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人”“怪物”李渔

    ■王毅

    由于身份地位与时代氛围不同，读者的价值观念和审美趣味会呈现出较大差异，从而导致对某些作家的评价出现两极分化，这突出体 现 在 李 渔 身 上。李 渔（1611-1680），字谪凡，号笠翁，是明末清初著名的文学家。毁之者骂他“性龌龊，善逢迎”，其著述“大约皆坏人伦、伤风化之语”；誉之者则赞其戏曲“虽与日月争光可也”。近日，作为“浙江文化名人传记丛书”之优秀著作，万晴川教授的《风流道学——李渔传》修订后由浙江人民出版社再版，作者以优美的文笔，全面还原了多面才子李渔的生平轨迹与精神世界。

    作者以一段充满悬念和吸睛的对话拉开全书序幕。清代康熙年间，周彬若作客京师时，北方朋友常问他南方是否有“异人”和“怪物”周彬若每次都十分肯定地回答：“有，他就是李渔！”可见，李渔生前身后都备受争议，所谓“异人”主要指李渔有众多奇才，“怪人”则指李渔有许多不合时宜的性格，作者将两者置换为“风流”与“道学”之间的张力。

    首先，作为一部兼顾可读性与学术性的读物，作者的描叙建立在扎实的史料基础之上，但又不排斥某些合理的想象，尤其是摹写传主在几次重大人生抉择时的心态变化，可谓穷幽极微。比如为躲避明末战乱，李渔隐居于老家兰溪。乱后有次因事来金华，书中写道：“李渔从金华回来后，在金华的所闻所见使他久久不能入睡。‘故交止剩双溪月，幻泡犹存一片墟’的金华，又恢复了往日的繁华，从行人的脸上，已很难找出他们不久前经历过一场天崩地裂的浩劫痕迹。李之芳摇身一变成了新贵，应了那句‘识时务者为俊杰’的古老格言。而且据他讲，丁澎已回到杭州，正在积极准备参加清政府即将举行的科考。这一切变化使李渔内心难以平静。他忽然意识到自己被生活遗弃了，不由得一阵莫名的惆怅。在李之芳面前，他似乎觉得自己不是一个傲世脱俗的隐士，而更像一个乡巴佬。如果长此以往，自己不就成了孔子所说的、只能挂在壁上供人欣赏而没有任何用处的‘匏瓜’吗？”作者对李渔金华之行所产生的内心波澜进行了精微的刻写，以及李渔走出伊山别业，选择卖文为生的种种复杂因素，同时也展现李渔的个性品格。易代之际，明朝文人士大夫有的腼颜事敌，有的向新朝暗送秋波，而李渔选择自食其力，坚守人格底线。诸如此类描写不但细致，还富于层次感，如写李渔乡试落第时内心很失落，想方设法自我宽慰，却仍然无法排解郁闷，于是带上琴，走出旅店，准备去郊外寻找知音诉说。一路上，看到那些考中的幸运儿们一个个得意洋洋，有的傲然而过，目中无人，考前相遇时还互相打声招呼，现在却成了陌路人。李渔心里禁不住一阵酸楚，他走进一家酒店，赊酒痛饮，以屈原、刘蕡自比。在返回兰溪的路上又遭遇抢劫，幸得大难不死。大年初一清晨，他一起床，就泼墨挥毫，赋词排遣。正当闷闷不乐时，金华府同知瞿萱儒赠给他一只小老虎，李渔用笼子装着，运到兰溪家中，一路前来看热闹的人摩肩接踵，大家钦羡不已。这件事又让李渔重新振作起来了，他写了一首长诗《活虎行》，由此联想到他日金榜题名、衣锦还乡时，“其得志称快又当何如？”于是本已心灰意懒的心不禁又亢奋起来，高唱起“丈夫威名当自立”，“炳在文章威在德”，准备在科场上重振雄风。同时，他又从这件事中悟出一个道理，即名望对一个人的重要性有时或许不亚于科名。这些都对他今后的人生选择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作者揭示了李渔人生经历与其性格和文风形成之间的紧密联系，李渔不安分、敢于闯荡的个性，机智圆滑、善于交际的能力，以及追求享乐和富于创新精神等，无不与其药商之家的出身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其次，作者在解读李渔时，遵循孟子所谓“知人论世”和“以意逆志”的原则，设身处地，与古人以心会心。尽力做到钱锺书在谈到左丘明和司马迁著史时所说“史家追叙真人实事，每须遥体人情，悬想事势，设身局中，潜心腔内，忖之度之，以揣以摩”，抱“同情之理解,理解之同情”，以己度人，既回到历史现场，又采用现代性视角。比如，李渔著作多作媚人之语，为历来论者所诟病，但我们也不能一叶障目，李渔在明末清初就创作了不少具有“诗史”价值的诗文，记录当时逃难百姓的苦难，官兵和清军的烧杀掠夺，为后世读者展示了一幅天崩地解之际伤心惨目的乱世图景，并委婉表达出对新朝的抵触情绪。李渔虽没有亲身投入到血与火的抗清斗争中去，但以不合作方式表示对清统治者的抗议。

