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元典研究的新突破

    ■周积明

    暑天大热，可读李振宏主编的《中华文化元典学术史丛书》竟不觉正是炎热之日，而是沉浸于书，与书俱化。

    一、“元典”内涵的新扩展

    “元典”一词，系冯天瑜所创发，其渊源来自雅斯贝尔斯著名的“轴心时代”之说。在《人的历史》中，雅斯贝尔斯说：“以公元前500年为中心——从公元前800年到公元前200年——人类的物质、精神基础同时地或独立地在中国、印度、波斯、巴勒斯坦和希腊开始奠基，而且直到今天人类仍然附着在这种基础之上。”这个时代被称为“轴心时代”。“这个时代产生了我们今天依然要借助于此来思考问题的基本范畴，创立了人们至今仍然生活在其中的世界宗教”。正是在轴心时代，一个民族的原创性精神首次得以系统地整理，由此形成的典籍即所谓“元典”。在“元典”中，蕴涵着该民族整个文化系统以后发展过程的密码，集中反映了民族的集体经验和文化心态，并成为一个民族垂范永远的精神象征和取之不尽的精神源泉。因此，对元典符号编码的破译，是了解一个民族、认识一种文明、理解一个社会的关键和纲领。1992年，台湾文津出版社出版了冯天瑜的《元典：文本与阐释》，两年后，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该书的简体字本。在国内外学术界，冯天瑜关于中华文化“元典”的研究，可谓是开辟先路。

    冯天瑜最初定义的“中华元典”，是先秦典籍《诗经》《易经》《尚书》《春秋》，三《礼》以及《论语》《墨子》《孟子》《老子》《庄子》《荀子》等。在2020年与姚彬彬合著的《中国元典文化十讲》中，他又补充了三个概念：第一，儒家典籍之外的诸子书也颇具元典性；第二，两汉以降译传到中国的佛典以及中国僧人自创的佛教经典（如《六祖坛经》），亦当纳入元典行列。第三，晚近方得见天日的出土文献，也具有值得重视的原初性。

    《中华文化元典学术史丛书》的主编李振宏是史学理论专家，他承继冯天瑜关于“元典”的解说但又不囿于此。在丛书序中，李振宏从“元”的基本含义出发，拓展“元典”的内涵，指出所谓的“中华文化元典”不仅是最早的一批文化典籍，而且涵盖了后世中国思想发展的诸多问题意识；它们不仅提供了后世中国最宝贵、善良和美好的思想修养资源，而且是后世中国文化的基础和出发点，一切思想元素都来源于此，一切思想的发展都以此为根基；它们不是中国文化典籍的全部，但却是中国文化中最重要、最核心的部分。他对“元典”的定义，极为精炼地概括了元典的三大基本特征。这就是：问题意识的源头性（为后世思想提供核心议题）、文化资源的基础性（构成文化发展根基）、精神符号的永恒性（民族精神的象征）。在这个宽阔的视域下，由他主编的《中华文化元典学术史丛书》就有了新的样态。

    《中华文化元典学术史丛书》已经出版的有11本，它们是《〈论语〉学术史》《〈孟子〉学术史》《〈礼记〉学术史》《〈管子〉学术史》《〈商君书〉学术史》《〈春秋繁露〉学术史》《〈史记〉学术史》《〈汉书〉学术史》《〈史通〉学术史》《〈文心雕龙〉学术史》《〈昭明文选〉学术史》。在这11本中，《〈论语〉学术史》《〈孟子〉学术史》《〈礼记〉学术史》《〈管子〉学术史》《〈商君书〉学术史》5本是先秦时期，其余6本则是汉代以后。其中，《史记》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汉书》是第一部断代史。《春秋繁露》“既是秦汉之前中国传统思想的系统总结，又是秦汉社会开辟新时代的思想独创”，奠定了“帝制时代的政治架构”（马勇语），后世天人理论、华夷之辩、大一统观往往以其为思想源头。《昭明文选》是中国现存最早的一部文学总集，“文选学”的出现以及“文选烂，秀才半”的俗语，充分呈现了它对中国文化人的影响。《文心雕龙》奠定了此后千余年中国文论和美学范畴、体系的基本话语建构，奠定了此后千余年中国文论和美学的话语范式，被鲁迅称为“开源发流，为世楷式”。和《文选》一样，《文心雕龙》研究也发展成一门专门的“龙学”。《史通》是中国第一部史学理论著作，也是世界上第一部史学理论著作。这几部著作都不是“轴心时代”的文化典籍，但却无一例外是后世中国文化的基础和出发点，是中国文化中最重要、最核心的一部分，因此，它们足以当得起“元典”这一至尊地位。中国文化元典的概念和内涵因此而得以大大扩展，这是本套丛书的重要学术意义。

    二、展现元典文化的新脉络

    冯天瑜研究“中国文化元典”，在“元典”的文化实践中提炼出“循天道、尚人文”“通变易、守圜道”“重伦常、崇教化”等“元典精神”。他又别具慧眼，提出“文化重演律”的重要理论。他诠释“文化重演律”说：“‘文化重演律’是‘否定之否定律’在文化发展过程中的一种表现，指文化的演进不是直线式的，而呈螺旋上升状的‘回复’与‘重演’。”这种“回复”与“重演”实际上是一种“文化返祖”。而其所返之“祖”，往往是元典所贮蓄的某一民族文化的“元精神”。

