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言溯画史，百年见奥旨

    ■施帼玮

    2025年，艺术界为纪念黄宾虹先生诞辰160周年与逝世70周年，举办了各类活动，其中规模较大的是浙江省博物馆的“天地人——纪念黄宾虹诞辰一百六十周年艺术展”。此次展览涵盖黄宾虹的经典作品、珍贵画稿、手稿及古物收藏等，共计160余件。在展现黄宾虹超世拔俗的艺术才情的同时，更彰显其深厚的文化修养和宽阔的人生阅历。黄宾虹先生总给世人以山水画大师的印象，但在整整百年之前，1925年的他不仅是一位画家，更是一位现代出版人，并在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他的重要著作《古画微》。我们今日纪念他时，也应回顾他作为出版人的那段经历。

    1921年，黄宾虹踏入商务印书馆，开启身份转型之路。关于其入职介绍人，史料存在争议：家属回忆与《浙江省博物馆系年》指向陈叔通（1876-1966），而1922年《编译所职员录》记载为王云五。合理推测是，身为商务董事的陈叔通进行高层推荐，新任编译所长王云五履行正式聘用程序。陈叔通作为黄宾虹生命中的重要人物，身份颇为传奇。这位清末翰林院庶吉士出身的文人，既是传统文人典范，也是近代化进程的积极参与者（曾任新中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1915年，陈叔通进入商务印书馆任机要科科长，成为连接传统文化与现代出版的枢纽。从陈、黄二人直至1954年的通信可以看出，陈叔通长期扮演“艺术赞助人”与“学术对话者”双重角色，从1919年为黄宾虹介绍了年轻的妻子宋若婴，到20世纪50年代推动其艺术获得官方认可。而王云五与黄宾虹的缘分可以追溯至1909年，前者任留美预备学堂教务长时便聘请黄宾虹教授国文，这段前缘为此次商务合作埋下伏笔。另外，黄宾虹之子黄用明是在两年前的1919年先考入商务印书馆，“父子同社”也是一段佳话。

    黄宾虹入职后，档案中记载“月薪八十元”，虽然这笔收入在当时的上海还算可以，不过要养活一家人，还是如宋若婴的回忆“生活仍拮据”。当世道不稳定时，大部分传统书画家都会断崖式地失去收入，黄宾虹能转入商务印书馆可以说是幸运的。不过其间也有不幸，1922年6月，他多年收藏的战国古玺古印被盗，这些藏品是其金石学研究与“以书入画”实践的重要参照。宋若婴回忆，失窃后黄宾虹陷于“心情不畅”。

    在商务印书馆的四年间，黄宾虹完成从传统文人到现代出版人的身份调适。作为美术部主任，黄宾虹主持的出版项目学术取向鲜明。他参与《东方杂志》“中国美术号”策划，发表《印学概论》等论文，推动古代画论系统整理。工作日，他往返于闸北香兴里住所与编译所，利用办公时间撰写学术著作；周末则延续“晨起写字作画”的传统文人作息。

    20世纪20年代，正值商务印书馆这家现代出版巨头的黄金发展期，编辑的办公桌恰好处在多元思潮交锋的前沿阵地。编译所走廊的那端，茅盾正在主编《小说月报》推介写实主义文学；而美术部的案头，却是黄宾虹在《古画微》手稿中对“气韵非师”的阐发。中国文化史中不同领域的大师聚于小小的编辑楼中，以笔延续着风雨中的文脉与民族精神。黄宾虹的应对策略颇具创造性：在《东方杂志》发表《近数十年画者评》，以“四王吴恽”正脉回应“美术革命”的挑战；同时通过《神州国光集》的珂罗版印刷，使古代名作获得标准化传播。这种“以现代技术守护传统精髓”的实践，在1929年教育部第一次全国美展期间达到高潮——他既担任评审委员推动传统绘画展示，又撰写《虚与实》一文从理论层面重构中国画空间观念。

    作为出版人的黄宾虹，其留下的最重要著作成果是《古画微》。据宋若婴1962年的手写稿《黄宾虹回忆录》中描述，黄宾虹在商务印书馆工作了一年多时间，其间撰写了《古画微》。该书系统梳理了中国传统书画的发展脉络，每一章都融入了他个人的独到见解。他写作此书时，通常在办公时间进行创作，回家后仅翻阅参考书以摘录重点内容。当时他家藏书籍约有六七箱，大多为金石书画类，但仍不足以满足写作需求，有时需要向朋友借阅。这部著作耗时两年完成，最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

