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骈清注典范　维崧师恭功臣

    ■张明强

    中国古代骈文自六朝、隋唐兴盛，宋代则骈散分工，各具风格，元明渐趋衰微，明末开始复兴，至清而集前代之大成，形成独特的面貌，与六朝、唐、宋相比肩。明末清初处于骈文复兴初期，出现了一批成就卓著的骈文家。诚如《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七三《陈检讨四六》提要所言，其中“以维崧为冠”。陈维崧作为清初最富创造力的骈文家，其骈文在当时和后世受到普遍称赞。顺治、康熙年间是清骈清注（清人注释清代骈文别集和总集）发展的初期，程师恭笺注陈维崧骈文别集《陈检讨集》（又称《陈检讨四六》）于康熙三十二年（1693）由有美堂镂板行世（下称“有美堂本”），是首部完整的清人注清骈别集。

    日前，刘晓亮君整理的程师恭《陈检讨四六笺注》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于骈文而言，陈维崧骈文在清代极具代表性和典范性；于注释而言，程师恭注是清人注清代骈文别集的开创者，注释本身十分精良。从这两个角度来说，刘晓亮君选择整理程注本具有独到的学术眼光。

    刘晓亮整理本体例完善，甚便阅读。《陈检讨四六笺注》康熙间刻本以及其后各种翻刻本的注例都是文中句后双行小字夹注，这是清代主要的注释编排方式之一。但这种注例不太符合今天的阅读习惯，故整理本采用篇末注的方式，将原注文按顺序排列于每篇之后。这样原文连贯，不被注释割裂，而注释内容按序号检寻，亦不费力。整理本按照原文在前，其后列注释内容，最后列校记的原则编排，显得井井有条，便于阅读。

    当今提倡深度整理古籍，不满足于单纯标点和校勘，要对所整理书籍的内容、作者以及背景进行说明，且汇辑与之有关的序跋、传记、评论等资料，以便一书在手，与之有关的文献略备，具有古籍整理和文献汇编的双重功能。整理本在这方面做得也非常出色，卷首《整理前言》介绍陈维崧生平事迹和著述情况，以及程师恭生平和《陈检讨集》的主要版本，并且列表比较七种版本收录陈维崧骈文的篇目情况，书末附录《陈检讨集》诸序有裨于理解程注本。

    陈维崧骈文集的最早刻本是清康熙二十二年至二十三年（1683—1684）蒋景祁天藜阁刻本（下称“蒋刻本”），包括骈文集《陈检讨集》十二卷。其后，康熙二十四年至二十八年间（1685—1689），陈维崧四弟陈宗石为之刻患立堂本《陈迦陵文集》五十四卷，包括骈文集《陈迦陵俪体文集》十卷。清乾隆六十年（1795），陈维崧从孙陈淮校刻浩然堂本《湖海楼全集》五十一卷，包括《俪体文》十二卷。《陈检讨四六笺注》整理本的陈维崧原文以康熙三十二年（1693）有美堂本为底本，以蒋刻本、患立堂本、浩然堂本为对校本，以程注本的乾隆三十 五年（1770）陈明善亦园重刻本、文渊阁《四库》本、鸿章书局印文瑞楼本（清末民国时上海文瑞楼据陈明善亦园重刻本发行石印本，书名页改题《陈检讨四六笺注》，其后上海鸿章书局据之重印，实则仍是文瑞楼发行）及陈振鹏标点、李学颖校补《陈维崧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为参校本。如此，既保证了程注本陈文的原貌（程师恭注释时修改个别原文），又订正其错讹之处。

    整理本的最大特色是对注文的核校。程师恭注本以蒋刻本《陈检讨集》十二卷为底本。整理本的程师恭注释以有美堂本为底本，以亦园刻本、文渊阁《四库》本、文瑞楼本为对校本。程注本道光后翻刻甚多，但以上几种具有代表性，且较易获得，故这种选择可谓合理。整理者还核校注文的引文，纠正了一些讹误，虽工作量较大，但大大提高了注释质量。

    刘晓亮整理本也存在一些未尽善及可商之处。其一，存在一些疏误。如《整理前言》说陈维崧生平事迹参见“储欣《陈检讨传》、蒋永修《陈检讨传》等”，实际上蒋刻本《陈检讨集》卷首蒋永修《陈检讨传》乃储欣代作，储欣《在陆草堂文集》卷三《陈检讨传》题下注“代蒋慎斋”，两篇传内容一样。对陈维崧骈文数量的统计也不确切，实际陈氏骈文总数为175首（《国朝骈体正宗》从《陈迦陵散体文集》选录的3篇暂不计入）。其二，版本选择尚可商榷。整理者以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藏有美堂本为底本，但此本乃有美堂初次刻印本，卷首缺少吴苑序和《例言》最后一条，且校勘不精。实际有美堂本存在后出的校订足本，卷首有吴序，《例言》有最后一条，且改正不少误字，当以此为底本更宜。最后，因底本不精，故此产生一些不必要的校记，比如哈佛本的一些误字，后出足本已校正，等等。

    但这些均属白璧微瑕，整理者花费的心力和取得的成就均应得到充分承认。当然，今后若能结合程注本的补注本、批注本、批点本汇集各家注释，成集注集评本，则尤有价值。

    （作者为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