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字文化的深度诠释

    ■杜泽逊 侯瑞华

    汉字是中华文明的载体。在新时代，汉字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与价值愈发得到彰显，越来越多的人希望了解汉字的悠久历史，读懂汉字背后博大精深的文化内涵。近期，黄德宽先生著《了不起的汉字》一书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这本著作不仅是作者近年来在汉字发展史研究、汉字阐释研究上的最新成果，也反映了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领域的前沿信息，更由于其面向社会大众的定位，又是一本系统揭示汉字文化的优秀普及读物。

    黄德宽先生是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主任、中国文字学会会长、中国文字博物馆馆长，在文字学研究、古文字与出土文献研究等领域深耕多年，学术成果丰硕，是语言文字学界的代表性学者和领军人物。《了不起的汉字》一书以汉字为中心，从不同的话题以及多个角度系统阐释了汉字的重要价值和文化意义，为读者讲述了汉字演变发展的整体面貌和文化内涵，也详细回答了大众普遍关心的问题，例如汉字的起源、繁简字之争等等。

    正如书名所昭示的，全书首先对汉字在中华文化中所具有的基础性、核心性地位有着充分论述。正如作者指出的，“汉字是中华文明的象征，记载和传承了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是中华文化存续的根脉所系”（《了不起的汉字》第82页，下引该书，仅注页码）。汉字作为文化的载体，对文化的延续作用又主要体现在汉字与文献的关系上。对于这一点，书中写到：“汉字体系的悠久性、持续性和稳定性，使得中华历史文化得到完整记载、保存和传承，形成了世界上保存数量最多的古典文献。……浩如烟海的出土与传世文献，记录了中华文化演进和发展的波澜壮阔的辉煌历史，使中华文明代代相传，历久弥新。”（第77页）汉字与汉字书写的文献交互为用，相辅相成，共同筑成我们深厚的文化根基。“莘莘学子将经典奉为圭臬，身体力行地诵读和践行。经典的不可改易性，确保了文字稳定地传承下来。”（第296页）从另一个角度讲，文献对于文字的传承也起到积极的作用。

    除了传承文化，作者特别指出：“汉字还有一个重要作用：激发了潜藏在我们中国人内心深处的情感，中国人对汉字的崇敬和热爱是沉淀在心理文化的深层结构中的。汉字的发展也不是现代才受到冲击，历史上异族文化传进来多次发生，每到关键的时候，对汉字汉语、中华文化的深层热爱就会迸发出来。”（第55页）在近代国势日颓的环境下，虽然有不少学者主张废除汉字，但也仍有许多有识之士重申汉字的价值，国学大师章太炎就特别揭举语言文字和历史两项，认为它们对于激励种姓、救亡图存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人们热爱汉字，也不单单是由于汉字与中华文化密不可分，也因为汉字本身就有诸多可爱之处。作者认为汉字有三种美：典雅之美、巧思之美、韵律之美。典雅之美指汉字的形体形态，巧思之美指汉字的构形构造，韵律之美则是汉字在书写中的种种变化（书法正是汉字韵律之美的集中体现）。作者对汉字之美的概括十分准确，从审美的角度展示了汉字的独特价值。

    围绕汉字这个中心，《了不起的汉字》一书大体上为我们呈现了以下五个方面的具体内容：

    第一，汉字发展史研究的相关成果。黄德宽先生开创性地提出“汉字系统的层累性和动态分析法”，指出汉字系统并非静态共时的一个平面，而是“一层一层、一个一个时代慢慢积累下来的结果”，这种看法改变了传统文字学的研究方法。针对汉字的层累性特点，动态分析就成为研究汉字系统的重要手段。在此基础上，作者有许多学术创获和真知灼见，如指出形声结构在汉字发展史中的重要地位：“形声字实际上在西周晚期就已成为主要的造字方法，到春秋战国时期，95%的新字都使用了形声造字法。”（第266页）并将汉字结构总结为“象形”“指事”“会意”“形声”四种类型。而汉字的演变与书写有着密切的关系，从书写角度分析，小篆的性质也可以得到准确定位，如书中所言：“小篆是古文字形体的终极形态，字形规整划一，线条宛曲，粗细匀称，疏密有致。”（第35页）作者能够站在整个汉字发展史的宏观看问题，把握住汉字发展的总体趋势是求简，强调“简”与“繁”是辩证统一的关系：“繁化的本质也是简化。”（第42页）“字形的‘省简’和‘增繁’表面上看相互矛盾，实际上却统一于对符号系统优化原则的遵循和文字使用（辨识和书写）效率的追求。”（第61页）这就从学理上回应了社会大众所关心的关于简体字与繁体字的问题，也反映出作者敏锐的学术眼光和深厚的理论素养。

