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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钰翰
作为北宋中后期的名臣，司马光的声名与评价，在最近几十年里，显然比不上主持变法改制的王安石。勾勒与剖析王安石及其变法过程与原因的作品，每年都有多种非虚构写作或研究专著面世；相对而言，有关司马光的作品可谓“萧条”。当然，在大量有关王安石变法的作品中，司马光无疑有其重要位置，但却大多以反面形象出现。这与其《资治通鉴》所获得的崇高评价，看起来是截然对立的。这一现象令人深思。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包括今人思想观念与意识形态的冲突、不同立场的差异、研究积累的厚薄，等等。而基本文本整理程度不同，应该也是原因之一。
除了史学巨著《资治通鉴》以外，相比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就有点校本《王文公文集》面世，司马光文集的整理，已晚了三十多年，遑论其他大量论学研史的文字了；而全集的出版，也晚了差不多十年。如今，由复旦大学王水照先生主编、陈尚君先生等领衔整理的《司马光全集》正式推出，含12册近500万字，以经史子集四部分类，囊括了司马光目前所知全部独立撰写的文字，最后又附有年谱及资料汇编，为研究司马光个人的生平、思想和创作提供了全面的一手资料，也为研究宋代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提供了重要的文献。
《全集》所收，有多种为首次整理出版，如《易说》《资治通鉴目录》《法言集注》等。而《资治通鉴考异》虽然在中华书局《资治通鉴》整理本中，已打散后一条条置于相应位置，但该书本是一部独立成书的著作，有其单行的价值，此次据单行本整理亦属首次。尤其有价值的是，整理者对《资治通鉴考异》所利用的传世古籍进行了对校，以见其与其他史料的源流与异同。《稽古录》的整理同样如此，也利用了《宋史》《续资治通鉴长编》等史籍以辨其异同，体现了古籍整理的学术含量。
就最重要的司马光别集之整理而言，也体现出了鲜明的特色。如所周知，司马光文集的版本系统较为复杂，今天所见三个基本完整的版本，在篇目分合、有无存佚、卷次排列乃至书名方面存在极大差异，给校勘带来了相当大的困难。一般认为，《四部丛刊》影印本因其所据底本之时代最早，而原本难得，故被视为善本，早先有整理或学者引用，多以此本为准。但前些年该本之底本，即国家图书馆藏宋刻本《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收入“中华再造善本”出版，据此我们发现《四部丛刊》本描润错误较多，经仔细斟酌，最后改以此本为底本，而校以日本内阁文库藏《司马太师温国文正公传家集》和《增广司马温公全集》。
《全集》的出版，无疑可以丰富我们对于司马光这一文化伟人的认知，甚至可以“澄清”相当一部分人对于他的“误解”。比如，如果按照是否要对当时的政治进行改革而言，司马光同样属于“改革派”，只不过在目标、方向、路径、重点以及程度等各方面，他与王安石不同而已，读《文集》中《论财利疏》《体要疏》等各篇即可见。又如对于西夏的态度，自司马光入仕之初即有所关注与论列，直至其晚年当政，也还在发表意见。综合来看，他也绝非“投降派”或者“退让派”，而是会根据时势的变化主张采取不同的策略，而贯穿始终的则在于外不轻动（而非完全不动）干戈，内不扰民，以德教感化外夷。在文学方面，“唐宋八大家”中没有北方人，但司马光也称得上一时名家，其于诗善古体，所以较少绝句、律诗那些朗朗上口、为人所熟诵的“名篇”“名句”，但质朴而少雕饰，颇有古风；于文宗西京，王安石即称其文类前汉，其奏议“剀切而曲当其意，百折而不回，缠绵恳挚”，《四库全书总目》称许其文之“气象亦包括诸家，凌垮一代”，乃至《资治通鉴》中之记述史事，亦详略有法，值得称道。
收罗完整、整理精良的《司马光全集》已呈现在读者面前，我们期待学界对司马光有更为深入的研究，也希望一般读者在阅读司马光中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和古人的精神境界，获得为人处世的教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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