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间关系”视域下的儒道释融通

    ■余秉颐

    包容性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特性之一。中华文明能够纵贯数千年而长盛不衰、历久弥新，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就是它具有深沉、强烈的包容性。对于这种包容性，我们既可以从中华文明与其他民族文明之间关系的角度进行考察，也可以从中华文明演变、发展过程中不同学术流派之间关系的角度进行考察。中华文明史上儒、道、佛三教的融通，正是从中华文明不同学术流派之间关系的角度，典型地体现了中华文明的突出的包容性。

    从图说起，一窥儒道释融通的例证。故宫博物院馆藏的《一团和气图》，是明代成化皇帝明宪宗（朱见深）的工笔人物画。此图作于成化九年，明宪宗18岁时。明宪宗是一位书画造诣非常高的皇帝，除了《一团和气图》，他35岁时画的《岁朝佳兆图》也是传世佳作。这两幅画和清代宫廷画家丁观鹏的《无量寿佛图》，在史上被民间誉为“吉祥三宝图”。

    粗看《一团和气图》画面，是一位跏趺端坐、笑容可掬的佛，其实图中有三个人：左边是一位头戴道冠的道士，右边是一位头上系着方巾的儒者，二人手执书卷，双膝相接，含笑相视。第三人则是一位佛徒，左手拿着佛珠，双臂搭在道士和儒者两人肩上。三人合一的整个图形，呈现出“一团和气”，表现了儒、道、佛三家和谐相处的关系。

    成化二十七年，明宪宗亲自重新编订道教内丹功法书《群仙集》（全名《御制全真群仙集》），命宫廷画工将《一团和气图》中的“三人合体”形象用重彩绘制在书中，并且命名为《三教混一图》，从而使原来比较含蓄的“一团和气”画意转为对“三教合一”主题的直接的、明确的揭示。经过画工的艺术再创造，《群仙集》中的《三教混一图》与18年前的《一团和气图》相比，可谓主题鲜明、立意更高。

    上图这块石碑立于河南嵩山少林寺院内钟楼前。所谓“混元”，指天地元气。《云笈七籖》卷二云：“混元者，记事于混沌之前，元气之始也。元气未形，寂寥何有？ 至精感激而真一生焉，元气运行而天地立焉，造化施张而万物用焉。混沌者，厥中惟虚，厥外惟无，浩浩荡荡，不可名也。”元气未分，混沌为一，故曰“混元”。它是天地之始，孕育着宇宙万物。碑名中的“混元三教九流”这个提法，表明三教九流是从属于天地之气、宇宙之理的。碑的顶部是篆书标题“混元三教九流图赞”。标题下是赞语和图形。图形基本上沿袭了《一团和气图》和《三教混一图》的“三教合一”画面，但增添了关于“九流”的图案：画中人手执的书卷上画着九股流水，象征着“九流一源”。图左下角印章上的刻字是“嘉靖乙丑三月吉日寓南赡部洲狂仙书”，碑背面的碑文也写着“三教中人狂仙载堉书篆”，标明了此图赞的创制时间和制作人。嘉靖乙丑是嘉靖四十四年（公元1565年）。而“三教中人狂仙”则是明太祖朱元璋九世孙朱载堉。此碑的图形和赞语，均出自朱载堉之手。

    朱载堉（公元1536—1611），字伯勤，明代郑恭王朱厚烷的长子。其父去世后，他不愿继承王位，自称“三教中人”，自号“酒仙狂客”。他是明代著名的律学家、音乐家、历算学家，因精于音律，被世人誉为“律圣”。他学养深湛，精研儒、释、道三教。为《混元三教九流图》撰写赞语的正是这位“三教中人”。赞语每行8字，共16行，计128字，全文如下：

    混元三教九流图赞佛教见性，道教保命。儒教明伦，纲常是正。农流务本，墨流备世。名流责实，法流辅制。纵横应对，小说咨询。阴阳顺天，医流原人。杂流兼通，述而不作。博者难精，精者未博。日月三光，金玉五谷。心身皮肤，鼻口耳目。为善殊途，咸归于治。曲士偏执，党同排异。毋患多歧，各有所施。要在圆融，一以贯之。三教一体，九流一源。百家一理，万法一门。

