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蕴秋
气候问题为何无法达成全球治理共识?
气候问题和艾滋病同为人类超级难题,为何前者不能像后者一样在历经多年争议后,最终在全世界范围内达成有效(防疫)治理共识? 这是本书开篇抛出的一个问题,作者给出的主要理由是,解决气候问题不能像艾滋病研究一样,直接惠及个人,效果立竿见影。这样的解释无疑有些隔靴搔痒,或许可从两方面来尝试解答。
先从科学层面,尽管在HIV病毒被明确鉴定之前艾滋病存在多种病因假说,如环境毒素、生活方式等,甚至在发现HIV后,仍有少数“异见科学家”,如彼得·杜斯伯格就长期否认HIV是致病原因,当年Science这样的顶刊还发表过他的论文,但艾滋病目前至少在科学层面已经达成共识,艾滋病科学争议核心机制(病原、传播、有效治疗)在相对较短时间(十几年)内基本解决,并转化为全球防疫行动的基础。
气候问题至今未能在科学上达成统一共识,最典型的是支持全球变暖的核心论证模型,著名的“曲棍球杆理论”,就存在巨大争议。该模型显示,过去千年来地球温度一直只有小幅短期波动,但进入20世纪气温上升达到历史最高——温度曲线变化类似一根末端急剧翘起的“曲棍球杆”。该理论在1990年代末发表后引发激烈争议,比如一种颇具影响的反对观点就认为,15世纪气温可能高于20世纪1980年代之前的气温,过去千年的气候变化曲线根本不是“曲棍球杆”。时至今日,气候科学理论离达成共识仍然遥遥无期,据法新社报道,特朗普政府近日正准备推翻一项关于温室气体危害的基础科学认定,改成温室气体无害论。
再从科学与政治的关系来看,尽管制药公司围绕HIV药物专利和价格也曾引发巨大争议,南非国家政治领导人姆贝基总统2000年时一度否认艾滋病的存在,导致灾难性的公共卫生政策延误,但这类科学被金钱和政治意识形态扭曲的案例,只发生在局部,并不具有全球普遍性。
相较而言,艾滋病在政治上的角力复杂程度完全不能和气候问题相提并论。在国家内部,譬如美国,气候问题一直是两党党派政治斗争的必争议题,民主党奥巴马总统在任主张积极减排,于2016年加入《巴黎协定》,共和党特朗普上台就宣称科学还没定论“代价太大”退出《巴黎协定》,这一系列操作实质是背后各自代表的传统能源行业与新能源行业利益集团的明争暗斗。国与国之间利益冲突更尖锐,减排意味着要改变能源结构、发展方式,这直接关系到各国的钱袋子和发展空间,谁都不想吃亏,科学争议在这里就成了谈判桌上讨价还价的筹码。更糟的是,有时候强大的政治或经济利益集团,会直接施压或资助研究,试图“证明”气候变化不严重或者人类活动影响不大。这让科学共识更难形成,公众也更困惑。
气候问题科学本身就非常复杂,存在巨大争论空间,各种政治力量为了各自的经济利益、发展权利和选票,紧紧抓住这些科学争议不放,互相指责、推卸责任。减排的巨大经济代价和长远见效的特点,更让各国在“谁该出多少力、出多少钱”上吵翻天。科学和政治死死纠缠在一起,变成了一笔“糊涂账”,全球共识自然就难产了。
当前应对气候问题的两种解决思路
气候问题虽然无法在科学和政治上达成有效共识,但现有解决思路有两种路径:
第一个解决路径是“绿色”方式。“绿色”人士将气候问题主要归罪于现代化成果,认为科技发展才是气候问题的罪魁祸首,顺理成章的解决方案就是要求减缓或停止科技发展节奏。在“绿色”人士那里,气候问题更多是一种文化观念或道德问题,他们将问题的解决主要寄托在生活观念的转变,以及个人道德的自律和内省上,比如美国阿米什人主动拒绝现代化的生活方式,就被很多绿色人士所敬佩和推崇。书中提到的一个例子也很典型,澳洲一位名叫特雷纳的退休学者,在悉尼郊区外建立一个名为“猪脸据点”的另类生活方式教育小站,访客可以看到一架自制的风车、一套泥砖制作设备和一片永续生态花园,还有装饰性的廊桥和天马行空的指示牌。
第二个解决路径正是本书讨论的主题——生态现代化主义。作为一个2013年才出现的新术语,用通俗的话解释,生态现代化主义对气候问题采取主动出击策略,与“绿色”方案秉持的退守自律不同,相信通过务实技术和在政治上的可行方略,最终能达到有效应对气候变化的目的。生态现代化主义遵循的技术逻辑,其核心在于将复杂的全球变暖问题解构为一系列具体的、可技术干预的环节,并寄希望于通过持续的技术创新、规模化应用和系统集成,最终实现“脱碳”乃至“负碳”的宏伟目标。
要真正实现上述目标,关键一步是彻底改造人类主要依赖煤、石油、天然气等传统能源的局面。首选是充分利用能清洁发电的风能和太阳能作为替代,除了让太阳能板和风力发电机更高效、更便宜,还要大力研发储存电力的新技术,同时电网本身也需升级成“智能电网”,才能更灵活地调配这些不恒定的绿色电力;其次是进一步提升核能使用技术,核能可以稳定、持续地提供零碳排放电力,弥补风能和太阳能“阴晴不定”的缺点;再次是给暂时离不开的化石能源“戴口罩”,这得用上一种叫“碳捕集”(CCUS)的技术。简单说,就是在这些工厂的烟囱口把排放的二氧化碳集中捕获,然后要么深深地埋到地底下封存起来,要么想办法再利用(比如做化工原料)。
