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乡风情的文学之美

    ■凸凹

    我与焦启超既是同窗又是好友，他要出文集，我是高兴的，甚至怂恿他，既然已经写了，就不要停笔，一卷一卷地写下去，完全顺应着自己的意绪。

    焦启超从事公文写作近二十年，政策理论水平自然不在话下，但关键是，职业的担当化成了他自己的修养与操守，他说话必有依据，论事必论究竟，严谨认真，一丝不苟。他不想让别人糊弄，他也从不糊弄人。久而久之，他智慧超群，言说超众，有诸葛孔明之风。

    无论如何，经年的文字工作，使他有了文字思维，敬惜字纸、敬重书写。这一如沈从文，在筸军里当文书，涵养了对文字的敏感，进而写小说、写湘西风情。所以，焦启超退休之后，他也放不下手中的笔。只不过，以前是履职的写作，现在他转入生活，写生活的发现、感悟，一路“文学”下去。

    到了这个年纪，生活是他的富矿。儿时记忆、自然山水、工作经历、社会观察、四海游踪、人生所悟等等，充盈于腹，像河水已满，不用挤压，自己就往外流溢。他不用苦思苦写，面对巨量的库存，只需“顺势”而为，就洋洋洒洒、漫漫汤汤，就写得满纸满帙，成大气象。

    他的“顺势”，是以故乡的地标马鞍山为纲，统揽南白岱村的山水风光、大地风物、人间风情和生活风习，顺其自然地达到了“纲举目张”的叙述效果。

    他的写作，系建立在儿时记忆的基础上，均选取印象最深刻的部分。因而有“胎记”的特征。老家（故乡）的山，从马鞍山，到蝎子山、白带山，以致横岭子、大北坡，均是生命的孕育之地，笔下的词汇，多是妩媚的、明亮的，而殊少冷调和暗色。他一路欢歌，犹如青春复回。

    或许因为他公文写作的来路，一到文学性的叙事，焦启超也不任性夸张、譬喻、象征、铺排，而是走客观、严正、据实和平白的路子（也就是叶圣陶所说的“质胜于文”），一山一水、一草一木、一情一景，都写得细细致致、绵绵密密，便保留了大量的原始风情、原始风貌、原始风俗、原始风习。而且，故乡人的生活，也是原生态的样相。便寡而不陋，土而不俗，静而不寂，真而不揣。一切都是可信的，是心曲回环、大美存焉的文字。

    这让人不禁联想到生态文学大家胡冬林的《山里笔记》，一笔一划，都是自然风物之所赐，是山水造化的“浸润”之果。

    但，焦启超并不是“匍匐于乡土，醉倒于村俗”，在低层面上书写，而是他有赤子之心，在污浊中澄澈，在复杂中简单。因为他在市井和官界生活得足够久，已人情练达，满目沧桑，胸臆里已有了通透之思。于是，他自觉地逃离世故的惯性，写本色和简单的东西。正如哲学家蒙田和散文家梁遇春所说的那样，儿童的天真未必可贵，因为他出于本能；而成人的天真才弥足珍贵，因为是他经历过红尘洗礼之后的自主选择。

    因为我们常在一起交流，所以深知焦启超的写作用意。

    另，清人马平泉在《朴丽子》中就说过，好的文字，无不是以学人的底蕴，普通人的观察角度，入世者的论说方式，在“人情物理”的基本层面上，不蔓不枝、不饰不藻地朴素书写。那么，焦启超笔下的叙写，就是接续了文章大家的写作传统，不自视高明、不主观评判，而是让客观的“人情物理”自己站出来说话，让其自己呈现出意义。

    英国著名学者斯达尔夫人也提出了“文学地理学”的概念，认为，自然地理环境和村落的人文风尚，与文学存在着巨大的内在关联，对文学的发生与发展，起着决定性和关键性的作用。也就是说，有什么样的地理风貌和自然环境，就有什么样的文学。无论作者怎么抖弄自己的聪明，也敌不过万物根植于地面的自然诉说，因为土地道德、乡村伦理有着自己的节律和定义，容不得作者主观指点、意气用事地胡乱飞翔。这一点，在焦启超的文章得到了有力的验证。他言之凿凿地写出了马鞍山下南白岱本身所具有的老家（故乡）乡愁和地域文化所蕴含的种种元素，类似乡邦文献、情感化石、精神图谱、生态档案，因而不仅是文学的，也是文化的。其丰富、繁盛的内容呈现，为研究马鞍山一带、甚至整个张坊、拒马河流域、甚至整个京西的历史、人文、生态、风俗提供了坚实的文本依据，也为故乡的生态旅游注入了底蕴与灵魂。如此一来，他虽然写得平易，但却丰厚，是一座纸上乡愁博物馆，堪可流连，堪可品味。

    还有一点，他既然弄了文学，便有了敬畏之心，自觉地注重文学的品质，便不单单抒情，也不单单叙事，还不单单议论，常常把三者交织在一起，共同推动着写完一篇作品，提升了文字之美。这让我大为惊异，因为我的散文，就是这样的追求，但我是经过了近四十年的操守，才有了这样的一点美质呈现，可他在短期内也有了如此这般的境地。不禁让我感到，无论什么人、什么样的来路，只要一“进入”文学，就被文学“规定”了，就会按照文学的呼吸与脉动，言说与作为。

    所以，文学是个好东西，它能改变人生、美化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