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构“西游故事本位”研究体系的关键坐标

    ■王珏

    回顾近年来的“西游”研究，可以发现：百回本《西游记》的经典光晕正在逐步由文学向文献、文化领域扩散。这一转化态势的形成，不仅是文学研究（审美、版本、作家、成书）趋于饱和的必然结果，更是新时期学术视点由“精英”向“通俗”移动过程中的自然选择。换言之，在新的时代要求下，重新发掘、评估《西游记》作为中华文学经典的文学史、文化史意义与价值，需要回归“经典”的历史文化生态，在一定程度上跳出精英语境的拘囿，进入通俗文学语境，完成自“文本中心”到“故事中心”的姿态转变，在被文学史书写惯性所忽视、遮蔽的地方发现讲述“西游故事”的更多可能。基于此，越来越多的民间文献被纳入“西游学”的研究视野，迸发出迥异于书本案头研究的旺盛活力。

    当然，放眼“民间”固然是一种学术视点的“下沉”，但并不意味着是对主流学术路径的偏离。恰恰相反，以民间文献切入“西游”研究，根本而言还是要立足于百回本《西游记》。目前来看，相关研究的局面是较为清晰的：一方面，通过对《西游记》研究史的综合把握，在继承前学丰硕成果的基础上，找到文学文本与民间文献的潜在联系，构建多维立体的研究框架；另一方面，在辨析各类文献的基础上反哺文学文本，重新辨析、厘定百回本《西游记》的文学经典价值，于转换视点、调整重心、平衡逻辑的尝试中，不断发现新的、可持续的学术增长点。而综观这两条内涵相对独立，外延又互相扭结的考察线索，一个具有统摄意义、范式效应的核心阐释路径便呼之欲出——以“故事”为本位，以“跨文本”为格局，构建“开放的西游学”研究体系。

    所谓“跨文本”，最初为辽宁大学文学院胡胜、赵毓龙、赵鹏程团队，依托于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西游记》跨文本文献资料整理与研究”，开展“西游故事”研究的落脚点与着力点，即脱离百回本《西游记》的中心研究位置，从“故事”的原生面貌入手，观照其之于“西游”纷繁复杂的再现、重述、解构现象与行为，及其相互之间的互动关系。至于“开放的西游学”，则是基于《西游故事跨文本研究》（赵毓龙著）、《西游戏曲集》《西游说唱集》（胡胜、赵毓龙辑校）、《〈西游记〉与西游故事的传播、演化》（胡胜著）等系列专著的问世，北京大学刘勇强教授对这一核心阐释路径突出特点的提炼和总结。如今看来，无论作为动因的“跨文本”，还是作为结果的“开放的西游学”，都已在陆续的文献搜集工作与理论体系建构中得到反复核验，并呈现出极强的稳定性与延展性——当传播媒介、地域知识、文化习俗等“故事本位因素”成为研究“西游故事”的重要面向，相关文献整理的价值与意义也随之凸显；而因为资料来源的原生性、广泛性、复杂性及其相互之间的关联性，文献累积的成果也反过来推动“西游故事本位”研究体系的成熟与纵深。二者相互印证，循环上升，逐渐揭开那个可能更接近历史真相的“西游世界”。

    就此而言，胡胜、赵毓龙、赵鹏程辑校《西游宝卷集》的出版，无疑值得重点关注。就文献整理工作的表面成果而言，《西游宝卷集》看似只是对《西游说唱集》的专向延伸与补足，而如若将目光进一步凝聚于文献本身，则不难理解其中奥妙：之所以特别聚焦“宝卷”这一说唱形式，除了它们本身即为一种庞大的文献群落，更关键在于其内含强势的“故事”动能。

    具体而言，“西游宝卷”的“关键情节几乎涵盖了小说的主要版块（魏徵斩龙、太宗入冥、刘全进瓜、江流故事），但细节处每每有出人意表的变化”（《西游说唱集前言》），它们既在整体上与百回本《西游记》共享语境，又于细节中开辟出众多独立的“故事”坐标，而每个“故事”坐标间又往往相互呼应，从而架构起一个多点共振、立体勾连的“故事”体系。尤其重要的是，这一体系绝不与百回本《西游记》或其他“西游说唱”亦步亦趋，而是在相当程度上保留着特定地域中独立自足的、受多种因素影响的、相对封闭的文化底色，从而呈现出独树一帜的“故事”生态，最终反过来从不同角度帮助我们介入、检视“西游故事”的传播与演化序列。也正是在这个基础上，著者指出：可以“借助这些民间‘说唱’文献，使‘西游故事本位’研究体系的建构成为可能。”（《西游宝卷集前言》）换言之，在“跨文本”的研究格局中，不同体类“西游故事”的研究价值是差异化的，而“宝卷”则是其中不可忽视的重要文献类型，从这一角度发起对“西游说唱”文献的深度整理与单点聚焦，进而为构建立体、全面、科学的“故事”阐释体系增附重要一环，既是可行的、必要的，也是合适的、合理的，其意义并不只是对相关研究提供了必要的原点数据，更重要的是为后续研究指出方向。

    同时，“西游宝卷”对“西游故事”纷繁复杂的讲述行为，也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价值。毕竟，站在“跨文本”的立场审视“西游故事”，无非是要厘清三条考察路径：第一，“西游故事”与百回本《西游记》之间相互影响、彼此印证的纵向演化路径；第二，“西游故事”脱离百回本叙事经验，受地域、宗教、民间文化等因素影响，而发生变异进而多样化发育的横向伸展路径；第三，“西游故事”各条“枝干”之间竞择、联结、传播的互融共通路径。这三条路径，基本都能够在体量庞大、内容纷繁、内涵丰富的“西游宝卷”中得到具象化呈现。如通过阅读、对比《销释真空宝卷》《长生卷》《受生宝卷》等作品，可以看到“西游故事”对百回本《西游记》做出的不同程度、不同意趣的重述与重构。再如通过挖掘《佛门请经科》《地藏本愿经》《五部六册》等宗教性较强的作品，则可以看到法会科仪、祭祀等宗教文化的影响。当然，在更普遍的情况中，我们更能看到各类“地方性知识”对宝卷创作内容、主旨的无形而又显著的渗透。凡此种种，实际上都是在文献层面对上述三条路径的回应，而这些回应，归根结底又都是以“故事”为中心参照的。

    可以说，《西游宝卷集》最典型的学术意义，不仅体现于对文献材料的深入辨析与深度整理，更在乎其之于“西游故事研究体系”建构的坐标性意义——阅读“西游宝卷”的过程，也是感受、消化、理解、思考“开放的西游学”的过程。当然，无论“跨文本”，还是“开放的西游学”，胡胜教授团队对“西游故事”研究体系的设计尚未达到十分周密、完备的局面，尚有大量材料待开掘。但不可否认的是，从《西游戏曲集》《西游说唱集》到如今的《西游宝卷集》，这一研究设想也正在迅速、有序、高质量地实现自我建构。正因如此，我们也有理由相信，胡胜教授团队未来一定会有更多“西游”文献整理著作，以及与之相关联的理论性著作问世，以“故事”为本位，以“跨文本”为格局的“开放的西游学”也一定能够在一个个不断产出的新坐标的联结中，产生更大的学术价值与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