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版
位于外朝的古物陈列所(1914—1948）
清帝退位后，紫禁城内的乾清门广场成为重要的分界线，乾清门广场以北的内廷居住着溥仪“小朝廷”，乾清门广场以南的外朝由北洋政府接管。紫禁城外的天安门也由政府接手，中南海成为大总统的办公地。
1913年，北洋政府内务总长朱启钤（1872—1964）呈明大总统袁世凯，决定将盛京故宫、热河离宫两处所藏各种宝器陆续运至北京。虽然先农坛已有“古物保存所”，但无法容纳这批文物。于是，内务部决定将紫禁城外朝部分仿效外国先例，改为面向公众展示皇家艺术品的古物陈列所。
1913年11月18日至1914年10月28日，民国政府内务部派杨乃庚、赵秋山偕同随员十余人，与清室内务府所派文绮、曾广龄等赴热河，清理避暑山庄各宫殿、景点内陈设物品。在都统姜桂题的协助下，先设立起运处，经过水运转火车，先后 分七次将1949箱又1877件共计119500余件家具、陈设、铜器、玉器、书画、钟表、书籍、毡毯及其他杂物（其中还包括43只活鹿）运到北京。1914年1月23日至3月24日，内务部派治格、沈国钧偕随员十余人，与清室内务府所派福子昆等前往沈阳，在都督张锡銮的协助下，先后分六次将1201箱共114600余件铜器、瓷器、书画、书籍、珠宝、文房用品等运到北京。热河、盛京的文物陆续到达后，堆放在武英殿。内务部向清室借用武英殿西配殿的北边两间，作为古物陈列所筹备处。
1914年2月4日，古物陈列所成立，启用内务部所刊木质印章：“内务部古物陈列所之章”。3月27日，古物陈列所所长由原清室护军都统治格担任，副所长是王曾俊。
1914年10月10日，古物陈列所正式对外开放，参观者甚众。为了收藏和陈列文物，又将武英殿、敬思殿改造为陈列室，在两殿间修建过廊，形成今天所见的工字形布局，于1914年11月底竣工。还在已毁的咸安宫基础上建文物库房——宝蕴楼，于1915年6月竣工。又仿照武英殿工字形布局改造文华殿，于1916年10月竣工。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三大殿逐步移交给古物陈列所。1915年12月12日，袁世凯在中南海居仁堂宣布复辟帝制，改民国五年为洪宪元年，之后三大殿作库房使用，主要存放书籍。
古物陈列所的成立，标志着在紫禁城的同一时空内，出现“一城两制”局面。乾清门广场以北的内廷为逊清“小朝廷”，溥仪依旧享用大清皇帝“尊号”，使用宣统年号，享受中华民国对待外国君主之礼，有宫女太监供皇室差遣，清朝遗老旧臣向溥仪行跪拜礼，由内务府和宗人府等机构继续维持“小朝廷”运转。乾清门广场以南的外朝为古物陈列所，由民国政府管理，采用公元纪年，开放售票，接待国内外游客。
如此，紫禁城的南北空间在清朝时是皇家与天下的内外之别，到民国时成了家天下与民天下的新旧政权之别。同一个紫禁城物理空间内并行着三套纪年系统：公元1914年，既是民国三年，也是宣统五年。
古物陈列所的成立与民国初年皇家宫苑国民化的趋势是一致的。民国初年，朱启钤除了担任内务总长外，还兼任京都市政公所督办，他主持开启了“公园开放运动”。民国三年（1914），北京内城明清帝王祭祀社稷神的社稷坛改建为中央公园，民国十七年（1928）改称中山公园，这是北京第一座公园。民国四年（1915），北京南城明清帝王祭祀山川和神农的先农坛、内城的皇家宫苑北海辟为公园。民国七年（1918），明清帝王祭天、祈谷和祈雨之地的天坛正式对外开放。民国十四年（1925），明清帝王祭祀地神的地坛被开辟为“京兆公园”。民国十七年（1928），北洋政府内政部收管颐和园及静明园、圆明园，并改为公园。
古物陈列所是北洋政府与逊清皇室合作的产物。从起运文物、腾退房屋、领导人员都由双方合作。所长为清室官员，副所长为政府官员。
古物陈列所的建成让曾经的“皇家禁地”转变为公共空间，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家宫廷博物馆和艺术博物馆，是近代民主革命的重要成果。在1914—1924年逊帝溥仪仍居后宫，封建复辟阴影几度笼罩下，古物陈列所犹如一面共和大旗，在封建堡垒的中心猎猎飘扬。
1928年，蒋介石改组成立的新南京国民政府第二次北伐成功，北洋政府垮台。古物陈列所划归南京国民政府内政部北平档案保管处管理。1930年、1935年、1946年民国政府多次提议将之并入故宫博物院。1948年3月1日，古物陈列所归并入故宫博物院。1949年底，全部交接完毕。
