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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仪明 鲁晓聪
身体，作为生命的重要载体，历来为人们所关注，而如何认识身体也因此成为古今中外思想中的一个重要问题。西方学者无疑较早对身体展开研究，他们不但从形上层面探讨身体与心灵、意识的关系，而且关注身体对形下社会中诸如政治权力、文化认同等的影响。我国虽然对身体的系统研究略晚，但毋庸讳言，我国古代思想中早已蕴含丰富的“身体”认知萌芽。无论是《易传》言“安其身而后动”，还是《孟子》谓“守身为大”“反身而诚”等，皆可视为早期儒家对身体的认识。不唯儒家，在佛、道二家的典籍中亦不同程度上反映了他们对身体的认识。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对身体的不同诠释与解读可视为研究我国古代思想发展的“阿里阿德涅之线”。
近年来，我国学者已然认识到身体的现代价值，并尝试寻求我国古代“身体”的内涵与独特性，从而建构富有中国特色的身体观。如杨儒宾认为儒家身体观的原型来自于先秦时期的“二源三派”，即《周礼》中亡的威仪身体观、医学的血气身体观、以荀子为代表的礼义身体观、以孟子为代表的心气化身体观和秦汉以后的自然气化的身体观。黄俊杰给予“身体”三种定位：作为思维方法的身体、作为精神修养之呈现的身体、作为政治权力展现场所的身体。周与沉从比较文化、医学、道德、政治等四个角度对中国身体观研究进行了概括。张再林更是从中西比较的视角对中国古代身体进行全方位的剖析。经过前人的不断拓荒，我国对身体的研究日趋深入成熟，不但对古代经典中所蕴含的“身体”元素进行进一步的注解诠释，而且从不同的研究视角和学科背景来探讨它的当代价值，使其成为交叉学科研究中的热点问题。张其成、熊益亮教授的新著《先秦两汉简帛医书身体观研究》（人民卫生出版社2024年12月出版）无疑是我国身体研究中尤为重要的成果之一，不但展现出中医与哲学跨学科之间的互动，而且从新的材料和视角弥补了学界对现有身体观研究的不足，拓展了中医哲学的研究。
中医“身体”的追本溯源
虽然我国历代诸家对身体均有不同程度的讨论，但由于医学与身体之间的天然联系，故古代医家对身体的关注相较于其他各家来说显得更多，且“对中国身体观的塑造，绝对是举足轻重的”（杨儒宾《中国古代思想中的气论及身体观》，巨流图书公司1993年版第30页）。《黄帝内经》无疑奠定了中医身体观的早期雏形，无论是《素问》所言：“人以天地之气生，四时之法成”，还是《灵枢》将人之两目九窍与日月九州相应，均反映了早期医家对身体的认识并在后世产生巨大影响。可以说，中医身体观理论构建乃是以《内经》为基础而展开的。
诚然，《黄帝内经》身体观的重要性以及影响力已然成为学界的共识并得到广泛研究，如费侠莉、蔡璧名等均对《黄帝内经》中的身体进行研究，并总结出《内经》身体观的特点及其奠基性。然而，《黄帝内经》并非出自某一人一派之手，确切的成书年代虽尚无定论，但一般认为其不早于汉代，也即意味着《内经》对身体的认识势必受到我国更加古早的医学的影响。那么《内经》中所展现出的中医身体观又源于何处？张其成、熊益亮教授显然早已关注到这一问题，并进行深入的思考与研究，而二人将目光聚焦于出土文献可谓抓住了问题的关键。
张其成、熊益亮教授敏锐地捕捉到，近几十年出土的先秦两汉简帛文献中所蕴含的身体元素反映的正是早期医家对人们身体的认识。这些身体元素不但与《内经》身体观相互印证，而且很大程度上说明了中医身体观早在《内经》之前已零星存在。张其成、熊益亮教授通过对目前已出土的简帛文献进行系统整理和研究，将简帛文献中与身体相关的描述主要分为词汇、语言和图像三类，不但直观地体现了先秦两汉医家对身体的认识，而且较为清晰地勾勒出我国早期身体观的雏形，从而实现为中医身体观寻本求源的目的，而这也正是本书尤为重要的贡献之一。
医家身体观的哲学性