    作者指出，李渔“风流道学”性格的形成，既有其个人价值取向的原因，又与当时程朱理学与阳明心学合流的一股哲学思潮有关，并带有鲜明的吴越地域文化色彩。这种性格表面上似是承绪晚明进步文艺思潮，实质上却阉割了这一思潮的叛逆精神。李渔既充分肯定情欲，又维系封建伦理道德，猎艳逐色的风流情思被冠以名教道学之名，有时在利益的驱使下，还会制造出诸如《肉蒲团》之类的情色文学。李渔辗转生活于江浙两地，在他身上集中体现了吴越文化“敢为人先”的精神，他善于接受新生事物，第一次用西洋千里镜构思小说，其小说戏曲求新思变。他又是彻底的享乐主义者，认为日常生活中处处有赏心乐事，只要你有一双善于发现美的眼睛，“会心处正在不远”，人人都能找到乐子。他宣称自己的文学创作使命就是给读者制造快乐，或传授人生经验，教你如何摆脱生活中的困境。这种苦中寻乐的“行乐之法”带有浓郁的时代印痕，刚经历陵谷迁变阵痛或文字狱恐惧的人们，惴惴不安，精神几近崩溃，李渔及时送来的麻醉剂带有鲜明的精神胜利法色彩。

    书中详细描述了一个文人兼商人的李渔如何在动荡时局中寻求生存与艺术的平衡。李渔靠通俗文学写作为生，其作品打上了很深的商业烙印，但他的诗文创作，则更多地是抒发个人情志。表面上，李渔是个“乐子人”，但有时为生存而牺牲人格，他又有难以为人道的内心痛苦。他晚年游严子陵钓台时，曾填过一首词，对自己的一生进行了深刻反思，说自己“仰高山，形容自愧；俯流水，面目堪憎”。词句非常直率，这正是他的可爱之处，其女婿沈因伯点评曰：“妇翁一生，言人所不能言，言人所不敢言，当世既知之矣。至其言人所不肯言与不屑言，则尚未之知也。”在古代社会，像李渔这样深刻自我解剖、忏悔的人实属罕见。李渔的生存理念是“谋有道之生，觅应得自利”，“外卑而内崇”，不踩人性红线。他靠写作、出版获取利润，为人演出，帮助官员叠园装饰等，皆是应得报酬，在今天看来都无可厚非。但在那个时代，他不得不使用屈辱的方式去得到本该属于他自己的东西，这是时代的悲剧。

    最后，修订本除文字上有修改外，还吸纳了有关李渔研究的最新成果。比如黄强先生发现了李渔长女淑昭与杭州闺阁诗人往来的书信，朱瑜章梳理出李渔西北活动的行迹，黄强、王金花纠正了陆圻《威凤堂集》中《杜丽娘祠堂记》中记载李渔游粤时间之误，诸如此类的珍贵史料和新的学术观点，修订版皆斟酌采纳。另外，李渔在国外有着巨大影响，原著未做深论，修订本则专门辟出一节予以介绍，这样就能更全面展示李渔的文学、学术成就及其世界影响。

    总体而言，《风流道学——李渔传》以生动的叙事和丰富的史料，为读者打开了一扇理解李渔其人其思的窗口。展现传主在文学、出版、导演、建筑和美食等众多领域的贡献以及多面性格，还有对晚明清初文化风气的捕捉，以及美学思想与社会现实的关联性分析等，都具有比较重要的阅读价值。对于普通读者，它是了解李渔的入门佳作；对于研究者，书中对李渔生活观与时代语境的探讨亦能提供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