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向未来的教育、科学与文化

    2025年6月28日，北京大学燕京学堂举办静园雅集，研讨“面向未来的教育、科学与文化”。对话实录辑录成文，以飨读者。

    访谈对话：

    伊琳娜·博科娃（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前总干事）

    钱乘旦（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创始院长）

    董强（北京大学燕京学堂院长）

    董强：我们今天话题是“面向未来的教育、科学与文化”。先请博科娃女士从两届教科文组织总干事的角度，谈谈教科文组织的意义、面临的危机及其应对。

    博科娃：首先我想表达我的谢意，很高兴今天能够参加这样亲切的活动。关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如何促进人类和平，并在教育、科学和文化这些紧密关联的领域加强人类合作，都是很有意思的议题。

    2014年，习近平主席到访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这正是在他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后不久。他选择教科文组织作为首个到访的联合国机构，并非偶然。我至今记得，他谈及人类共同的命运，这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实是今天讨论文化多样性的基础。中国与教科文组织在各领域合作紧密，在我任职期间，我看到双方有着共同的愿景，而且也愿意在充满变数、不停改变的世界上共同分享我们的使命。

    我举一个例子，近年来，中国有很多世界文化遗产列入名录。比如北京中轴线，它不仅是地理空间，也承载着城市规划与空间利用的哲学与设想，意义深远。还有诸多非物质文化遗产，我们方才就体验了中国传统绘画、音乐和技艺的美妙。这些让我坚信：一个国家的人民要站起来，必先通过文化站起来。这正是中国的生动写照。

    当今世界有诸多政治变革与挑战，因此文化的交流或外交才更显重要。文化是双方交往与双边关系的基石，像为我们打开了一扇门，通过交流与互信，能避免偏见、消除误解。这在敏感的当下，有助于建立更稳固、紧密且充满信任的双边关系，所以我想请所有人都把关注点放在文化之上。

    董强：非常感谢。钱教授，您在文明的崛起方面有大量著作，对于博科娃女士的观点，您有何想法？

    钱乘旦：很荣幸与博科娃女士交流。我非常赞同她的观点：一个民族要真正站起来，需在文化、思想和理念上站起来。这话很深刻。很多人认为崛起主要靠搞好经济、提高生活水平，我非常赞成这样的想法；但越发觉得，文化站起来才是一个民族真正的站起来。从中国几千年的历史来看，能拿出来的是传统与文化。人类进入文明时代后，历史演进伴随文明发展走到今天，如今人类再次站在发展与障碍的十字路口。

    人类曾经历几次重大危机。公元3、4世纪，欧洲有过民族大迁徙。同时，中国也经历过类似的过程，在中国历史上被称为“五胡乱中华”。20世纪，人类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情况严峻。面对这些危机，我们都走过来了。我相信，如果人类仍是按照自己的理智与对美好未来的憧憬继续走下去，能够跨越如今的很多苦难与障碍。

    博科娃女士提到文化沟通是最重要的沟通，我深表赞同。人类的共同之处，在于我们都是人，有共同的目标和方向。只有认识到这一基本事实与前提，我们才能实现文化的沟通、认识的沟通。文化的沟通能真正取得共识，这是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共识。按照我们传统的说法，叫做“一荣俱荣，一损俱损”，这是我们中国人秉持的一种基本理念，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出发点，也是我们在世界上安身立命的基本立足点。从这个基本理念出发，我们能够跨越现在的障碍，克服现在的困难。

    与谈评议：

    李洋（北京大学艺术学院院长）

    李又文（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副院长）

    吴 浩（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副教授）

    董强：感谢钱教授。作为中国人，我们能发现中国文化中有类似的思考；同样，作为研究法国的专家，我也在法国悠久的人文主义传统中看到此类想法。

    西方发展过程中，尤其二战以后的一些人道主义知识分子和社会学家，如埃德加·莫兰，都认为整个地球是一个共同体。在法学界，也有人认为人类在法律上应该有更多的共同化，并非止步于国际法，而是超越民族国家，甚至上升为全球的法律。上述都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相近。这一理念不仅从中国古代的传统中汲取营养，也顺应世界的大势，并从西方一些精英的思想中获得启发、产生共鸣，因此能够得到全世界的响应。

    探讨了文化后，我们来谈谈教育。博科娃女士曾在美国马里兰大学、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读书，如今在中国教书，想请您谈谈国际教育经历带