    1925年12月，《古画微》由商务印书馆同时收入《国学小丛书》与《小说世界丛刊》出版发行，恐怕当时未有人预见这部篇幅不大的著作将成为20世纪中国画学的里程碑。1929年10月，是书又列入王云五主编的《万有文库》再版。1933年3月，《国学小丛书》版《古画微》刊行国难后第一版，商务印书馆在版权页中表示：“敝馆虽处境艰困，不敢不勉为其难，因将需用较切各书先行覆印，其他各书亦将次第出版。”黄宾虹羁居北平讲学时，曾对《古画微》进行增订，后收入《黄宾虹文集》。1961年，香港商务印书馆出版《古画微 附黄山画苑略》。2000年以来，中华书局、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上海书画出版社、湖北美术出版社、湖南美术出版社相继推出《古画微》的注释本、插图本、导读本等多种版本。

    现藏于浙江省博物馆的《古画微》手稿残本，为理解黄宾虹的学术方法提供了珍贵物证。稿本中密密麻麻的批注与剪贴，显示出作者对历代画论的“考据式研究”——不仅比对《历代名画记》《图画见闻志》等经典文献，更参证故宫散佚名画与私人收藏。夏承焘1952年拜访时目睹的“零缣断简”，正是这种庞大研究工程的物质遗存。值得玩味的是，黄宾虹向陈叔通寄赠的是特制手写本，这种“学术手稿”与“印刷文本”的区分，暗示着他对知识传播层级化的思考。在20世纪30年代“全盘西化”论盛行的文化语境中，《古画微》坚持从内部梳理中国画学体系，其理论建构具有特殊的文化战略意义。书中将“笔墨”视为超越形式的本质价值，将“士夫画”传统上溯至魏晋风度，这些观点在1948年《国画之民学》演讲中得到更鲜明的表述。黄宾虹通过与德里斯珂等海外学者的通信，将这些理念引入国际学术对话，使《古画微》成为最早产生国际影响的中国画学著作之一。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黄宾虹的出版活动转向更为根本的文化坚守。在北平期间完成的《画学篇》，将三十余年研究心得浓缩为三千言韵文，由陈叔通协助刊印分发。这种特殊文体选择，既延续了传统文人“以诗论艺”的方式，又因内容系统化而具备现代学术特征。1943年上海“黄宾虹八秩纪念展”的图录，则通过作品图像与理论文字的并置，完成其艺术体系的视觉化呈现。他心中的抱负可参见1944年《古今》第41期所载《宾虹论画》一文：“中华民族所以翘然于大地之上而其精神浩然长存者，惟其艺术之独特。故我辈他无所贡献，惟有勤勤于此，思有以发其秘奥，与世人共见。即不能，亦当竭其力之所及，整理而保之开辟蹊径以待来者。不然，则遗绪斩绝，后人虽欲措手而无从矣。”

    黄宾虹先生于1955年逝世，彼时商务印书馆早已不是他熟悉的模样。但那些在商务时期形成的出版理念，仍在以特殊方式延续：其子黄用明在香港商务坚持古籍影印工作；《古画微》校订本被纳入1958年《黄宾虹画语录》；该书不断被重印，在学界产生持续影响。这种跨时空的知识传播，恰是现代出版赋予传统学术的新生命。

    百年前，黄宾虹在商务印书馆完成《古画微》，以“自来文艺之升降，足觇世运之盛衰”作为自序开篇。百年后的今天，这部著作不仅可视为出版人与艺术家双重身份交融的见证，更成为中华文明薪火相传的珍贵注脚。黄宾虹以出版为桥，连通古今，将传统画学融入现代媒介；以笔墨为舟，承载文化精神，在创作中坚守艺术本真。他所编辑印制的《神州国光集》，所支持的画刊以及沉淀于《古画微》的学术思想，都凝聚着他对艺术与民族的永恒性追求。值此《古画微》问世百年之际，他的艺术与出版实践，仍为新时代文艺传承创新提供启示：扎根传统、立足时代，方能映照世运、传承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