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奠基也是集大成

    ■蒋寅

    中国古代文学的特点之一，就是文体的丰富性。中国古代的文学家虽然很重视文体的辨析，编撰了大量的分体文学选本，但是对文体学的相关知识和理论并没有认真地加以总结。从南朝任昉的《文章缘起》到明代吴讷的《文章辨体》和徐师曾的《文体明辨》，这些相关著述虽然对文体有所辨析，对其体制性内容有所论述，但总体来看是很粗略的，真正意义上的文体学研究还是开始于20世纪尤其是90年代以后。以前辈学者褚斌杰先生的《中国古代文体概论》为嗃矢，吴承学教授的《中国古典文学风格学》《晚明小品研究》《中国古代文体形态研究》《中国古代文体学研究》等一系列著作为骨干，近20年的文体学研究取得了丰富的成果，有力地推动了文体学的发展，使相关研究成为古代文学领域引人瞩目的学术生长点。吴承学教授不仅以个人著作拓展了文体学的疆域，同时也培养了一批文体学研究的人才，带出一个学术团队，使中山大学成为文体学研究的重镇。

    新世纪文体学研究的成果已积累到亟待加以理论总结，进一步提升其理论品格的地步，如何深化文体学研究，不只是吴承学教授思考的问题，也是学界的普遍期待。正像观念史研究者所说的，一个概念的内涵就是它的全部历史。文学理论发展的一个重要途径就是理论史的反思和总结。作为学科分支理论的文体学也不例外，如果没有历时性的文献梳理和历史研究的支撑，那么它的逻辑框架和理论细节就很难达到清晰、厚实的境地。从这个意义上说，最近由北大出版社推出的吴承学教授主编《中国古代文体学史》（五卷本）就成为中国文体学理论体系的重要补充和当代最值得重视的文体学研究成果。

    一看到《中国古代文体学史》这个书名，我就感觉是个价值重大而工程艰巨的课题。正如王水照先生在总序中说的：“中国古代文体学植根于传统中国的礼乐制度、政治结构和社会网络，立基于汉文字、汉语言的音形义特性，是一门颇具民族特色的学问，在我国古代学术版图中占据着重要位置。”吴承学教授尽管寝馈其中多年，学术积累丰厚，对中国古代文体学的历史可谓成竹在胸，但他对课题涉及的问题和难度仍有充分的考虑，在《前言》中提出：

    中国古代文体学史是一个崭新的学术领域，本质上与文学史、文学批评史、文学思想史都有不同。文体学史研究一定要突出学科自身的独特性，立足于中国古代的文化语境与文章语境，在尽可能全面搜集文体学史料的基础上，梳理和总结中国古代文体观念和文体理论，展示古代文体学原生态的复杂性、丰富性；并且，注重考察社会转型、语言变迁、文化思潮、时代风尚等外在因素对文体学的影响，描绘中国古代文体学发生、发展、变化的整体历程，描述不同于西方“文学”概念框架下的文体学史，呈现出中国本土独特的知识、观念与思想体系。

    为此他拈出史意、史识、史法三个关键词，以此为撰写中国古代文体学史的目标和旨趣。具体到内容架构，则根据中国文体学发展的历史脉络，将这部文体学史划分为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唐宋元、明清、晚清民国五个阶段，各约请学有专攻的研究者共襄其事，最终完成一部内容扎实且创新度很高的中国文体学通史。

    就全书的结构来看，各卷贯穿着连贯有序的思路，体现了文体学发展的内在逻辑和主编的整体思考。各卷的具体内容和写作，则突出了不同时代的理论和批评特征，在确保全书的有机性和平衡感的同时，又表现出作者个人的学术特点。

