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书医”与古籍的故事被看见

    ■汪 帆

    《补书》，顾名思义，讲的是修补古书。然而这里的“书”，并非寻常读物，而是历经数百年乃至上千年沧桑的古籍。它们如同风烛残年的老者，脆弱多病，亟需专业的“医生”——古籍修复师——去精心呵护。这本书，便是关于这些“书医”与他们手中古老生命的故事。

    这是我的第三本书。2019年出版的《书路修行》印量较小，知者或许不多；2023年问世的《寻纸》，本是一个探寻全国各地手工纸的小众话题，未曾想竟销售了36000余册，这份意外之喜，让我深感读者对传统文化的好奇与热情。《补书》的诞生，更要特别感谢（国家图书馆）张志清常务副馆长。2020年初，他的一通电话给了我方向：建议我以在西湖边工作、常在咖啡馆构思的生活为背景，结合修复古籍的感悟，写点类似《寻纸》专栏文字，最好能“寄情于景”。这个提议让我既感荣幸又觉挑战巨大。尤其是张馆长那句关于“南方浆糊香味”的要求，至今仍是我琢磨不透的命题，犹如杜老师所说南北虫蛀差异般玄妙，只好留待日后深究。于是，我开始尝试将湖光山色融入修复叙事。为此，我翻阅了不少旅游散文，研读了朋友特意送来的《夜航船》，学习如何描绘西湖雪景，过程颇有些“痛苦”。

    然而，写作并非全是艰辛。当回忆那些真实发生的故事时，笔下便自然流淌出温度与笑意。记得有次女儿问我：“老妈，你在笑什么？”那正是我沉浸在过往点滴的时刻。比如书中写到在上海嘉定博物馆传拓的经历：黄梅天闷热潮湿，作为班长，我“吃亏”地选了最高的石碑，每天奋力登高刷纸，手臂酸痛却练出了肌肉，手上磨出的水泡反而让刷子用得更顺手——这些苦与乐都成了珍贵的记忆。还有2007年刚入行时，潘美娣老师教导我们纸捻的故事，让我深刻体会到老一辈修复师“一辈子”的专注与功力。我的师父，胡玉清老师，世界上修复敦煌卷子最多的专家，她日复一日琢磨如何把一根皮纸条撕得既漂亮又实用，教会我从细微处见大千世界，影响至深。这些感悟，都化作了书中的篇章。

    书里也记录了一些“糗事”，比如初学染色时，把黄檗像煮橡碗子一般处理，染出个遭同事嘲笑的黄绿色，只好偷偷藏起。后来修家谱时竟意外派上用场，也算失之东隅收之桑榆了。案例方面，我详细描述了两个，都是让我印象极为深刻的。另外，我也在书中讲述了咱们馆在这些年的重点工作：一是近年建立的中央纸库，再有一部分，是张志清馆长颇为看重的理论探讨部分。坦白说，作为文科生，梳理修复理论、思考四大原则如何在实践中深化，对我而言是书中最费心力也最感迷茫的章节。我努力去写，深知它需要不断在实践中修正和完善。

    书中关于古籍保护的文章，特别是晒书的部分，也引发我诸多思考。浙江图书馆从2015年的“小微书库”到如今的“晒书活动”，影响日增，但这传统在我们馆源远流长。查资料时发现，早在1953年，张宗祥先生就撰有关于我们应该如何晒书的实践指导文章，这份传承令人感佩。最难忘的经历，当属修复敦煌卷子。感谢胡玉清老师给予团队这个机会。修复时，仿佛时空被折叠，能看到前人的工作痕迹。马克先生关于“卷子舒服”的论述令我深有共鸣——修复的核心，不在于炫技，而在于让古籍“舒服”，在于长久的保存与文化的赓续。

    《补书》的出版，对我个人是莫大的鼓励，但我深知这份“被看见”包含着幸运。行业里还有许多比我更优秀、更努力的老师默默耕耘着。我由衷希望，这本书能成为一个窗口，让更多人关注古籍修复这个领域，看到这些守护者的付出。就像张馆长所说，只有基础更扎实、影响更广泛，我们这个行业的未来才更可期。

    至于读者能从书中收获什么，我不敢妄言。《寻纸》的经历告诉我，读者群体的广泛与反馈的多元远超预期——有修复同行、手工纸从业者、文化爱好者，也有许多普通读者，尤其是三四十岁的女性朋友，她们从中看到了职业女性的可能性或家庭主妇被看见的渴望。所以，我不愿也无力去划分读者。我相信，只要真诚地记录与分享，当更多人关注这项事业时，自然会有更多像我们一样的修复师、保护者被看见。这是我的心愿，也是我们共同努力的方向。

    （本文作者系浙江图书馆古籍修复师、《补书》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