    第二，汉字文化阐释。书中特别揭示了汉字阐释的重要意义，指出“汉字形音义系统蕴涵大量未曾变异的原初文化信息，通过准确揭示和科学阐释这种文化信息，可以更好地认识和更深入地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第62页）。作者的汉字文化阐释既有理论建构，又有具体实践。在理论方面，黄德宽先生主张建立科学的“汉字阐释学”，一方面要继承从《说文》开始的汉字阐释方法与成果，另一方面也要对《说文》的局限有清醒的认识。值得一提的是，作者将“阐释”细分为“阐释对象”“阐释主体”“阐释过程”三部分，从认识论的角度大大提升了汉字文化阐释的科学性和理论性，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在理论建构的基础上，作者还为我们展示了准确生动的阐释实例：以“辰”字为例，结合最新的考古发现成果，利用出土与传世文献记载，系统分析了“辰”与农具、农事文化的关系，并且指出：“‘辰’由具体农具到泛指农事，进而指称‘天体’和‘时间’概念，实际上是中华文化处于农耕文明时代的客观反映。”（第75页）由文字到文献再到文化，论证愈发深入而意义不断扩大，可谓汉字文化阐释的典范。

    第三，出土文献的介绍与研究。出土文献为我们提供了汉字发展早期形态的珍贵材料，而近年来发现的战国楚简古书，更对先秦典籍乃至中国古代文明研究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黄德宽先生长期从事出土文献研究，并且主持整理清华简、安大简等新材料，书中多篇致辞和演讲从不同视角阐明了出土文献的重要价值，特别介绍了清华简《尚书》类文献、安大简《诗经》的丰富内涵，其中往往具有作者的独到之见。如对清华简《赤鹄之集汤之屋》的详细分析，指出其性质是先秦小说（第218页），就是早为学界所称道的研究成果。同时，作者的研究并不限于具体的字词释读，往往是在文字考证的基础上，进一步探究文本背后的文化意义，得出具有重大影响的新见。如指出《诗经·墙有茨》的“中冓”应据安大简理解为“中夜”，与先秦的礼仪文化有关；据安大简《诗经》还原《诗经·伐檀》篇的原貌；据安大简《诗经》讨论《诗经·驺虞》与上古的虞衡制度等问题等。像作者在《中国社会科学》2023年第12期发表的长文《楚简〈诗·召南·驺虞〉与上古虞衡制度——兼论当代中国古典学的构建》的主要观点就已经简明扼要地在书中呈现，这也反映出作者的演讲虽然面向公众，但都有深厚的学理和前沿的研究作为支撑。

    第四，对文字学与古文字学学科发展的建言指导。黄德宽先生作为“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专家委员会主任委员、首席专家，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语言文学学部委员，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咨询委员，肩负着为语言文字学科谋划布局、引领方向的重要责任，始终关心学科发展与人才培养的各项事宜，并且以自己精深的理论建树，提出了许多具有科学性和前瞻性的指导意见。如针对文字学研究，提出：“当代的文字学研究，应更加重视将发扬文字学传统与推进学术创新结合好，将出土文物与传世文献材料的运用结合好，将个体汉字考释与汉字理论建设结合好。”（第284页）针对目前语言学研究存在的不足，特别建议：“当代中国语言学理论的建构，应努力促进文字学与语言学研究的结合，确立汉字研究在中国语言学研究中的基础地位，将对汉字的科学研究作为建构中国语言学理论体系的基础性工作。”（第157页）都是切合当前学科发展现状而给出的精准指引。

    第五，作者的治学经历与师友回忆。黄德宽先生从事古文字、文字学研究伊始就与古文字学科的建设发展联系在一起，亲身见证了改革开放以来古文字学科的各项进展。作者在回忆李学勤、裘锡圭、何琳仪等学问大家的文章中，阐述这些先生的治学精神和人格风范，给人留下很深的印象。这些回忆还原了一个个动人的场景，使读者如见其人，如闻其声，读来亲切有味。在谈到裘锡圭先生的治学时，作者还提到：“我常跟学生讲，读裘先生的文章，把裘先生的注释读懂，对他的按语认真去体悟，将会使你们终身受益，因为我本人也从中深获教益。”既是作者治学的切身体会，也为后学提供了学习的典范和门径。

    《了不起的汉字》既有面向大众和初学者的详尽指导，又有学术前沿的宏观把握与富于学理的深刻洞见。像书中的《〈说文解字〉何以成文字学千古经典》实际上就是一篇极佳的《说文》导读，读者由此可以更好地阅读和利用《说文》，进而作更深的学习和研讨。而像《关于汉字发展历史的一些基本认识》《〈说文解字〉与汉字阐释学》等篇则相当深刻，乃是基于作者多年来研治古文字学、文字学的积淀和思考，具有很强的理论性和指导意义，绝非一般性的介绍文章。全书通俗性与学术性兼备，深入浅出，娓娓道来，即便是细微处亦不乏作者的独特创见，如解释“惟殷先人，有册有典”一句的含义时，指出：“‘有册有典’的‘有’可能是占有的意思，因为后面接了一句‘殷革夏命’，就是殷人打败夏以后，占有了夏部族的权利范围，也占有了夏的典册。”（第17页）这样的例子在书中俯拾即是，值得读者细细抽绎。

    正如作者所言：“推进汉字文化的普及，就是实实在在地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专业工作者既要坚守书斋、甘于寂寞，也要走出书斋、服务社会，以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讲好汉字故事，将自己新的研究成果介绍给广大人民群众。”（第86页）《了不起的汉字》这本著作正是黄德宽先生在汉字文化普及领域里躬行实践的丰硕成果。对普通大众来说，通过此书，无需阅读稍显枯燥的严肃学术论著即可了解到学术新知。对于有志于从事学术的学子或者其他领域的研究者，也可以由此书进一步探求相关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