    来的滋养。是什么样的教育经历让您拥有全球的全局观，成为高级外交官和国际组织总干事？ 各国学习经历对您又有何影响呢？

    博科娃：感谢董教授和钱教授的分享，两位都谈及欧洲和中国，董教授也提到了法国文明的传统，中法、中欧文明之间确实有很多共通性。

    我在多所大学学习过，他们的教学方法差异很大，这打开了我的视野，看到了文化上的多元性。我想强调一点，我们应该加强史学教育、人文学科教育和艺术教育，只有这些才能让我们真正理解文化上的问题。我和大学生交流，他们问大学教育中学习什么最重要。我会告诉他们：是人类的历史。只有学习历史，才能知道我们是谁，从哪里来，将要往何处去。

    从历史中我们可知，当今世界建立在先前文明的积淀以及文明交流的基础上。我们今天更应尊重文明与文化多样性，文化无强弱、统治与被统治之分。从人类文明史来看，各文明在艺术、哲学等领域相互融合，彼此滋养，最终才形成我们人类的多元性。教育在这一进程中具有关键作用，它能教会我们如何去做世界公民，如何实现文化间的理解、学会尊重——全球化的视野是不可或缺的。我呼吁加强文化交流，加强不同国家大学之间的交流。习近平主席曾邀请5万名美国学生、数以万计的欧洲学生来华交流学习。年轻人往往不带偏见与成见，促进他们之间的交流，能真正击碎刻板印象，实现相互理解。

    20世纪70年代初，我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学习，当时处于冷战氛围相对松动的时期，学校乃至整个社会都比较开放。后来我为保加利亚外交部工作，也在纽约有外交从业经历，这些极大开阔了我的眼界。1989年，我见证了祖国的变化，参加第一次选举、新宪法修订，还参与保加利亚加入欧盟的谈判并担任协调员，这都是非常有趣的经历。

    1995年我第一次来中国，彼时联合国在中国召开世界妇女大会。这是联合国规模最大的会议之一，会上提出了新的文件和看法，今天看来仍有进步意义。北京30年来的变化，也反映出中国这些年的巨大进步。

    董强：钱教授，您研究世界史卓有成就，在国外的学习经历是否能帮助您从世界角度看中国？国际教育的经历或国际教育体系对您的专业研究有何益处？

    钱乘旦：20世纪80年代初，我先后在美国、英国学习。到国外后，我很快意识到，在各种差异中，文化差异是造成人与人隔阂的重要原因，由此认识到了相互理解与学习的必要。对自我提高和教育的要求，促使我们去学习别人的文化与传统，这成为我终身研究外国历史的重要动力。只有这样，我才能够了解本民族之外的思维方式，理解他们的想法和思想。历史上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都非常开放，如汉代、唐宋、元明、清代前期。但由于种种原因，我们也有过封闭的经历，产生了一些不利影响。幸而现在实行开放政策，今天的中国得以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

    关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我也想谈谈自己的感受。博科娃女士提到相互理解需了解人类和世界的历史，这种说法很精彩。教科文组织为促进人与人、民族与民族、国家与国家的民心相通做了大量工作，作用巨大且有目共睹。我也曾做出努力，主持翻译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主导编写的《人类文明史》，这部书集合世界不同国家的历史学家，共同撰写完整的人类历史，有助于推动各国相互了解。我们耗时将近十年，将这部巨著译成中文，后来获得国家出版奖项。我为参与这样的工作感到荣幸。

    谈到教育，在中外古典教育体系中，人文教育占重要比例，甚至是最基本的教育，其目的是教人如何做人，这应该是教育的基本出发点和目标。但从18世纪开始，人文教育逐步被科学、技术教育淡化甚至取代，我不认可这种现象。科学和技术是应该进入教育，教给年轻人，但不能取代人文教育。现在的倾向是重视科技教育，淡化做人的教育，我不认同。希望教科文组织在这方面发挥作用，坚持将人文教育作为基本内容。

    科学是一把双刃剑，能造福人类，也让人类站在十字路口。若科学主义的趋势持续演进，人们以科学为唯一标志和目标，那么人类未来的发展堪忧。应对的关键在于我们能否控制发展方向，我期待教科文组织能在这一点上发挥更大的作用。

    董强：我觉得从我们每个人的个人经历能看出国际教育的重要性。我常跟学生讲我的故事，我在法国求学十三年，通过法国了解欧洲，再反观自己的国家和这个世界，这太重要了。特别是疫情阻碍国际交流后，我们更能感受到学生离开故土去异地学习的重要性。他们在当地环境中接受教育，可能会产生各种冲突，但在冲突中更好地了解彼此，进而达成一种新的和谐，互相融合。这种经验是必要的，缺了它教育就不完整。高等教育正面临巨大危机，但我感觉国际教育会是高等教育未来的突破点，成为其重头戏，它的比例越高越能体现教育的本质和作用。钱教授方才提到科学，我很好奇：教科文组织在教育、文化方面的作用好理解，但在科学方面到底发挥了什么作用？