位于内廷的故宫博物院(1925—1948）
有关政权变更的两份重要文件《退位诏》和《关于大清皇帝辞位之后优待之条件》均提到“共和立宪国体”“赞成共和国体”。为什么“君主立宪”在中国走不通呢？ 这要从溥仪“小朝廷”期间，先后发生的两次“复辟”事件和一次“复辟”密谋说起。
1915年12月12日，袁世凯宣布恢复帝制，自称“中华帝国皇帝”，准备在新年元旦举行“登极”大典，改民国纪元为洪宪元年。袁世凯的倒行逆施，激起全国人民的愤怒与反对。在众叛亲离的情况下，袁世凯被迫于1916年3月22日取消帝制，恢复中华民国。
1917年6月30日，张勋在清宫召开“御前会议”，于7月1日撵走黎元洪，把12岁的溥仪抬出来宣布复辟，改称此年为宣统九年，通电全国改挂龙旗，自任首席内阁议政大臣，兼直隶总督、北洋大臣。7月 12日，段祺瑞组成讨逆军讨伐，“辫子兵”战败，张勋逃入东交民巷荷兰使馆。溥仪再次宣告退位，复辟仅12天即宣告破产。
诸多复辟事件充分表明，“皇帝”身份在中国并不单纯是一种精神象征，有很强的政治诉求。优待条件实则为一种革命派对清廷的妥协，也体现了资产阶级革命的不彻底性。优待条件在当时的中国社会打造了一个尴尬的身份：一个身居紫禁城的，由民国政府提供岁用、保障安全和保护私产的，以外国君主之礼相待的逊帝。
1924年10月22日夜，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北京政变成功后，冯玉祥将军被推为国民军总司令，成立了中华民国临时执政府。11月4日晚，召开临时执政府摄政内阁会议并通过了《修正清室优待条件》。
《修正清室优待条件》虽然是民国政府单方面制定的，清室不予承认，许多条款也没被履行，但将溥仪“移出宫禁”被强制执行。
11月5日上午10时，京畿卫戍总司令鹿钟麟等与溥仪方面接洽，经反复协商，最后不得不采取果断措施，强行责令溥仪出宫。溥仪出宫也意味着《关于大清皇帝辞位之后优待之条件》实际上已被废止。
鹿钟麟“逼宫”事件是在军阀混战的情况中发生的，时人对此评价不一。直到后期清室善后委员会在整理故宫文物的时候，发现了溥仪与内务府大臣金梁等密谋溥仪复辟的文件，这让“逼宫”事件具有了某种合理性。溥仪在他的回忆录中说：“复辟——用紫禁城里的话说，也叫做‘恢复祖业’，用遗老和旧臣们的话说，这是‘光复故物’‘还政于清’——这种活动并不始于尽人皆知的‘丁巳事件’，也并不终于民国十三年被揭发过的‘甲子阴谋’。可以说从颁布退位诏起到‘满洲帝国’成立止，没有一天停顿过。”
如果“皇帝”不再具有政治权威了，那是否能够成为宫廷物质文化的守护人呢？ 事实上，当时的溥仪“小朝廷”无力保护清宫珍藏。20世纪20年代初，清宫珍藏遭受了厄运，逊清皇室对清宫珍藏的大量抵押、拍卖活动，引起社会的关注和谴责。1923年6月26日晚9点多钟，紫禁城建福宫发生大火，更加点燃了社会对清室的不满。
清宫珍藏到底是“皇室私产”还是“国产”曾引起过广大争论。溥仪认为清宫珍藏是他的私人财产，当时的中华民国政府也认为这些文物产权属于皇室。皇室的财产不只在紫禁城，还包括沈阳奉天行宫和热河避暑山庄的珍藏。因此，1914年古物陈列所展陈的从沈阳和承德运回的珍宝，是被当作民国政府借自皇室的债款，由清室派员约同古玩商家逐件审定估价，共计3511476元，原本由民国政府按价收购，但因财力问题无法支付购买，故这些珍藏暂被当作民国借自皇室的债款处理。
1924年5月5日，在时任内务部总长程克的宅中，召开保存国有古物讨论会，讨论保管办法，议定“凡系我国历代相传之物，皆应属于国有，其无历史可言者之金银宝石等物件，则可作为私有。属国有者，即由保管人员议定保管条例，呈由政府批准颁布，即日实行。其属于私有者，则准其自由变卖，此项保管条例已在起草中，大约明后日即可提出讨论，俟通过后，即呈由政府颁布”。11月7日，中华民国临时执政府发布命令，组织成立办理清室善后委员会，负责清理清室公私产及一切善后事宜。14日又在政府公报上公布了《清室善后委员会组织条例》，聘请李石曾（1881—1973）为清室善后委员会委员长。经过将近一年的时间，清宫中大多地方的物品得到初步的点查。
1925年3月，善后委员会编辑出版《清室善后委员会点查报告》，这意味着将紫禁城乾清门以北的内廷“家底”公之于众，受公众监督。9月29日，清室善后委员会通过了《故宫博物院临时组织大纲》，决定在紫禁城内廷设立故宫博物院。10月10日，故宫博物院正式成立开幕。前摄政内阁总理、理事黄郛（1880—1936）发言说：“今日开院为双十节，此后是日为国庆与博物院之两层纪念，如有破坏博物院者，即为破坏民国之佳节，吾人宜共保卫之。”
