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文学研究的问题意识与实践品格

    ■丛新强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当代文学的进程也逐渐跨越了文学史意义上既定叙述的“新时期文学”和作为过渡之计所称呼的“新世纪文学”，而进入新时代的新语境。“新时代文学”应运而生，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也同步产生了诸多的典型文本，其主要特征在于集中融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力量，并以其文化自信为底色而在丰富的社会实践中得以表现。与此相应，新时代文学创作需要开辟一个文学批评的新时代。恰逢其时，由吴义勤主编、山东文艺出版社推出的三十卷本“新时代文学批评丛书”破茧问世，立体呈现了新时代文学的批评景观。其主体当然是丰富多彩的文本阐释，显然构成这套丛书的学理基础，但更为突出的是，又从不同的侧面提供了新时代文学研究的问题意识，并且同步显示了独特的实践品格。

    新时代文学的时代特征是什么，这是需要回答的根本问题。在吴义勤看来，那就是“弘扬新时代精神”“创造新时代典型”“彰显人民主体性”“参与世界文学价值建构”“从‘高原’走向‘高峰’”的文学。贺仲明着重关注时代“文学精神”与“文学高度”的密切关系，认为由文学作品的创作、流通、批评和接受所共同构成的文学生态会影响到作家的精神，进而影响到时代文学的品质。南帆从新媒介时代的文学与文化研究之间的关系出发，背后隐含的宗旨是“全球化时代的民族性”以及“文学视野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问题。这样的历史主题，将为文学开创巨大的认识空间和想象空间。谢有顺基于中外文学史的参照，以小说文体的发展为中心，从“精神成人”的角度，重申文学的“灵魂叙事”，提出重塑健全的精神视野和心灵刻度。认为文学的生命流转，正在从书写经验的时代转向审视灵魂的抵达。李建军以“数学”作为参照，把其中的“自然数”和“整数”概念引入文学领域，强调文学作为精神创造活动的开放的“整数思维”，而不是封闭的“自然数思维”。整数性的文学，才是完整意义上的文学，是将真善美视为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的文学，是将信心、希望和爱当作灵魂的文学。徐勇具有自觉的身份意识，将“我们”置于“60后”和“80后”的参照系中，来确立精神成长的底色。他的文学批评力图在自我和世界之间建立起有效的关联，在“自身的限制”和“自身的优长”之间探寻“历史”和“一代人”的“辩证法”。进而提出，不仅是中国文学走向世界，而且是在中国发现世界文学。宋明炜聚焦于世界范围内的科幻文学大潮，探究“科幻诗学”和“当代意识”的关系，“科幻与现实主义”还是“科幻现实主义”，何谓“科幻的真实性原则”。问题的关键是，不仅要在“世界”中理解中国科幻小说，而且要使作为全球文类的科幻成为世界文学本身。李遇春从“整体性”上阐述“新时代文学”的理论特质和创作形态。相对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文学、“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的文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文学具有与前两者的连续性，也有前两者不具备的文学史新质，具体表现在“新人民性”“新时代性”“新传统性”。

    如何在新时代文学中借鉴并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同样是批评所面临的重要命题。阎晶明以鲁迅先生的批评观为典范，结合文学创作与社会生活关系的文学史表现，期待内部的主体的批评。批评家面对作家作品的时候，既要真诚尊重，又要坚持原则，从而形成真正的交流和对话。融古今中外于一体，将感性化的艺术感受与理论化的批评原则相结合，创造并发展出一种具有中国作风、中国气派的“文学批评学”。杨辉把中国传统文学叙事作为批评资源，探讨总体性与社会主义文学传统的关系、总体性与现实主义建构的问题、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中的“古典转向”、对“传统”的融通和再造等，都在于强调文学的连续性意义。周新民以新时代乡村书写为例，阐释文学的“辩证法”，提出中国乡村叙事着眼于讲好中国故事，凸显中国故事的世界性意义和价值。同时，在讲述中又要着重采取中国传统文学的优秀叙事模式和叙事手法。桫椤的批评主张“用文学还原一个完整的中国”，至少还原当下生活的来龙去脉。就乡村叙事来说，许多是“想象”的结果；就城市想象而言，只把城市当作寄身之所。因此，作家要以形象的书写，感受深埋于城市和乡村之下的地脉的流动。相对于小说研究的广泛性，王兆胜的散文研究独树一帜。基于散文发展史和对当下散文的批评，他提出散文“形不散—神不散—心散”的概念，突出说明散文之“心”，正是考虑到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国人的性格特点。不仅在观念上更新了认识，而且主张在古今中外融会贯通的基础上，以一己之“心”穿透历史文化的迷茫。

    新时代文学的时代背景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生动实践，反映的是其中的实践生活，表现的是其中的实践人物，树立起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社会实践中的文化主体性。具体到新时代文学的批评领域，又生动而鲜明地表现出殊途同归的实践品格。

