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可先生史学思想的三个特点

    ■卜宪群

    2024年底，十卷本《宁可文集》由人民出版社全部出齐，这是史学界的一件大事。《文集》不仅为我们学习宁可先生的史学成就、研究宁可先生的史学思想提供了系统材料，也为我们今天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历史科学理论体系提供了宝贵资源。

    宁可先生是伴随着新中国建立、发展而成长起来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其学术生命跨越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两大历史时期，在近70年的学术生涯里，他有着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念和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紧密关注学界动态和现实社会发展，将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与中国历史实际相结合，具有强烈的经世致用意识，为推进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在《文集》出版之际，我仅就宁可先生史学思想中的三个特点谈一点学习体会。

    唯物史观的学习与运用

    学习唯物史观并坚持在历史科学领域中的运用，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学派的基本特点，宁可先生就是这样的学者。

    解放前，宁可先生在北京大学史学系读书期间，就通过各种途径看了不少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撰写的历史和历史哲学著作，如范文澜主编的《中国通史简编》、翦伯赞的《中国史纲》（第一、二卷）、侯外庐的《中国古代社会史论》、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吕振羽的《中国原始社会》、翦伯赞的《历史哲学教程》《联共党史简明教程》等。《资本论》《反杜林论》等原典译著，他也都有涉猎。（参见《文集》第七卷《在北大读书和听课》）这些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撰写的著作，是宁可先生学习和了解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启蒙读物，这对他以后的思想转变有很大的影响。比如他对“历史主义”概念了解的途径之一，就是通过阅读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的《绪言》而获得的；对“历史主义”与“阶级观点”的关系认识，正是通过阅读翦伯赞《目前史学研究中存在的几个问题》一文而建立起来的。（见邹兆辰：《我与首都师范大学的终身情缘———访宁可教授》，《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6期）

    较早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接触学习和严格的史学训练，使宁可先生成为新中国成立后少数既具有深厚史学实证功底，又具有深厚理论功底的史学家之一。这里我仅就宁可先生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功底举两个例子。一是历史主义与阶级观点的讨论。上世纪60年代初，针对历史领域“左”的思潮和非历史主义倾向，史学界开展了一场“历史主义与阶级观点”的大讨论，宁可先生先后发表《论历史主义和阶级观点》《论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两篇很有分量的文章（见《文集》第一卷），文章是根据黎澍同志“阶级观点是唯物史观的核心，历史主义是辩证法对历史过程的理解”的基本看法而撰写。文章从马克主义基本理论和中国历史实际相结合的角度，提出了历史主义与阶级观点之间的联系和区别，体现了他深厚的理论素养与扎实的史学功底。这场讨论具有深远的理论价值，也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中始终不可回避的重大问题。

    二是构建史学理论学科体系。宁可先生是较早思考史学理论学科体系建设的学者之一，也是较早对历史理论和史学理论进行划分的学者之一。从20世纪60年代起就开设“历史科学概论”课程，并参与相关教材编写。80年代初，他就系统提出了建设史学理论学科体系的思想。1984年，他在《历史研究》发表了《什么是历史科学理论——历史科学理论学科建设探讨之一》一文。明确区分了以客观历史为研究对象的理论问题和以历史学本身为研究对象的理论问题，提出了严格意义的“历史科学理论”，即历史学自身的理论和方法。2004年，宁先生在《河北学刊》上发表《什么是历史——历史科学理论学科建设探讨之二》。该文将“历史”概括为三种内涵：一是指过去的事，即客观历史；二是指对过去的事的记载，即历史记录、史书等；三是指人们意识中的过去，即历史认识。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了“历史科学理论体系”的四大理论范畴：历史本体论、历史认识论、历史价值论、史学方法论。（见《文集》第一卷、第二卷）其中，他对历史认识论的强调与重视是一卓识。

    对中国古代社会发展道路的深刻把握

    马克思主义史学的重要特点是运用唯物史观揭示历史发展规律，探寻历史发展道路。宁可先生撰写了十多篇与中国古代社会历史道路密切相关的重要文章，如《历史上的中国》《中国古代历史发展的地理环境》《中国封建社会的农业生产》《中国封建社会的人口问题》《中国封建经济结构及其运转》《中国封建社会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中国封建王朝兴亡周期律》等等，这些文章运用唯物史观基本原理，对古代中国历史的众多方面进行了深刻剖析。（见《文集》第一卷、第二卷、第四卷）

    地理环境对人类社会发展的作用，是马克思主义关注和论述的重要问题。宁可先生一直十分注意对这一重大历史问题的研究，既从理论上探讨地理环境的作用，又专门论述了中国古代历史发展的地理环境问题。他指出了“地理环境对中国古代历史发展总进程的一些影响”，但又指出它不是起决定作用的条件，“起决定作用的是生产方式”。