故宫博物院的成立使清宫珍藏的身份、性质发生了根本变化，它们已不再是封建帝王权威和财富的象征，也不再是皇帝个人的珍玩，它们与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联系起来，成为人民共享的文化财产，且被赋予中华文明血脉的意义。这就明确地昭告世人，封建君主制度在中国大地上已真正地被推翻了、结束了，任何企图恢复帝制的行为都是倒行逆施，都是不能得逞的。
故宫博物院的成立真正标志着清宫器物，由“小朝廷”私产变为国家所有，让清宫器物成为国家文物。紫禁城终于得到全面开放。
值得注意的是，此时紫禁城乾清门广场南北，是两个不同性质的开放空间。乾清门广场以南的外廷是古物陈列所，乾清门广场以北的内廷是故宫博物院。造办处位于乾清门内西路慈宁宫以南的区域，在此时被划分为内廷范围，由新成立的故宫博物院接管。在内廷而非外朝成立故宫博物院，这本身就是重要隐喻：帝王内廷空间公之于众，内廷之物转换为国民之物。
1928年6月，第二次北伐战争结束，南京国民政府改北京市为北平特别市，接管故宫博物院，并改名“北平故宫博物院”，各项工作开始走向正常发展。
1925—1949年20余年 时间里，故宫博物院筚路蓝缕，先后经历了曲折建院、短暂发展、文物南迁、两岸分治多个阶段，以及我国政体变化、世界大战等诸多历史大事，既有形成“完整故宫”的宏伟规划，也有文物南迁、成立南京分院和驻沪办事处等临时机构、合并古物陈列所的壮阔历程和故宫分隔两岸的现实，其间机构变化、人事变动复杂异常。
郑欣淼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抗日战争的背景认为，故宫文物南迁是人类保护文化遗产的壮举，其历时之久、迁徙地域之广、任务之艰巨均为世界罕见。故宫南迁文物得以完整保存是中国抗日战争在文化领域的一大胜利，其艰辛的播迁历程也使故宫文物与国家命运、民族精神紧密联系。
中国社会的南北统一，将南北各自开放的紫禁城真正转换为南北一体的紫禁城。
“完整故宫”理念（1930年至今）
物的所有权与收藏权，需要各种力量来支持。溥仪“小朝廷”没有能力拥有清宫器物。那志良细数了宫廷文物外流的多种形式。以赏赐、借去为名运出宫，以书画账簿为主；抵押至四大银行(金城、大陆、盐业、中南银行），但到期未还被拍卖，以瓷器、金器为主；赏赐；太监偷窃、抵换，如1924年中正殿大火，疑似为有人故意销毁偷盗罪行而发生。清室无力保护清宫器物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咸丰时期。咸丰十年（1860）八月，英法联军焚毁圆明园，光绪二十六年（1900）六月，英、俄、法、日等国联军攻陷北京，皆给皇室收藏带来了巨大损失。
早在1924年，逊清内部也出现一些主动开放的声音。曾任末代皇帝溥仪的内务府大臣金梁（1878—1962）在《金梁奏请“密图恢复”五折》中提出设立“皇室博物馆”保存清室古物，“并约东西各国博物馆借赠古物，联络办理，中外一家，古物公有，自可绝人干涉”。在金梁的计划中，清理皇产以自养，保护宫廷旧殿与古物以自保，然后可“密图恢复”大业。
各方军阀也没有能力保护清宫器物。清宫器物的物权很多时候成为军阀夺取政权的一种平衡或棋子。
在清宫器物无稳定政权保护时期，故宫博物院的工作人员及社会有识之士，成为国宝的真正保护者。故宫博物院的成立，标志着清宫器物物权的完整移交。清宫物权的转移与世界皇宫博物馆的建立趋势是一致的。俄罗斯的国立莫斯科克里姆林宫历史文化博物馆，是由沙皇的武备馆于1814年主动开放而形成。法国的凡尔赛宫博物馆、土耳其的托普卡匹宫博物馆和贝宁的阿波美王宫博物馆，是被动开放而形成。法国的卢浮宫博物馆和俄罗斯的艾尔米塔什国家博物馆的开放，夹杂着主动和被动的多重因素。
溥仪的帝师庄士敦（Reginald Fleming Johnston, 1874-1938）回到英国后，回忆他在紫禁城的生活时写道：“从前被包围在紫禁城内的一部分重要宫宇，如今也已丧失了它颇富于传奇色彩的权力。南面用围墙围起来的很大一部分（虽然没有东西大门的守护），在皇帝退位后，即被民国当局占据。两个最大的宫殿建筑（武英殿和文华殿）变成了博物馆，收藏了部分以前用来装饰热河和沈阳行宫的精美艺术品。这些艺术品现在是被民国政府‘借’来而尚待其购买的皇室藏品。”