    先秦两汉是文体学发展的滥觞期，孕育着中国文体学的基因。第一卷从文字开始谈文体观念的发生，由文体运用和文辞称引分析文体命名的原则和表现形式，勾勒出早期文体意识的萌芽和文体认知的发展。然后就六经之学、礼乐制度、职官制度、典籍校雠等制度层面论述文体谱系的成型，同时对西周到两汉各种文体的写作实践做了文体学视角的分析。这些研究不仅清晰地阐述了中国古代文体学发生的历史、文化土壤，而且为后代文体学的建构提供了基本范型和有价值的参照系。第七章“早期风格学的发生”、第八章“‘九能’：从君子才德到文章文体”借助于早期文论的零星资料对汉代以前的文体风格论加以梳理，再配以第十二章“汉代的创作与文体观念”，对先秦两汉的文体学思想及其中蕴含的理论要素做了很好的抉发和提炼，为后代文体学的发展厘清了源头。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古代文体学的成型期，依托以集部为中心的文体语境形成了系统的文体谱系，并在“原始以表末，释名以章义，选文以定篇，敷理以举统”（《文心雕龙·序志》）的方法论指导下，确立起以辨体、体制和事类为基本支点的文体学构架。第二卷按曹丕《典论·论文》、陆机《文赋》、刘勰《文心雕龙》等专著的理论建构，挚虞《文章流别》、李充《翰林论》、肖统《文选》总集的选文章义，江淹《杂体诗》、钟嵘《诗品》、任昉《文章缘起》的诗文体谱系，诗文、小说创作与玄释二教的关系四条线索，展开这一时期文体学疆域拓展和内容充实的过程，不仅整体框架和逻辑层次清晰有序，各问题点也有深入的论述。最后一章提炼出这一时期涉及文体学观念的文笔之辨、南北文风不同论、文无常体、古今体之争诸焦点问题，从风格论与文体论互动的意义上透视其理论意识的核心，同时说明当时文人文体学意识的强化及建立谱系的热情，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历史认知深度。

    唐宋元时期文体学的发展围绕着文体格局演进和科举考试演变两个方面展开，由科举文体崛起所引发的古今、骈散、雅俗观念的冲突和交融，使这一时期成为文体学史上承前启后的转折时期。第三卷的论述首先将这一时期文体学的演进概括为语言体式的演变、诗文体裁的发展和小说戏剧文体的兴起三个主要方面，指出文体类聚的定型使专类文体学成为主体，科举文体的崛起使相关文体的揣摩成为文体学的主角。同时，两大文体类聚出现复杂的变化，“韵散分途逐渐形成，古今体式此消彼长，逐步走向稳定、融合。‘文笔之分’发展为‘诗笔之分’，再进而演变为诗文之分”（第16页）。作者分别用诗体学成为中心，其它门类消歇；文体学全面繁荣，观念更新，著述丰富，体式创新；精品迭出，带有总结性来概括唐宋元三代文体学的阶段性特征，并以一至五章的通论加六至十二章的分论，清晰地梳理了这一期间文体学认识的深化及其历史过程，重要人物和著作的重点分析和问题史的勾勒做到了很好的平衡，将文体学史这一重要阶段的丰富性和复杂性论述得细致周到而又明快畅达。

    明清时期，文备众体，但传统文体却拿不出什么一代之胜，只有历来不登大雅之堂的戏曲、小说独放异彩。郭绍虞先生在《中国文学批评史》绪论中更指出：“清代学术有一特殊的现象，即是没有它自己一代的特点，而能兼有以前各代的特点。（中略）所以清代的文学批评也是如此。以前论诗论文的种种主张，无论是极端的尚质或极端的尚文，极端的主应用或极端的主纯美，种种相反的或调和的主张，在古人曾经说过的，清人没有不加以演绎而重行申述之。五花八门，无不具备，从传统的文学批评来讲，也可以说是极文坛之奇观。”（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6页）向来学界对明清文学理论的印象大体如此，综合性、总结性多于开创性。我不太认同这种看法，我认为文学理论直到明代才有较为深入的思考，到清代始上升到理论和学术的层面，而不再停留于印象和判断。我欣喜地看到，第四卷论述明清时期的文体学，也以诸多思路开拓和理论创新的实例证实了这一点。包括文章总集与辨体批评、文集凡例的批评意义、别集冠首文体的文体学意义、八股文的文体学批评、戏曲文体论、骈文文体论、类书与文体学的关系等，而诗文之辨、应酬文体功能之争、史传和说部入集的合理性、私人作传等观念之争等问题，虽不发轫于明清时期，但确实到此时才成为问题。纷杂而多歧的理论话语和批评实践的交汇，正是明清文体学乃至文学理论场域的现实生态。作者以主要基于个人研究的丰富的问题意识和开阔的学术视野，建构起一个以问题为单位的开放性的明清文体学序列，不能不说是与明清时期的学术格局相适应的。本卷对史料的广泛发掘和细致阐发，凸显了文体学在明清两代长足的进步，有助于我们重新认识明清文论的重要价值。