    博科娃：这要回到欧洲的人文传统。启蒙时代起，科学被视为人文的一部分，是人文的原则。以达·芬奇为例，他是画家、科学家、发明家，涉足科学和工程等领域，创造了科学遗产，当时很多人都是如此。如今的挑战是回到源头，将人工智能等高科技产物的影响与社会科学融合思考，才能更好地应对当下的问题。若将科技排除在社会科学之外，我们就无法理解在它影响下的世界将走向何方。在这一方面，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鼓励成员国共同面对诸如生物多样性等问题，在各成员国认定不同的生物圈，制定相关的生物保护与科学发展政策，维护生物圈平衡。就如人类文化遗产那样，生物多样性也与科学相融，包括社会科学，因此要在社会演变过程中找到促进可持续发展的政策。教科文组织是联合国所有涉及人文、社会和自然科学领域的机构中最强调伦理学的。伦理在当今世界缺位严重，而公共政策需考虑一种相关性。最早从克隆人，再到人工智能、气候变化等议题，教科文组织总是率先提出方案，号召大家关注这些问题。

    董强：博科娃女士的说法很有意思。美国副总统万斯在慕尼黑会议上指责欧洲的伦理太多、约束太多，阻碍了科学的发展，人工智能没能发展起来。教科文组织对此持什么态度？

    博科娃：教科文组织仍强调伦理。这个组织被看作是人类的意识和良知，超越一般的政治运作，所以我们在这方面会首先进行伦理上的思考。

    钱乘旦：我讲一个小故事。近三十年前，我在南京大学工作。当时改革开放刚刚开始，社会弥漫重理轻文的思潮，轻视历史学、中文等学科。南京大学当时举办一场活动，分别邀请六位理科教授和六位文科教授参加，排座将两类教授分列，主题就是文科和理科的关系，究竟谁重要？ 六位理科教授都说文科非常重要，但仅此而已。最后，我作为文科教授发言，我打了个比方：科学像一个盲人，可以朝各个方向走，但自己不知道哪个方向对，更不知道哪个方向错。这时有个弱小的孩子，看起来一点力气都没有，但他拿着一根盲人棒，拉着盲人走向正确的方向——他就是人文、道德、伦理。

    这句话一出，一千多人的会场炸了锅，之后整个校园都在讨论一个小孩牵着一个盲人往前走。正像博科娃女士说的那样，人的道德和伦理是支持人成为人的步骤，人文指引科学朝着正确的方向走，这是我的理念，谢谢。

    李又文：我曾在中国常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代表团工作，教科文组织的旗舰项目叫做“文化间对话”，倡导文化平等。所以有很多这方面的“dialogue between cultures”。各位谈到面向未来的教育，实际上教育传授的是文化，它不只是教师培训和课程设计，而应以国际理解为目标。所以教科文组织在成立初期提出国际理解教育，国际理解就是跨领域的文化交流，倡导通过理解消除偏见与不理解，达成持久和平。在世界突变的情况下如何通过教育有效促进和平是值得思索的问题。教科文组织1952年就曾请学者撰写关于人类学与区域国别研究方法论的文章，想通过区域国别研究促进和平与理解。如今我们做中国的区域研究也应秉持促进理解的基因，超越以一国为主体，以开放、包容的角度看世界。

    李洋：很高兴聆听几位的讨论。我们知道，艺术不仅仅强调个性和不可复制性，也强调战略责任，所以去年我们选择“艺术与共识”作为主题。但后来我想其实不仅仅是共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二战后究竟带来什么价值？

    我认为可以从西方和中国的两句谚语来切入：古希腊阿波罗神庙上的第一句箴言“认识你自己”以及孟子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我认为，两种文化表达的其实是同一种价值，正是教科文组织始终宣扬的——关怀。它在今天的教育中并没有被充分阐述。“认识你自己”即是关心自己，西方人文科学源于对自我的关心，了解自身的弱点与脆弱性，并将这些知识转化为力量；孟子的话代表一种中国式的关怀，从关怀自己的老人和孩子拓展到他人的。今天世界发展面临很大的问题，无论是环境危机、区域战争还是技术的狂飙突进和人文学科的危机，这些都带来一个核心问题，就是关怀已不再是人类比较重要的事。米歇尔·福柯在1981年的法兰西学院演讲当中说，从19世纪开始，关怀变成一些特殊的职业，比如教师、护士和医生，交给在社会上一部分专业人士去做，而不再是人与人之间必须要获得的知识和能力。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这之后所做的恰恰就是关怀，对于战争期间的难民的关怀、对于教育不发达地区孩子们的关怀、对于科学发展的关怀……所以我认为关怀的价值在今天非常重要。