    《中华文化元典学术史丛书》别开生面，以学术史为载体，纵向展开每一部“元典”是以一种什么样的方式传播和影响到后世，形成一条文化传播的链条。

    所谓学术史研究，即通过叙述师承、剖析潮流，展示一代学术发展的脉络与走向，其核心是“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从这一定位而言，《元典学术史》的整体写作路向，就是研究各部元典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研究情况以及发展脉络，然而，元典学术史不仅是一部学术史，而且是一部元典思想诠释史。著名历史学家E.H.卡尔说：“过去常说，让事实本身说话。当然，这话是不确切的。只有当历史学家要事实说话的时候，事实才会说话。由哪些事实说话、按照什么秩序说话或者在什么样的背景下说话，这一切都是由历史学家决定的。”他断言：“解释是历史的生命血液。”每一代学人都是在本时代的时代氛围中去理解元典、接受元典、传承元典、诠释元典。而这样一个过程就是元典传播史。正如总编李振宏所指出：“历代学人对元典精神的时代阐释，都是文化精髓在更高层次上的发扬和转换，是将原有文化本已蕴含的文化意蕴在新形势下重新发现，重新唤起，并赋之以新的生命活力。”“理论是灰色的，生命之树常绿。”正是在一代又一代元典诠释的川流中，元典的价值才被充分地发掘和理解，元典才被激活全部的生命，焕发出新鲜的活力。从这一意义上说，“中国文化精神，不仅深埋在固有的文化元典中，也包括在历代学人对元典不断阐释的学术史中”。这就是这一套《中华文化元典学术史丛书》的重要文化价值。因此，国家新闻出版署把它列入“‘十四五’国家重点出版物专项规划重大出版工程项目”，是有眼光的。

    三、主编、作者和出版社

    《中华文化元典学术史丛书》之所以能在元典研究上取得突破，是主编、作者、出版社三方面协同努力的结果。

    主编李振宏是国内著名史学家，尤以史学理论为专门。良好的理论素养赋予李振宏敏锐的眼光、犀利的思维与高屋建瓴的视野。在《总序》中，李振宏提出本套《丛书》撰写的“三项基本原则”：其一，从本丛书的著述宗旨出发，“坚持学术史研究最重要的方法论思想，深刻揭示元典著作被不断阐述、返本开新的时代内涵，从中国历史的发展过程中阐释元典精神的生命力”；其二，从学术史著述的基本特性出发，“严格遵循传统的‘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学术史逻辑，清晰地描述元典精神发展演变的历史线索，以揭示中国文化精神的思想轨迹”；其三，从本丛书的社会使命出发，“偏重从思想史的角度，梳理元典思想发展的线索，而不囿于传统元典研究的文献考订方面，将读者定位于社会大众，希望社会读者能够真正得到思想的启发”。这三点原则的提出，决定了这套丛书的撰写一开始就站在一个思想高度，从而收获成功。

    已出版的11本书的作者13名（其中2部是合著），其中教授9名，副教授3名，博士研究生1名。无论是教授还是副教授、博士生，都是相关领域的专家，这是这套丛书成功的重要保障。正是经由这13位作者的努力，《元典学术史丛书》中的每一部都足以成为该元典流传接受不可绕过的重要学术著作。当然，《丛书》中也有论述未尽周密之处。如商鞅既是一位有魄力的改革家、变法者，但商韩之术同时对中国古代专制王权起有极大的理论支撑作用。这种两面性不容忽视。作者称民国时期对商鞅的正面评价“使商鞅的真面目进一步得到澄清，不再被儒家的陈说所蒙蔽”，这样一种说法似乎值得商榷。历史诠释本来就呈现为多向度，“一千个读者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何为“真面目”？ 何为“儒家的陈说”？这样的论说似乎太决断。顺便一提的是，章太炎的《商鞅》一文发表于1898年亦即光绪二十四年，而非民国。更不可忽视的是，同一时期既有章太炎《商鞅》为商鞅正名，也有更多知识人在尖锐批判专制主义的时候，激烈批判商鞅。《忘山庐日记》中孙宝瑄说：“荀卿以法乱儒，其门人李斯宗其说，远继管、商而祸天下”，“吾闻商鞅、李斯，以法家战胜学界，始举忠置于孝之上，以隆主威。甚至教人尽忠于君，而并禁其孝悌之行。自是以来，大义寖晦，天下人无复知孝之为道实先于忠，反视忠重于孝，而孝悌忠信四字自然之次序，亦习见而漫然不省矣。”当然，无论是章太炎为商鞅翻案还是孙宝瑄批判商鞅，都是基于当下的思想需要，但如果要写一部较为完整的《商君书学术史》，是否还是要将历史的复杂性尽量纳入书写？

    最后要给济南出版社衷心地点个赞。因为出版社的鼎力，这套书才能走向社会，走向学术界，走进历史。据知，这套丛书还会有后续之作，不禁为之欣喜和期待。我一直认为，出版不应该是一个经济行为，而应该是一个事业。但愿中国有更多有眼光有气魄的出版家，和学术界同心协力，支撑起中国当代学术的大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