1930年春，发生华北军事当局脱离中央领导事变，古物陈列所受到严重威胁。为了保护整个故宫，事变平息后，故宫博物院院长易培基（1880-1937）提出《完整故宫保管计划》的议案，将乾清门以外的古物陈列所和乾清门以内的故宫博物院合并，将中华门（即大清门，在天安门外，今已拆除）以北各宫殿，直至景山，以及大高殿、太庙、皇史宬、堂子一并归入故宫博物院。该提案以理事蒋介石领衔，呈送国民政府。10月25日，国民政府批准了这一提案。11月15日，故宫博物院的工作档案中记录了，故宫博物院会同内政部及卫戍司令公安局各机关接受古物陈列所，而招待平市新闻界参观内外廷之事。11月21日，古物陈列所、故宫博物院、北平市政府等有关部门，办理古物陈列所并入故宫博物院事宜。由于时局动荡及内政部的阻力，此案未能立即实现。
两个机构有许多本质不同。曾经参加过押运故宫文物南迁的刘承琮（1918-2012）在2011年的访谈中，提到古物陈列所与故宫博物院的区别：“（新成立的故宫博物院）与古物陈列所鸡犬相闻，老死不相往来。古物陈列所的人员都是满清民国的遗老遗少，略显腐朽。反观故宫博物院，从上到下一律都是拥有新思想的北大的教授和学生，从李石曾、易培基、张继都是南京国民政府的元老政要。故宫博物院成立的理事会都是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大佬，后来成立基金会，蒋介石还带头捐款。故宫博物院成立后，直接隶属行政院，属当时部级单位，而古物陈列所为内务部下属单位。”称呼彼此为“前宫”和“后宫”。
1948年3月1日，古物陈列所合并至故宫博物院。从此，故宫博物院与皇宫紫禁城完全融为一体，故宫博物院首任院长易培基早年提出的“完整故宫保管计划”得以实现。这也意味着，清宫物权实现了管辖权的统一和空间上的完整。
1949年11月9日，故宫博物院改由中央人民政府文物局领导。1950年2月，北平市改称北京市，故宫博物院也更名为“国立北京故宫博物院”，后于1951年6月改名“故宫博物院”。
1961年，故宫被国务院认定为首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87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世界遗产委员会召开的第11届全体会议，正式批准北京故宫列入《世界遗产清单》。2003年，沈阳故宫作为扩展项目列入。世界文化遗产的视野，拓宽了故宫的文化价值与意义，让一度淡化的“完整故宫”理念得以获得新阐释。
2003年10月，故宫博物院院长郑欣淼在庆祝南京博物院成立70周年举办的馆长论坛上，首提“故宫学”概念。“故宫学”以其综合的视角观察和研究“完整故宫”。郑院长认为，文化遗产的完整性，不只是空间范围上、组成部分和结构上的完整，还包括文化概念或文化精神上的完整。故宫的价值既有熟知的物质遗产（文物），也有非物质文化遗产（如传统的文物修复技术和故宫官式建筑修造技艺）。这些非物质遗产既是保护故宫及其文物藏品的重要手段，也是故宫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故宫珍视这些工艺技术，对其进行着有效保护，并重视传统工艺与现代技术的结合。
目前，故宫博物院拥有6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和3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前者分别为2008年获批的官式古建筑营造技艺（北京故宫）、古字画装裱修复技艺，2011年获批的青铜器修复及复制技艺、古书画临摹复制技艺，2014年获批的古钟表修复技艺和2021年获批的宫廷传统囊匣制作技艺；后者分别为2021年入选的传统百宝镶嵌制作与修复技艺、传统木器制作与修复技艺、传统漆器修复技艺。
从技术的角度来看，“完整故宫”理念包含三层内容：技术物（文物）所有权的完整性、文物所在的历史空间的完整性、文物修复技艺的完整性。
（本文摘自《造办处：紫禁城里的技术史》，张学渝著，广东人民出版社2025年3月第一版，定价：98.00元）
缩小
全文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