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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新江
辽宁省博物馆编、郭丹编著的《辽宁省博物馆藏敦煌文献》2025年1月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列为《敦煌文献全集》之一种。本书收录59编号，实际文献有110余号。我通读一过，以下四个方面感触最深：
第一，《辽宁省博物馆藏敦煌文献》首次以高清彩色图版，把辽博敦煌文献全部公布，对于敦煌学界来说，功莫大焉。辽宁省博物馆以其丰富的馆藏而在文物、博物馆等领域久负盛名，但敦煌学界对于这里收藏的敦煌文献却所知甚少。我曾经从中国人民大学沙知教授手中抄录过一份馆藏的简单目录，1983年还专门购买过一本发表辽博藏《恪法师第一抄》黑白图版的《书法丛刊》第六辑，虽然我“满世界寻找敦煌”，走访过国内外大多数敦煌文献收藏单位，但对辽博藏品却不甚了然。对于辽博藏敦煌文献的底细，敦煌学界并不知晓。直到郭丹老师开始整理辽博藏卷，我们才逐渐获知一二。比如她在《文献》2013年第5期上发表《敦煌写本〈春秋后语〉残片的再发现》，让我们知道又一件珍贵的《春秋后语》存于世上。到了2020年，郭丹编纂的《辽宁省博物馆藏敦煌西域文献简目》，在我们学会（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的刊物《敦煌吐鲁番研究》第19卷上发表，我们才彻底清楚辽博所藏敦煌吐鲁番文献的整体面貌，其中不少过去研究的课题必将由于这里的收藏而改写。
第二，《辽宁省博物馆藏敦煌文献》的编者对于馆藏写卷的来历做了详细的考证。除了东北博物馆的递藏，原伪满洲国“中央博物馆奉天分馆”旧藏，和1952年东北文物管理处拨交的藏品外，编者花了很多力气考证了原属私家的藏品，这也是我们今天处理散藏敦煌文献的来源、价值、真伪时最为重要的工作。辽博一大批敦煌写本来自罗振玉旧藏，有些因为有罗氏题签、印鉴，比较容易判别，但有些没有这些标识，编者根据罗振玉《宸翰楼所藏书画目录》著录的题名，与馆藏敦煌写卷题目相符，从而得出来自罗氏旧藏的结论。这是作者熟悉罗氏藏品的转存情况而考证出来的结果，可以信赖。
辽博LD5004《妙法莲华经》卷一写本，被今人装成册子本，上面有宋伯鲁、宝熙、陈名侃、裴景福、高树、罗继祖等人题跋；LD29380《金光明最胜王经》卷八裱纸上有多位今人题名或题跋，包括潘之博、胡嗣芬、罗惇曧、魏戫、杨复、沈曾植、王潜、朱祖谋、李孺、陈方恪、徐沅、白廷夔、陈增寿，如此众多的民国人物，编者都一一对其生平、事迹、著述做了解说，让读者可以更加清晰地了解相关写卷的传存和研究、赏析的过程。在这方面，郭丹还曾与《敦煌西域文献题跋辑录》一书的作者刘波先生合撰《辽宁省博物馆藏敦煌吐鲁番文献近人题跋录释》，发表在《吐鲁番学研究》（2021年第2期，36-46页）。
更加让我们振奋的是，LD4998《妙法莲华经》卷二、LD4999《妙法莲华经》卷二两件大谷探险队收集品的发现。过去我曾和友人尚林、方广锠两位一起调查橘瑞超所获敦煌写卷的下落，编成一个小册子《中国所藏大谷收集品概况——特别以敦煌写经为中心》，1991年由日本龙谷大学西域文化研究会内部印行。辽博这两个卷子上有近人题签，下面有“岁”“余”两个《千字文》编号，用黄底云龙纹绢装裱，编者注意到这和中国国家图书馆藏大谷探险队所获敦煌写卷的装裱和题签形式完全一致，后者是20世纪50年代从旅顺博物馆调拨到北京图书馆的大谷收集品，因此判定这两件是橘瑞超所获，让我们原本以为佚失的两个卷子“失而复得”。
第三，《辽宁省博物馆藏敦煌文献》编者花了很大力气，把辽博馆藏与世界各地其他馆藏的敦煌写卷做了缀合工作，或指出同一抄本所在何处。其关联的写卷分别收藏于中国国家图书馆、首都博物馆、北京大学图书馆、中国书店、天津博物馆、天津图书馆、天津市文物公司、法国国家图书馆、英国国家图书馆、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日本杏雨书屋、书道博物馆等处。这些缀合和关联，让我们理解到辽博藏卷与相关藏卷分离前的情形，同时也可以据英、法、俄藏卷确认辽博藏卷的真实可靠性。在这方面，郭丹老师发表了系列研究成果，包括《辽宁省博物馆藏敦煌写经缀合四则》（《敦煌吐鲁番研究》第20卷，2021年，355-365页）；《辽宁省博物馆藏敦煌〈大般涅槃经〉缀合研究》（《敦煌吐鲁番研究》第22卷，2023年，221-251页）；《辽宁省博物馆藏敦煌文献缀残及其意义》（《敦煌研究》2024年第5期，111-119页）。