近代名医张锡纯曾言：“哲学实为医学之本源，医学即为哲学之究竟。”（张锡纯《中医论说集》，学苑出版社2007年版第47页）从中医学的发展历程来看，其与我国古代哲学的发展的确联系密切。无论是先秦时期，诸子的修身养生理念，还是宋明时期的理学工夫论等皆对中医理论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不同程度的促进作用。简帛医书中对身体的认识亦不例外，它同样有取于我国古代哲学并加以运用，从而使中医身体观成为中医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张其成、熊益亮教授基于扎实的文献工夫和丰厚的中医哲学修养，在对出土简帛文献中的身体论述进行整理分类的基础上，进一步挖掘了早期医家对身体的功能与结构、疾病与养护的认识，分析了早期医家在建构身体观时的思维方式，并总结了早期医家身体观所属的哲学范畴。著者指出，先秦两汉简帛医书在论述身体观中直接将中国古代哲学的思维方式引入，如天人合一、取象比类、数术思维等，并结合了中医学对身体的认识，从而形成了具有中医学特色的身体观。无论是简帛医书中的气化身体观、数术身体观、中和身体观，还是比喻身体观等，实则皆是中医与哲学结合的产物，故而在早期医家的身体观中闪烁着哲学的身影。
张其成、熊益亮教授对早期医家身体观的哲学性解读无疑说明中医学并非仅是形而下之技术，而是同样具有形而上之理论的层面。因此，中医学不能仅归属于现代自然科学体系，而是要将其同样置于人文学科中，以跨学科的视角来更好地对其展开研究。此外，著者以身体观为线索对我国古代医学与哲学的同源性的揭示也进一步确立了中医哲学在中国哲学中的地位。由此来看，该书不仅厘清了医家身体观的来源、内涵和特征，而且更是结合当今中医学、哲学学科的发展现状对其现代价值进行讨论，可谓是以小见大，值得我们深思。
文献与方法的双重推进
《先秦两汉简帛医书身体观研究》一书的思想观点与立论依据是建立在扎实的文献基础之上。张其成、熊益亮教授对已出土的简帛医书和简帛医学材料进行全面的搜集与整理，不但将其中有关身体的论述和图像进行分类整理，而且更是在附录中对每个身体词汇的出处及原文进行罗列，可谓做到了“言出必有据”，彰显了作者治学严谨的态度。这些简帛医书和简帛医学材料中的身体论述不但为本书的研究打下了坚实的文献基础，而且也为后人的身体观研究提供了材料支撑。
本书虽然聚焦于简帛材料中的身体论述，但却并未将视野局限于简帛之中，而是从中医学、文献学、思想史、文化史等多重视域中，综合运用比较研究、二重证据等方法，不但将简帛医书身体观置于中医学史、哲学史中加以考察定位，而且同时将其与儒、道、《黄帝内经》等身体观进行横向比较，从而更加凸显简帛医书身体观的特点和重要性。同时，作者充分运用跨学科的方法，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在挖掘简帛医书身体观的思维方式、文化内涵的同时，同样对身体养生和疾病疗愈的应用方法加以讨论，从而说明简帛医书中对身体的认识以及某些诊疗原则即使在现代医学中仍然适用，间接佐证了中医传承的连续性。
虽然本书在文献与方法上均有较大突破，但遗憾的是由于作者在撰写过程中有些出土医学文献仍处于整理和释读阶段，以及文献的残缺破损造成的语言不完整性，故而导致对早期医家身体观的某些理解可能略有偏颇。但总体而言，本书文献详实、论证严密、视角丰富，极大程度上解决了中医身体观的理论之源的问题，不但有利于身体观和中医哲学的后续研究，而且进一步提升了中医药文化的影响力，是一本兼具思想性、创新性和时代性的好书。
（作者徐仪明为中南大学道学与心理健康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鲁晓聪为湖南省委党校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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