生态现代化主义的技术逻辑本质上是一种雄心勃勃的“技术修复”信念,它承认问题的严峻性,坚信人类的工程智慧和创新能力,能够设计并建造出解决这一问题的“技术方舟”。简而言之,生态现代主义者并不过分纠结科学、政治或文化观念上的差异,核心思想是将气候变化简单视为一个工程问题,着重于提出有效的技术解决方案。
从本书展示内容来看,尽管绿党人士和生态现代主义者都尝试应对气候问题,但双方关系却几近水火不容。生态现代主义者看来,“绿色”方案至少存在两项致命短板:
其一,虽然极少数人愿意主动过低能耗生活,但世界上大多数人本意都希望过上幸福的现代化生活,绿色生活推广不具实际可操作性;
其二,国家彻底履行拒绝现代科技的绿色方案,意味着自废武功主动放弃发展权力,在当前国际激烈竞争背景下,这一方案显然万万施行不得。
绿色人士则猛烈批评生态现代主义者对技术的迷信,认为把温室气体“零排放”希望寄托在新技术创新上只会使事情变得更坏,其中论辩双方主战场之一就是核电存废问题。特别在一些欧洲国家,核电存废已经上升到国家意识形态之争的地步。2011年日 本福岛事故后,默克尔政府迫于绿党压力宣布2022年全面关停核电站,2023年4月德国关闭最后三座核电站,之后被迫无奈从法国高价进口核电,又被批“转移污染”。2023年能源危机中,在野党联合提案重启核电站,遭执政联盟否决。自民党领袖林德纳痛斥,为意识形态牺牲能源安全,是德国气候政策的失败!
除此之外,双方对政府在应对气候问题过程中应扮演角色也存在巨大分歧,生态现代主义者认为国家政府才是主导解决气候问题的终结希望所在,而绿色环保主义者看法完全相左,认为政府本质霸道不可靠,通常才是环境生态的最大杀手。
中国在解决气候问题的技术赛道上一骑绝尘
在绿色方案和生态现代主义之间,作者倒是观点明确,认为后者才是解决气候问题的希望所在,并总结了践行生态现代主义的两条标准:第一条是国家应该主导技术创新和运营;第二条是技术创新的方向应由国家来掌控。
以这两条作为衡量标准,作者在美西方国家找了一圈,试图找到理想施行“样板”,最后总算勉强找到一个——奥巴马总统任期和盖茨共同发起的一个创意联盟,叫“创新使命”。最早加入该联盟国家(最初有21个)承诺从2016年到2021年,实现国家低碳创新支出翻一番,从150亿美元增加到300亿美元。作者也早看出这是个名不副实的草台班子,预计特朗普上台后就该作鸟兽散,但让他感到意外的是,欧盟新成员居然加入“创新使命”,并接管了美国先前的管理领导权,随后一段时间还运转得有声有色,确定了多种低碳创新挑战项目。到2021年临近,虽然当初设定的低碳研发支出目标无法达成,“创新使命”很可能就此夭折,但作者仍然赞誉该项目的存续,表明“精英群体正在逐步认识到国家投资对于气候相关创新具有重要价值”。
由于此书写作完全从美西方中心主义出发,这极大限制了作者的视野,事实上,只要他把目光稍稍转向东方,就会发现中国政府过去这些年认真履行解决气候问题的职责,已经取得了惊人成效,中国才是作者主张的两条标准的真正践行者。
中国政府将气候治理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主导推动能源转型与技术研发,系统性布局光伏、风电、核电等清洁技术产业链,通过“十四五”规划明确碳中和路径,设立千亿级绿色产业基金,中国已成为全球最大可再生能源投资国(占全球总投资1/3)和清洁技术专利持有国。通过积极布局推进“风光水火储”多能互补工程,当前光伏组件产量占全球80%,成本十年下降90%,全球50%电动车、70%锂电池、60%风电设备由中国供应,事实上,中国在解决气候问题的“技术赛道”上已经一骑绝尘。
有意思的是,迄今所有气候议题的重要一阶科学理论,从学界早期公认的地球气候变化千年大模型到后来著名的“曲棍球杆理论”,都不是出自中国人之手,包括本书讨论的“生态现代主义”这种时髦术语,也不是中国人提出的。但当美西方国家还在“绿色”方式和生态现代主义两种方案之间吵得不可开交的时候,中国却“讷于言而敏于行”,走上了生态现代化的务实道路
在所有关心气候问题的大国中,中国真正做到了搁置争议认认真真解决实际问题,丁仲礼院士早就一针见血指出:西方国家就是在“放空炮”。从更深层次解读这一事实,或许可以这样看,对于一个漫长历史中就有着深厚技术“基因”,并且今天技术成就仍然表现异常突出的国家而言,尽管气候问题无比复杂和棘手,却能做到搁置争议寻求务实解决,将气候问题转化为工程技术命题,其实是“血脉觉醒”的一种本能表现,归根到底,技术赛道自古以来就是中国最擅长的赛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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