    艺术始终是关怀自我和关怀他人，比如弗利达·卡洛，在发生车祸之后身体多处严重骨折，她坚持躺在床上，画自己的身体，把对自我的关怀升华成一种力量。所以我想，可以从关怀的角度来理解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艺术以及它始终宣扬的价值和教育观念。

    吴浩：访谈之前，我们都在燕南园50号向达先生故居见证了徐文治先生主持的瓶花雅集。他用在雅集主题的两个词——“续古为潮”和“四通八达”，可以借用来作为我对今天对话的诠释。

    “续古为潮”让人联想到《庄子·人间世》里的“与古为徒”，吴昌硕先生激赏“与古为徒”，还曾专门为波士顿美术馆题写“与古为徒”匾额。今年恰逢新文化运动110周年，新文化运动又被称为“中国的文艺复兴运动”，“文艺复兴”的英文Renaissance本意是重生。欧洲文艺复兴的历史，是在中世纪后，重新发现了久已湮灭的希腊罗马典籍，并从中读出全新的含义。胡适等学者将新文化运动称为中国的文艺复兴运动，表达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的旨趣。徐文治先生读中国瓶花古籍，对中国瓶花方案做了“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尝试。他所提的“续古为潮”，就是“与古为徒”“与古为新”。

    徐先生为雅集命名的另一个词“四通八达”，令我们联想到向达先生的经历。向达先生出生在湖南溆浦——屈原被流放的地方，毕业于东南大学历史系，后来赴欧洲考察和研究敦煌资料，归国后担任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北大图书馆馆长等职务，是著名的中西交通史学者、敦煌学家。“四通八达”是向达先生学术人生的凝练和梗概。我又想起陶行知先生，1920年南京高师暑期学校期间，他和胡适、王伯秋、任鸿隽、陈衡哲、梅光迪等在公园月色中谈论彼此志向。陶行知先生说，他要用四通八达的教育，来创造一个四通八达的社会。陶先生彼时还是南高师的教务长，后来他经过一番觉悟，彻底脱下西装，换上长衫，投身到中国平民教育的洪流中来。“四通八达”不但是向达先生学术人生的写照志趣，更契合了我们今天对话的主题——“面向未来的教育、科学与文化”。

    如果说“续古为潮”是一个时间的横轴，“四通八达”就是一个空间的纵轴，与“一带一路”倡议的主题词“互联互通”以及具体的内容“五通”等遥相呼应，拓展我们对世界的认识。所以，我觉得用“续古为潮”和“四通八达”八字作为小结，既是对起初瓶花雅集的呼应，更是对访谈主题很好的诠释。

    董强：诸位谈了很多自己的看法，非常好，感谢。其实我还是有深深担忧的，包括对李洋教授提到的“关怀”，包括对联合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这些机构的存在以及它们行使功能的有效性等，还有高等教育如何建起伦理的堤坝来抵御人工智能的冲击而实现共生。人类正处于前所未有的处境，就像钱教授所说的“十字路口”，我个人认为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如此大的挑战。但我们之所以要讨论，且要跨国界、跨学科讨论，就是希望保持人的自信、人文的自信，若无此，我们很难继续做教授去传播知识，面对青年后辈。提到“文化自信”，我觉得它不光是对民族文化的自信，更是对人文、对整个人类大文化的自信，否则我们无法应对种种挑战。这种自信并非狂妄自大，而是要建立在学识之上，建立在对一些社会现象、对人类文明发展的真正了解，以及对人类多样性发展需求的认知上。

    经常有人说担心翻译被人工智能取代，因为人工智能会学习。我反驳：谁都需要学习。人先要学习，若人不学习而只担心机器学习，那就错了。所以我们需要在现有知识库的基础上，就一些学科、理论和想法提出新东西来，真正让大家接受，在人机共生的时代赋予人文和社会理论存在的意义，让我们觉得踏实、自信。这是大的课题，我们需要给人鼓点气、给人文鼓点气。现在各个领域逐渐越缩越小，“关怀”被交给专业人士，我们在一个小的范围里做教育。但我想那个小范围至少还不是象牙塔，我们仍然有可能去跟国内、国际上的年轻人，在北大、北外这样具有悠久传统的教学机构中对这些问题一起思考和商讨，这是很快乐的事情，也是我们现在最需要的。

    （感谢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法语系副主任、长聘副教授章文为本次对话所作翻译。北京外国语大学本科生张乐晨、张敬泽、赵语晨对文字整理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