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圣铭与他翻译的《震撼世界的十天》

    ■王保贤

    最近，美国新闻记者、美共创始人之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活动家约翰·里德（John Reed，1887—1920）110年前撰写的《东线之战：1915年穿越巴尔干之旅》中译本由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由国内学者撰写的“中文版序言”中说，约翰·里德“在中文世界应该不是个陌生的名字，早在1980年，他讲述十月革命的著作《震撼世界的十天》，由我国世界史学界的名宿郭圣铭先生翻译后出版”。

    在中文世界，约翰·里德确实不是个陌生的名字，但这里把郭圣铭翻译的《震撼世界的十天》的出版时间说成1980年，却是晚了。该书早在1937年就出版了（书名为《震撼世界的十日》）——1980年和1937年，不仅相差43年，而且出版环境根本不同：1980年该书出版时，译者受《人民日报》编辑部之约，署名发表题为《约翰·里德及其名著〈震撼世界的十天〉》的文章，以纪念十月革命62周年（见1979年11月11日《人民日报》第6版）；而在1937年，该书出版时的译者署名却是化名。

    郭圣铭是2006年4月10日在美国加州寓所中仙逝。一个月后的5月10日，他生前任职的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举行了“郭圣铭教授追思会”。会后，他的子女们收集追思会上各位老师的发言稿以及相关文稿，辑成《隽永的怀念——纪念郭圣铭先生文集》。《文集》中收有他的女儿郭美德写的《一本书的故事》，其中写道：“1958年，我在上海出生的时候，伴着我的啼哭声，爸爸在书桌前伏案修改着他的译作《震撼世界的十日》。……爸爸早在1937年参加南京的抗日救亡学生运动时，就把这本英文原著翻译成了中文，由当时的左翼进步书局出版。为了避免遭受反动势力的迫害，书的封面上用的是爸爸的化名。1957年，为了纪念十月革命40周年，人民出版社决定重新出版这部名著。于是，出版社追踪20年前那本译著所用的译者化名，奇迹般地找到了夏天才刚调往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任教不久的爸爸。”

    复旦大学出版社2015年12月出版的《翻译史研究》第5辑中，有一篇邹振环写的《“死屋”中的“隐形铁窗”——“文革”后期的〈摘译〉研究》，其中对郭圣铭有以下简介：

    郭圣铭（1915—2006），江苏镇江人，1934年以高一资历考入国立中央大学历史系深造；1937年，翻译出版了约翰·里德报道俄国十月革命的名著《震撼世界的十 日》；1938年中央大学毕业后任教于南开中学，之后经高等文官考试进入外交部任职；1945年携妻赴美任驻新奥尔良副领事，同时在杜伦大学历史系攻读博士学位；1950年9月在中国共产党地下组织介绍下回国，回国后先后任教于广西大学历史系、湖南师范学院历史系；1957年奉调至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著有《世界古代史简编》、《世界中世纪史讲稿》、《世界近代史讲稿》、《西方史学史概要》等。

    1937年，郭圣铭22岁，读大三，是中央大学的左翼学生。就在其译著《震撼世界的十日》出版前一年，还在中央大学文学研究会举行的鲁迅先生追悼会上发表了《我所见到的鲁迅》的报告，该报告后来收入鲁迅纪念委员会1937年编辑出版的《鲁迅先生纪念集》中（作者署名“郭光”）。郭先生在去世前十几天撰成的《九十自叙》中说：“我在大学就读期间，正当日寇入侵，国难日亟的年代。当时，学生的抗日运动风起云涌，我参加了‘左’派学生的阵营。虽然我并未参加共产党，但共产党组织总是把我推在第一线，写抗日文章，发表演讲。所以，在‘中大’，我是以‘左’派学生著称的。1938年，我大学毕业，历史系主任朱希祖先生认为我在学问上尚可琢磨成器，竭力留我在‘中大’历史系任教，但校长罗家伦认定我思想‘左’倾，坚决不允，此事结果没有成功。”在当年的学生运动中，郭先生与不少地下党领导人接触、来往，据其弟子王晴佳说，郭先生1950年从美国回国时，就带有地下党的介绍信，其中“一封给廖承志，大意是由其安排，到那时还由周恩来主持的外交报工作。但郭先生在到了华北革大受训之后，决定从事教育工作”。（以上引文均见《隽永的怀念——纪念郭圣铭先生文集》）郭先生是1950年秋携夫人和两个儿子乘克利夫兰号轮船回国的，这批回国参加新中国建设的留美学人很多，他们当时在甲板上还有合影，郭先生夫妇和两个儿子居前排，这张合影后来刊登在《人民画报》上。