    面对新时代文学的发展形态，吴义勤提出了尖锐的问题：“文学批评如何才能成为利器？”他认为首先要处理好文学批评中的“肯定”和“否定”的辩证关系，其次是文学批评家作为批评者和读者的辩证逻辑，再次是关于审美分析和道德判断之间的纠缠，最后需要切实澄清“剜烂苹果”的误区。黄发有提出“批评就是发现”的学术命题，而且要进行“文学史视野中的价值评估”，要实现“文化批评与审美批评的融合”，要达成“创造美学与接受美学的互动”。并以自己的研究为例，说明“史料”的发现、拓展及整体性都具有越来越重要的本体意义。洪治纲聚焦“非虚构写作”，认为这一概念与其说是属于文体范畴，不如说是作家面对历史或现实的一种介入性写作姿态。其一表现为沉入历史记忆的深处，其二表现为置身复杂的现实生活内部。而在叙事背后，其实蕴含着作家试图重建“真实信念”的写作伦理。吴晓东把“文学性”作为一个开放性的范畴，主张不能在自身内部进行孤立的处理，而是将其理解成与周边进行对话的一个历史范畴，不断处理文学和他者的边界。所谓的“文学性”，是尽量包容他者的文本实践，而不是一个自身纯粹化的过程。尤其要进一步考察历史与文本的互动关系，历史是被“文学性”结构化的，是呈现在“文学性”结构中的，没有外在于“文学性”的历史。刘大先在文本批评的基础上，以当代性反观文学史。在他看来，文学史不再是游离于实践之外的信息及其形式，而能够融合科学、想象力与道德，让审美判断与历史判断得以统一，在现象描述与知识普及的基础上提供总体性的思路框架与美学资源，进而推动文化的生产与建构。王春林的研究继续着力于新时代长篇小说文本的解读，具有文学发展的现场意义和赓续价值，不仅表现其中的思想内涵，而且旨在与杰出的灵魂相遇，切实以自我写作本身投入新时代文学大潮。

    在具体的批评路径方面，新时代文学批评者从各自的文本实践出发，提供了富有张力的启示和选择。张新颖的文学批评思路表现为“以批评的方式叙述”，从文本细读中寻绎出不同作家创作的审美传承与同一作家创作的内在张力。何平的“作家论”特色，不仅解读出作品本身所具有的“文学文本”和“社会文本”的属性，而且挖掘出作家精神的局限层面，并追问文学批评本身的“文体性”在文学理论和文学史研究面前的“独立性”是否存在。陈培浩提出碎片化时代的“逆时针写作”，尤其秉持文化理想的写作者，其纯文学将以逆时针的文化立场，肩负着将当下与传统相连接，重构一套民族可共享的语言感受结构的重任。王金胜通过系列关键词介入新时代文学典型文本，在总体与个体、历史与叙事、政治与文学、宏大叙事与日常审美、小说文体与史诗美学、历史化与非历史化的结构性关系中，梳理和辨析新时代文学的历史的美学的意识和潜意识。傅逸尘的“笔记体”批评以作品勾连作家的创作整体乃至文学史线索，注重文本产生的时代语境与文学史述的审美意识之间的互动。房伟立足文本中的“历史”，考察与“虚构”和“形式”之间的关系，注重其间的“文心”“理性”和“诗意”，进而期冀某种“新现代性”的重塑。岳雯通过与小说中的“人物”的相遇和对话，表达鲜明的“自我”“代入感”，也就进一步从批评中的“理解自我”过渡到参与社会情感、意识与思想的塑造。丛治辰在考察与辨析“地方性写作”的基础上，集中探究“空间与叙事”的内在逻辑，延伸至百年中国文学中的“城与乡”关系。杨庆祥在对系列文本的细读中，进一步阐释传统与现代、历史与审美的交互。张学昕尤其瞩目于短篇小说的研究，从文本细读开始，探索短篇小说艺术的“高度”和“难度”，更多地沉潜于文本的细部修辞和结构，投入对小说叙事美学的思考。其中的寓言性、象征性、隐喻性等具有艺术新质的形式，使文本生成浓郁的文化诗学特征。张桃洲和姜涛所做的鲜明的诗歌批评，丰富了新时代文学研究的文体构成。张桃洲以“思想的形式”为理论基础，切入“当代诗歌批评的意义与位置”。其中提出的诗歌研究的“范式转换”“标准重建”“诗教传统”“诗歌功用”等“议题”，引向“由批评而学术”的自觉意识的确立。姜涛的诗歌批评主张阐发诗歌形式奥义和独特文化使命的同时，也能澄清观念迷思，提出相应的判断力，塑造出诗歌氛围，包括过度的紧张感。在诗歌文本本身及其外部之间，创造积极的内在联动，回应总体性的思想课题。

    新时代文学的大幕已经拉开，正在坚定地走向未来的征程中，其中的“批评”与“创作”理应相得益彰。如吴义勤在“总序”中所说的，“文学批评与文学创作是文学发展的车之两轮、鸟之两翼，一个时代的文学发展既需要广大作家的笔耕不辍、创新创造，也需要批评家的积极呼应、理论引领。”在这个意义上，如果说中国作协的“新时代文学攀登计划”和“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是在创作层面上推动新时代文学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那么这套“新时代文学批评丛书”的编纂与出版，则是在批评层面上推动新时代文学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收获。

    （作者为山东大学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