另外还有一篇意义更为重要，就是郭丹《俄藏Ф.341〈长阿含经〉出土地探源：基 于 LD4893-02、SH.153-8、SH.165-3及梁玉书、王树枏题跋的考察》（《敦煌吐鲁番研究》第21卷，2022年，279-298页）。这篇文章通过辽博藏LD4983 02卷轴包首上“北魏寫經殘卷 吐魯番出土 素文珍藏”的题签，判断与之直接缀合的俄藏Ф.341也出土于吐鲁番，并举出与这两个写卷属于同一写本的书道博物馆SH.153-8和SH.165-3上王树枏题跋所述两件来自吐鲁番为证，让这个结论坚不可摧。过去我与陈国灿、刘安志先生合作编纂《吐鲁番文书总目》，我负责欧美收藏卷，曾在前人工作基础上，努力把俄藏敦煌写本中的吐鲁番出土文书纳入，其中多为Дx编号者，但万万没有想到弗路格编Ф.341这件普通的《长阿含经》，居然出自吐鲁番。而通过郭丹老师的这个精彩的考证结果，我们知道吐鲁番也曾出土过稍微长一些的写卷，并非都是残片。此外，“素文珍藏”的吐鲁番文书一直是我追踪的对象，没想到这里也有一卷。
第四，《辽宁省博物馆藏敦煌文献》在研究层面上提供了一些关键性的材料。编者已经在解题中提示了一些重要的文献，比如流寓敦煌的长安西明寺高僧昙旷的《大乘起信论广释》卷上，为此前敦煌文献中所未见的本子，上山大峻教授的昙旷研究由此需要增订。又如前面提到的《春秋后语·秦语》，也有诸家藏本中所没有的内容，王恒杰或康世昌的辑本由此都需要补充。另外，这里面有不少属于禅宗的伪经、偈颂、传记之类的文本，也是过去敦煌禅宗文献研究者所不知道的材料。还有《斋琬文》《新集书仪》等，都值得对照其他文本加以探讨。
笔者更关注编号为LD5160-02上的一组“杂文”。该卷首题“诸杂文一本”，以下抄有《庆金刚文》《庆幡文》《智严大师押座文》《三皈依》《相识偈子》《下讲偈子》《晚上讲偈子》《下讲相劝取别偈子》《净三业真言》《奉府主尚书取别偈子》《别僧众偈子》《军府相送偈子》《别军府信士偈子》《释迦牟尼佛赞》《六祖弟子石头和尚偈子》《金光五礼赞》，还有没有标题而编者据其他写本拟定题的《禳蝗灾文》《四门转经文》《乞衣文》《劝善文》《心药方》《归文诗四首》《战国四公子传略》《高僧赞》。最近，张小艳、郭丹合撰《敦煌写本P.2044v诗偈作者考述》一文（《文献》2024-6，61-72页），把这些杂文与P.2044v所抄杂文对比，发现有一部分不仅文词相同，甚至次序也一致，考虑到这些偈子中有些是和“取别”“相送”有关的内容，因此她们认为这些文字都出自后唐同光年间经敦煌往西天取经的智严之手，可备一说。
后唐求法僧智严的事迹是敦煌学界慢慢积累起来的。早在1975年，日本学者牧田谛亮就发表《关于智严的巡礼圣迹故留后记》（《大正大学研究纪要》第61号），讨论了S.5981写本；1980年，另一位日本学者土肥义和在给《讲座敦煌》第2卷《敦煌の历史》写《归义军》一章时，也有讨论（267－268页）；编纂《斯坦因劫经录》的刘铭恕先生撰有《敦煌遗书杂记四篇》（《敦煌学论集》，兰州，1985年），也据此认为这是智严自印度返回途中所写。1991年，笔者撰文《敦煌文献所见晚唐五代宋初中印文化交往》，详细分析了S.5981智严《留后记》，还提到S.4793菩提流志译《大宝积经》卷一〇一抄本背面“时当同光二载三月廿三日，东汉国鄜州观音（下缺）”的题记，特别讨论了S.2659《摩尼教下部赞》与《僧羯磨》卷上写本背面“往西天求法沙门智严西传记写下”《大唐西域记》卷一、《往生礼赞文》、《十二光礼忏文》等，加之P.2054《十二时普劝四众依教修行》背有淡墨题记“智严大师十二时一卷”，勾勒出比较完整的求法僧智严的事迹。此文原载《季羡林教授八十华诞纪念论文集》（江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出版），不易找寻，后来收入笔者《丝绸之路与东西文化交流》（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98-116页），应当比较容易看到。