    对中国封建经济结构与政治体制特征的研究，更是他探讨中国封建社会发展道路的重要基础和出发点。宁可先生紧紧抓住了农业生产、人口问题和商品经济这三条主线，揭示中国封建社会的经济结构与体制特征，并试图以此来回答所谓的“李约瑟难题”。在宁可先生看来，中国封建经济以个体小生产农业为生产力的主干，这是它的基本特点；封建经济的运转有大小两个循环；封建经济结构由农民、地主和封建国家三个板块构成；封建经济中的商品经济值得重视。这些都是宁先生在对中国古代两千年来经济发展的史实进行理论分析和概括的基础上形成的重要认识。他对“封建社会”概念的沿用，体现了他对马克思主义社会经济形态理论的一种坚持。立足于中西封建社会农业的比较，宁可先生系统论述了中国封建社会传统农业的发展道路。

    在对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发展道路研究的基础上，宁可先生深入思考了中国古代两千多年来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问题。他从战国以来封建地主制经济的出现来解释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产生道路，既强调封建国家是“统治阶级专政的工具”，也指出其具有“管理经济的职能”，在充分总结中国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特点的基础上，客观评价了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在中国历史上的积极作用和消极作用。这些看法都是十分公允的。

    经世致用的史家品格

    宁可先生早年投身革命，后转到历史教育和研究领域，他始终在学术研究中关注现实、关注政治，体现了一位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学术品格与责任担当。他曾多次为部级领导干部做历史文化讲座，特别关注中国古代的吏治和王朝周期率等问题，就是他这一思想的反映。

    吏治是古今都存在的一个重大政治问题。宁可先生是较早关注中国古代吏治问题的史学家之一。在《中国古代吏治的得失与借鉴》（《文集》第二卷）一文中，他对“吏治”的内涵做了明确界定，指出涉及“官吏的教育、选拔、任免、考核、监察和惩罚等诸多方面”。这一看法为研究吏治问题提供了明确的范围。他对中国古代吏治特点特别是唐代的吏治情况进行了系统总结，并从中归纳出规律性的认识，即吏治好坏与王朝兴衰具有同步性。至于为什么出现这种状况，宁可先生也进行了深入分析，指出“体制性的因素”和“时势性的因素”是其根本原因。他对传统吏治进行研究的目的是为了寻求历史借鉴，得出古代吏治可资借鉴的三条经验：对吏治的重视；重视对官吏的培养和教育，特别是政治思想和道德操守的教育；有相对完备、严密的制度和运作程序、方法。

    中国历史上的王朝兴衰具有周期性的特点，因此王朝的“周期率”是古今都关注的话题，具有深刻的历史与现实意义。宁可先生在《中国王朝兴亡周期率》（《文集》第二卷）一文中，对中国王朝兴亡问题进行了系统考察。他首先用列表的形式直观地总结了主要王朝的存续时间，指出兴盛、开拓、停滞、衰落灭亡是王朝周期率的主要特征。战争、禅让、游牧民族南下是新王朝产生的主要途径，但都与农民起义有关。新王朝建立后有一个瓶颈时期，如果处理好地主统治与农民的矛盾、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跟北方民族的矛盾，王朝就会出现兴旺发达的盛世。宁可先生还提出了王朝“中期危机”理论，指出历代王朝中期都有出现危机，也有针对危机的改革，这些改革虽取得一定的效用，但终归要失败。他从两千年王朝兴亡的历史中总结出必须正确地对待农民，重视吏治与民本是两大经验。宁可先生认为，王朝兴亡不是周而复始的循环，而是“在不断地循环之中，不断上升，不断发展”。这些认识都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

    宁可先生的经世致用史学思想还体现在他的很多论著中。在《中国封建社会的人口问题》（《文集》第一卷）一文中，他通过对封建社会人口问题的研究，转而对如何解决中国式的农业现代化道路与农村人口关系提出了看法。在《关于文化问题的笔记》（《文集》第一卷）一文中，他对上个世纪90年代兴起的“文化热”进行了冷静思考，指出“一个社会、一个国家，如果光是怀念过去，想着回归过去，不但不能发达兴亡，反而会衰败没落的”，这一看法是他紧密关注现实，历史进步观的生动体现，至今仍有警醒的现实意义。

    总之，在《文集》出版之际，我们缅怀和纪念宁可先生，就是要学习他严谨求实的治学态度、对学术前沿的敏锐把握、对重大理论问题的高度关注、对历史研究使命责任的担当，以及学习他在治史过程中自觉形成的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和开阔的学术视野，将其丰厚的史学遗产转化为构建中国特色历史科学理论体系的力量源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