遇与教育制度缺陷的关联，使作品对教育史的反思更加深刻而富有启发性。同时，《师范生》是一部将官方教育叙事与民间教育记忆有机结合的非虚构作品，那些未被载入正式史册却深刻影响基层教育实践的微小事件与普通人物，构成了中国教育发展的真实图景，从而也使其具有难得的真实性与感染力。

    《师范生》的视野并未局限于教育领域，而是通过师范生群体的命运浮沉，折射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的深层变革。毕竟，从师范生的个人选择与职业轨迹来看，他们既是教育工作者，更是时代变迁的亲历者与见证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