敦煌文献散在四方，不定什么时候就会冒出新的材料，学者需要不断跟踪。1993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推出与上海博物馆合编的《上海博物馆藏敦煌吐鲁番文献》，其中上博48号包含有许多重要的归义军文书，第28篇《十二时普劝四众依教修行》即与P.2054写本相同的文献，可贵的是上博藏卷后有题记：“时当同光二载三月廿三日，东方汉国鄜州观音院僧智严，俗姓张氏，往西天求法，行至沙州，依龙光（兴）寺憩歇一两月说法，将此《十二时》来留教众，后归西天去展转写取流传者也。”让我们知道智严俗姓张，同光二年三月他经行敦煌是前往印度求法的途中。我随即在《书评：〈上海博物馆藏敦煌吐鲁番文献〉》，对智严事迹做了补充。此书评载《敦煌吐鲁番研究》第1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373-376页）；后收入作者《鸣沙集——敦煌学学术史与方法论的探讨》（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9年，345-350页）；以及该书增订本《辨伪与存真——敦煌学论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280-283页）。后来我在拙著《从张骞到马可·波罗：丝绸之路十八讲》（江西人民出版社，2022年11月）的第十六讲，又串讲了智严事迹，可以参考。
如今辽博LD5160-02号一出，又有《智严大师押座文》，另外没有标题的《劝善文》，张小艳、郭丹上引文指出内容与P.3777v《智严大师付嘱偈》相同，也是智严作品。这让我们又增加了有关求法僧智严的材料，也可见他对敦煌民间社会的影响。其他相关文书似也与智严相关，可以更加丰富智严与沙州军民互动的情况。
更让人惊 喜的是，同一件LD5160-02册子本上，还有另一位求法僧归文的诗歌。归文是S.529上六件牒状的作者。诗歌记录了这位定州（今河北省定州市）开元寺的僧人在西行途中分别寄给或在当地上给沿途所经之地的和尚、令公、评事、尚书等僧俗官人请求帮助或致谢的情形。这件写本也经牧田谛亮和刘铭恕先生的讨论而为学界所知，笔者在上引《敦煌文献所见晚唐五代宋初中印文化交往》一文中也续有论说，特别是指出P.2638《清泰三年（936）六月沙州儭司教授福集状》第49－50行有“归文寄信用”的账目，得知他逗留沙州的时间是该文书所记的癸巳年（933）六月一日至丙申年（936）六月一日之间。
如今，辽博LD5160-02号又为我们提供了一组归文的诗歌：
《归文愚怀月旦不逢交友五言》月旦今朝是，门前车马踪。此间虽汉国，不与帝乡同。交友知何在，檀那早晚逢。几多惆怅泪，泣向岭头松。
《泥中玉五言归文上》每处荆山内，无人献楚王。卞和虽有鉴，凡匠岂能详。易女期归赵，连城价未亡。会当逢蔺相，还放一条光。
《涧底松五言归文上》自长深溪内，无人测岁年。凌霜披紫雾，戴雪若青烟。野鹤栖嫌冷，孤猿卧不便。未逢良匠采，枝叶且垂天。
《匣中剑五言归文上》切玉谁论价，劖钟烈史经。几回除寇孽，数度斩妖星。葛水铓初冷，丰池瑞以成。有时逢白起，还遣四夷清。
这为我们进一步分析这位求法僧的文化水平和交友情况提供了全新的材料。
没有想到，与河西走廊的丝绸之路干道相距遥远的沈阳，竟然保存着这样珍贵的五代时期——许多人认为这时候丝路是断绝的——丝绸之路文化交往的重要材料，不仅有智严，还有归文，使得公元10世纪中印文化交往可以谱写更新的篇章。
最后是一点希望，《辽宁省博物馆藏敦煌文献》没有收入明确是出土于吐鲁番的文献，比如上述“素文珍藏”的吐鲁番所得LD4983-01《妙法莲华经》卷一、LD4983-02《长阿含经》卷一五、LD4983-03a《大般涅槃经》、LD4983-03b《大悲拔苦忏悔法》。还有郭丹《辽宁省博物馆藏敦煌西域文献简目》提到的LD5165西域文献残片也出自吐鲁番，“以22个双层透明玻璃夹装，包括《妙法莲华经》卷、《大宝积经》《大般若波罗蜜多经》《诗经》等汉文写本以及粟特文、回鹘文等残文献130余片，除个别外，余皆双面书写”。吐鲁番文献与敦煌文献有很多互补性，因此学界同样急切盼望这些吐鲁番文献能够早日出版，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吐鲁番文献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可能更胜敦煌一筹。
另有两件写本，LD8625-01《增一阿含经》和LD8625-02《大般涅槃经》，《简目》没有说出自吐鲁番，但也没有收入《辽宁省博物馆藏敦煌文献》，不知何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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