    从晚清到民国，文体学和整个文学统系一同经历了由近代向现代的转型，在现代学校文学教育的制度化背景下，急剧地由写作规范朝向知识化、学术化、系统化的方向发展。新世纪以来，有关文学学科的形成涌现出相当丰富的研究成果，但聚焦于文体学的研究尚不多见。如果说第四卷论述的明清文体学属于抟沙成塔式的靠发掘史料堆积起历史墙垣的话，那么清民之间的文体学史则需要从近代文学学科史中将文体学内容剥离出来。第五卷作者所做的正是这样的工作，从文体分类学的新变讲起，历数骈文观念与骈体理论、词学思想的发展、古文选本与辞章学、修辞学与文体研究、课程讲义与文体学研究、课艺与书写文体、报刊的文体学意义这诸多视角下文体学转变的全新规模，再辅以桐城派的文学教育、章太炎师弟的文体理论研究、刘咸炘的文体观及黄人等编《国朝文汇》、高步瀛编《文章源流》等重要人物和书籍的专题考察，大体剔抉出文体学在清民间的演进脉络及走向现代学术的历程。时迨晚近，社会变革急剧，人物和著述都愈为纷繁，作者能荦荦数其大端，显示出很好的问题意识和开阔的学术视野，论述所及，多有丰富既有文学批评史研究的地方，引人进一步思索中国文学理论的现代化进程。

    一部好的通史著作一定具有学术史总结的意义，不光凸显个人努力，也要反映学界的知识积累，展现特定历史时期的学术史进程。《中国古代文体学史》很好地体现了这两个方面的平衡，既大量汲取学界先出成果，体现了对前人研究的尊重，也融入许多个人研究心得，在在可见作者的独到看法。这与每一位作者皆为某段文学史研究的专家、具备深厚的学术造诣是分不开的。每卷的写作都能立足于文学史的高度，在深入把握各个时期文体学发展的历史语境、全面掌握现有文献的基础上，建构独自的论述框架，既有点的深入、线的贯穿，也有面的展开，堪称是一部同时具有丰富的知识呈现和认识深度而又语言明晰、论述畅达，具备了刘知几所谓才学识三长的良史，相信对以后文体学理论、文体批评的发展都会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

    通览五册皇皇巨著，饫承霑溉、启迪之余，也有一点不成熟的看法，在此提出供作者参考。主要是文体学的范围问题。由于前言没有对文体学的内涵和外延加以界说，各卷作者取材和立论的范围容有出入。比如全书多处论及风格问题，如果就文章体制的规定性而言，风格自然是文体学题中应有之义，但它主要涉及艺术表现的分寸及辞令的相应要求。吴承学教授在《中国古代文体学研究》的第一章“中国古代文体学论纲”中，也正是围绕这个核心来阐明学科的起点、基本内涵和研究对象的。第二卷谈到《文心雕龙》的作家风格论，第三卷专辟一章论述时代风格论、作家风格论、流派风格论，虽未逾文体之体性、体貌的范畴，但论述多落在“人”的方面，而较少涉及“文”的方面，这就容易流于一般文学理论。文体学视域下的风格论，应该与一般风格论有所区别，应该立足于体裁或类型意义上的合目的性。以此衡量，书中涉及风格论的内容似有逸出分体学范围之外的可能。同理，还有些内容让人觉得近似批评史的写法，如第五卷“词学的发展”一章，多涉及美学问题和技法问题，有点接近词学观念史的写法，相反同词体学关系紧密的词调、声律研究却付之阙如，整体上显得与文体学的关系较为淡薄。也不难想见，对于一部纵论古、近代文体学、成于众手的多卷本史著来说，类似的问题是很难避免的，同时也是很难取得一致看法的。甚至具体到各卷章节的设置及次序，我想作者和读者或许也会有不同看法，窃以为第一卷第三章“秦汉文书程式范本的文体学意义”似放在第九章“秦汉的职官制度与文体学”之后更好一点，两章无论于时序于内容都更关联紧密，不知作者以为如何？

    此套书是吴承学教授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的终极成果，这个课题也是古代文学研究领域的首批国家重大项目，学术团队历经十四年艰辛努力，方始竣业。这是中国文体学史的奠基之作，相信在很长时间内也会是当代文体学研究的集大成之作。由于有了这部《中国古代文体学史》，文体学由现象到理论，由历史到逻辑，理论内涵和学科外延都愈益清晰，同时带来古代文论知识的大面积更新和价值重估，其学术价值和学术意义不是这篇小文所能论定的。2025年1月，吴承学教授所引领的“中国古代文体学”入选“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原创学术理论”，标志着学界对其知识系统性、原创性及相关学术积累的高度确认，其中当然也包含着对吴承学教授所主编《中国古代文体学史》这套大书的全面肯定。快读之余，谨此祝贺并向主编和各位作者致以崇高的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