    此赞语不仅论及儒、释、道三教，而且论及农家、墨家、名家、法家、纵横家、小说家、阴阳家、医家、杂家九流。赞语对三教九流各家的评论未必精当，它的可贵之处在于毫无偏颇，而认为各家思想虽有歧异，却“各有所施”，而且相互圆融无碍。赞语最后归结于“三教一体，九流一源，百家一理，万法一门”，突显了《混元三教九流图》画像的三教合一主题。可见嵩山少林寺内这块石碑上的图形和赞语，体现了中华文明史上不同学术流派之间的交融互摄，体现了中华文明突出的包容性。

    当时作为外来文明的佛教，何以能够实现与中华文明的融通。笔者认为，这主要基于以下双重因素。

    一方面，就外来的佛教文明而言，它具有适应中华文化土壤的智慧。佛教从印度传入中国之后，在中华文化的土壤上，在儒家思想、道家思想的影响下，开始了向中华文明的靠拢、依附、融入的历程。其中最为明显的例证就是佛教的教义对于儒家思想观念（主要是忠君、爱国、孝亲等思想观念）的逐步认同和吸纳。再如佛教传入中国之初，往往采用道家的概念和学说翻译佛家经典，对佛经进行“格义”。高僧们借用老庄的术语来翻译、阐释佛家思想。比如，佛教的“空”和老庄的“无”颇为相近，于是“空”往往被译作“无”。在初期的汉译佛经中，“菩提”被译作“道”，“真如”被译作“本无”，“涅槃”被译作“无为”，“般若”被译作“大明”，“沙门”被译作“道人”等等，皆是以道家术语解释佛家典籍。这种做法有利于佛教理论为中国知识分子所理解和接受，有利于佛教融入中华文明。

    另一方面的因素，也是更为重要的因素，就中华文明而言，它从来不是封闭的，而是开放的，它对外来文明从来是包容的。从历史上看，以儒家思想、道家思想为主流的中华固有的文明，总体上是包容佛教文明的。尽管曾有君主制造过“法难”（例如唐武宗“灭佛”），曾有文章激烈地“辟佛”（例如韩愈的《谏迎佛骨表》），但随着中华文明的演进和发展，佛教文明不断地被更多地吸纳到中华文明中来，与儒家文明、道家文明共同成为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是宋代以降，由朱熹集大成的、作为儒学发展新高峰的宋明理学，一个重要的思想特征便是立足于儒家思想而吸纳、融汇了佛家和道家的有关学说，即“出入于佛、老”。道家学说本来就是中华文明固有的学术流派，而宋明理学对源于印度的佛家学说的汲取，则不仅表明了宋明理学的包容性，而且进而表明了中华文明对于外来文明的包容性。宋明时期一些学者关于儒、道、佛“三教合流”“三教合一”的论述，都足以说明三教融通是中华文明进步、发展过程中一个重要的基本趋势，足以说明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包容性。

    世界上任何民族的文明在演变、发展过程中都不可避免地与外来文明相接触并发生碰撞、受到冲击。中华文明也不例外。大约相当于我国先秦时期，人类文明经历了一个极其辉煌的时代。中国、印度、希腊、以色列都形成了高度的精神文明，产生了老子、孔子、苏格拉底、释迦牟尼等一批代表当时人类文明精华的伟大思想家。中国的儒家和道家的思想、希腊的哲学、印度的佛教等等，共同构成了当时人类文明的几大精神支柱。这就是德国哲学家雅士柏尔斯（Karl Jaspers）所说的人类文明的第一次“轴心时代”，它是人类文明多元化和不同文明体系之间相互包容、交流互鉴的时代。而从东汉初年开始，当时以儒家、道家作为主要学术流派而构成的中华文明，便遇到来自印度的佛教思想的冲击。儒家文明、道家文明必须面对外来的佛教文明。结果证明，中华文明不是封闭的，而是开放的。它没有拒斥佛教文明，而是包容、吸纳、转化、融汇了佛教文明，使之成为中华文明的有机组成部分，从而实现了儒、道、佛三教的融通，形成了以儒家、道家和佛家为主要流派的中华文明。

    值得进一步推敲的是，我们说三教融通从中华文明的不同学术流派之间关系的角度体现了中华文明的包容性，而如果换个角度看问题，当初佛教文明是作为外来文明，被中华文明包容、吸纳并最终成为中华文明的有机成分的。所以儒、释、道三教的融通，也从中华文明与外来文明关系的角度体现了中华文明的包容性。可见无论我们从哪个角度看问题，都可以说三教融通体现了中华文明的突出的包容性。

    （作者为安徽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