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声》：关于“灾童”的文学凝视

    ■海飞

    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推出吴洲星的儿童成长小说《钟声》，以“灾童”这一特殊群体的视角，聚焦战争孤岛中的人性光辉。翻开书，第一页就是国际灾童教养院的院歌，瞬间把人带回上世纪炮火纷飞的年代。国际灾童教养院是由爱国商人竺梅先在1938年创办的教养战时灾童的学校。小说以该事件为背景，讲述了少年叶湛秋等孤儿被收容至此，在相互扶持中完成从受难者到精神战士的蜕变的动人经历。这里的“钟声”，是600名难童远离上海战火，奔赴教养院时听见的欢迎之声；是最后离开教养院的孩子带着自己学到的知识和技能返回上海，重新寻找生机的送别之声；也是以梅先生和梅夫人为代表的爱国人士救民族于危难的奉献与不屈之声。

    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宏大叙事中，这部小说展现战争给孩子带来的深重灾难，叩问“守护童年即守护人类文明”的永恒命题，呈现出三个方面的独特艺术魅力。

    在《钟声》中，吴洲星透过主人公湛秋的视角构建了两个既相互对立又相互参照的艺术世界，一个是充满炮声的动荡世界，另一个则是由朗月清风构成的温馨世界。作者别具匠心地绕过抗战现场的炮火纷飞，转而写孩子们在战争后方教养院的成长，以成长为主线，若隐若现地折射出战争的残酷。

    当硝烟漫过黄浦江时，湛秋担心“炮弹声会惊落那些娇弱的花儿”；当陷入流离失所的生存困境，大华和小华乐观地将弄堂里的老虎灶当作新家，还将睡长凳的经验“传授”给湛秋。孩子们未被世智尘劳所蒙蔽的敏锐感受力赋予他们以观察世界的独特视角，这种视角也让“灾童”这一特殊群体的生存境遇获得了深刻的文学凝视。

    在这群“灾童”纯净的眼眸里，尽管处处流露出诗心、童心和天真的美，但是战争的大背景却未被隐去，战争的阴影始终笼罩在他们的心头。炮火让湛秋失去父母，只能凭借衣冠冢遥寄思念；饥饿迫使孩子们患上夜盲症，更迫使小华幼小的生命因采食毒果而消逝……战争如此深刻而残忍地改变了孩子们的命运。单纯地书写战争并不是目的，以儿童的生命经验去进行反思和追问，才是《钟声》的价值所在。

    鲁迅曾从洋务运动与辛亥革命的失败里洞察到：救国之道，首在立人。于是，他选择了弃医从文。《钟声》中爱国商人梅先生创办教养院的初衷，也是想让灾童将来能够自食其力，成为有用的人。为此，他不惜散尽家财甚至付出生命。

    《钟声》里展现的教育方式对现代教育也极具借鉴意义。教养院，不仅养而且教，教比养更重要。偷馒头事件中，当小玉被造谣成小偷时，梅夫人及时公训孩子们“勿以恶小而为之”；偷杨梅事件中，梅夫人看到孩子们精力过于旺盛，就势“寓教于乐”，组建了戏剧队和歌咏队；当林红叶因拒送日本人画作而产生矛盾心理时，梅夫人“循循善诱”地让她懂得个体对民族立场的坚守，“在战争面前，他代表的是日本，而你代表的是中国”。

    梅先生无数次的奔走、梅夫人无数次的守护，都身体力行地向灾童们传授着不屈不挠的民族精神。他们创办的战时教养院，不仅成为救孩子们于水火的避难所，也实现了灾童救济从“授人以鱼”到“授人以渔”的转变。

    吴洲星的《钟声》处处有伏笔，全书无闲笔，于无声的细节处展现震颤人心的力量。开篇，校工黄伯对少年湛秋撒下善意谎言，称其留给父母的纸条仍系在校门——实则他早已知晓，彼处已成焦土，湛秋的父母恐怕凶多吉少。这给我们抛出一个尖锐的问题：当战争的烽火漫进童年，应当如何守护孩子的童心？

    童心是孩子们的那一颗没有虚伪和矫饰的本心，蕴含着他们对世界的最初理解和美好想象。为了顺从这份天性，无论是教养院不计成本地为孩子们创造欢乐与滋养，还是社会各界将点滴善意化作教养院的一粥一饭，抑或是来自革命圣地延安的共产党员王老师通过教会孩子们挖战壕、做军事演习来传递党的关怀，国际灾童教养院的国际院董们以“国际”之名为教养院撑起一把无形的保护伞……这些都成为孩子们在困厄中重拾希望的暖流。

    故事的最后，孩子们将这份纯真的童心化为沉甸甸的责任与担当，反哺着教养院与疮痍大地：少年大华原本的愿望是像爷爷一样，成为村里最好的木匠，却毅然扛起本不属于他的钢枪，投身抗日武装之中；湛秋本想“靠笔头子吃饭”，却主动揽下跑邮的活，只为将邮局领来的口粮分给院里的师生一起吃……

    当2025年的钟声为反法西斯胜利80周年而鸣，这部作品让今人看见：在破碎的山河之上，有一群少年以知识为火种，以友谊为盾牌，在钟声里完成对暴力的最深刻抵抗。以笔为钟，敲响的不仅是纪念，更是警示与希冀——钟声永续，和平长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