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莎贝尔的另类

    ■何农

    多年以前，伊莎贝尔就是个另类的法国姑娘。

    她的另类，并不是说鼻子、舌头上穿着金属环，或者只喜欢老男人，甚至不惜牺牲色相以换取利益的那种另类。

    伊莎贝尔的另类，体现在她特立独行、敢作敢当和勇于否定自己。首先，作为法国文科类顶尖学府的毕业生，她出了校门之后并没有去当律师、记者、外交官，进入政府或公共机构，而是对当旅游团领队，带形形色色的法国游客去中国参观旅行乐此不疲。

    伊莎贝尔小学和中学读的是巴黎有名的私校，那是法国最早、也是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为数不多的在中小学生的选修课中开设汉语的学校。伊莎贝尔头发是黑色的，这可能源于她母系的西班牙血统。相对于一般法国人又大又圆的眼睛，她的眼睛又略微细长。这些外貌特征，都符合法国人在一般意义上对中国人外貌的认知。所以，她从小就被家人朋友称为“小中国人”。

    入了教授汉语的私校之后，“小中国人”当仁不让地选了汉语作为第二外语。这一点从小打下的汉语底子，在她大学毕业之后正好用上了。彼时，中国刚刚结束30年的封闭，使本来就对中国带有一丝神秘的喜爱、钦佩的法国人，特别是一些有点文化知识的法国人，充满了“到中国去一趟”的憧憬和想象。各大法国旅游企业都以组织赴中国旅游、开发中国旅游市场为己任，就怕赶不上这个时髦浪潮。所以像伊莎贝尔这样教育背景良好、出身巴黎富足家庭，还会点汉语的年轻人，很受各大旅行社欢迎。20世纪80年代那几年，每年有几万法国人通过旅行社组织组团赴华旅游，这个听起来不大但其实也不算太小的市场，为伊莎贝尔提供了一个完全可以施展自己才华、同时也能获得不菲收入的平台。

    伊莎贝尔周旋于各大旅游企业之间，为他们的赴华旅游团担任领队。同时，她还给一些法国和法国以外的报纸杂志写文章，介绍中国情况，特别是推介中国旅游风光。还给出版社《中国旅游指南》之类的书担任编辑或顾问。由于这些个写字编字的经历，她得以加入巴黎的外国记者协会，拿着外国记协的会员证，在很多地方也被当作记者看待，至少参观博物馆的时候都不用买门票，也不用排队。更重要的是，这个旅游团领队在需要的时候能亮出来的记者身份，也给她带来了不少的方便。

    虽然伊莎贝尔的专业并不是研究中国问题，她那点汉语水平和对中国情况的了解，在整个法国，无论是在学术上的汉学界，还是在实践中的外交外贸文化交流等诸多领域，也绝对说不上水平多高，更不属凤毛麟角。她的优势在于一年要跑好几趟中国。虽然每次旅行的线路大同小异，都是旅游胜地，与当地人也谈不上有多么深刻的互动，只是局限于相看两不厌，大家都图个新鲜，甚至每次来华碰到的人都差不多——各地旅行社的陪同及旅游大巴的司机、饭店和餐馆的服务员、主要参观点的服务接待人员——和当地社会也没什么直接的、持续的接触，都是浮光掠影，但毕竟紧扣时代脉搏、来往频繁，对日新月异中的中国的每一点重大变化，都耳濡目染有切身体会，甚至了若指掌。

    据我所知，伊莎贝尔的另类，在她初出茅庐、刚刚踏上职场的80年代，就在法国知识界和一些相关人士当中，有过不同的议论。有的人认为，伊莎贝尔的另类，简直是“有辱斯文”。读了那么多书，一路上的都是顶尖学校，还拿下了汉语这一门对法国人而言艰难至极的语言，结果却是去给挑剔、吝啬的法国游客当领队，处理诸如说服游客给中国的导游和司机掏小费，或者相反（中国的导游或司机尽职尽责，给法国游客留下了深刻印象，反倒是法国来的领队出于各种考虑，或专业角度，认为中国的导游司机不合格不称职，所以，“不能给他们小费！”）；要不就是协助解决诸如交通机车票不足、饭店房间没打扫干净、当地导游不守时或带游客进商店太多等小事儿。这样的职业发展道路，于公于私于国于己，完全就是一种浪费。

    而另有一些人认为，伊莎贝尔的另类，用一句中国的成语来说，恰恰是学以致用。不同于某些终日钻故纸堆的汉学家，或某些只限于做表面文章、不接地气的涉华知华人士，她每年多次往返法国和中国。这样的人越多，对中法之间的交流和相互理解，就越有利。

    三十多年前，伊莎贝尔不再做旅游团领队了。谁能料到，自此之后，她与中国的缘分逐渐断了。她也再没回过中国。她的后半生，竟然与中国，与汉语毫无联系。对伊莎贝尔来说，在生活和工作中，用还是不用一门外语，似乎是顺乎自然。对旁人来说，肯定觉得有点可惜。但这就是伊莎贝尔的另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