    1937年出版的《震撼世界的十日》，现在很难找到，但在旧书网上，还可以发现由重庆美学出版社1946年3月“再版”的该书，译者署名“郭有光”。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大批原本生活在沪、港的进步知识分子因上海租界和香港被日军占领，不得不撤退到大后方的重庆。美学出版社主要就是为了出版这些文化人的作品，在当时成立的，主办人为徐迟、冯亦代、沈镛等。1979年，冯亦代曾在《沈镛与美学出版社及其他》中写道：“美学出版社曾经出过美国左翼作家约翰·里德的《震撼世界的十日》一书，这是本报道苏联十月革命最初十天情况的记录。国民党反动派当时是谈共色变，当然很难通过这本书的出版。但是沈镛是个不折不挠的斗士，一旦他下了决心做的事，他就要竭尽一切力量去达到目的。书稿送到图书审查委员会以后，沈镛就机智地进行了合法斗争，一方面据理力争，三日一催，五日一促，声称如果图书审查委员会故意刁难，不准出版美国作家写的书，我们就要通知美国驻华大使馆，说他们破坏中美邦交。最后图书审查委员会还是乖乖地盖了‘审查通过’的印戳。”（见冯亦代著《龙套泪眼》，青岛出版社2013年2月）重庆美学出版社“再版”的该书的《译者序》，写于1943年12月，当时郭先生还在国民政府的外交部工作，等到书出版时，他已经被派往美国担任外交官了。

    前述郭美德女士所说1957年人民出版社为纪念十月革命40周年决定重新出版的该书，是在同年11月，也就是十月革命40周年之际（十月革命的纪念日，按俄历是10月25日，按公历是11月7日）出版的。但书名做了点小改动，即改为《震撼世界的十天》了，这也是现在大多读者知道并熟悉的书名。之所以做出这样一个没有根本区别的改动，原因大概在于，当时重新出版的这本书不是郭先生从英文原著翻译的样子，而是以俄文译本“为准”校译的。据郭美德女士说，当时“再版的日期很紧迫，而且在当年中苏友好关系的蜜月期，出版社执意中文本要以俄文译本为准，而不应以英文原著为蓝本，于是不顾爸爸的异议，在爸爸完成了全书一小部分的校稿的情况下，临时找了几十位俄文翻译，按每人数页分派任务，匆促交稿，草草汇集成书”。1957年11月版本的版权页上方，“参加本书翻译者”名单中头一位“郭圣铭”之后，还有21位译者。

    1980年12月，人民出版社再次出版了《震撼世界的十天》。这一版的封面设计与1957年版的风格一致，但书名由1957年版的两行改为三行；1957年版的封面和扉页上，只署作者名，而1980年版的扉页上，则印有译校者的署名“郭圣铭译 卞集校”，扉页背面还有一小段说明文字：“约翰·里德的《震撼世界的十天》，本社曾于1957年根据俄译本1957年版翻译出版。现在的这个版本，除《俄译本序言》以外，都是根据里德英文原本重新翻译的。”

    《震撼世界的十天》原著为英文，根据英文原本翻译的中译本，自有其价值。不过，由郭先生参与，根据俄译本（俄文译者为列宁夫人克鲁普斯卡娅）翻译的该书中译本，也还是有一定的研究价值。2005年12月，东方出版社（人民出版社副牌）再版了根据俄译本翻译的《震撼世界的十天》，扉页署名“郭圣铭等译”，版权页上方的“参加本书翻译者”名单中，除第一位郭先生外，另有22位——与1957年版的相比，增加了刘丕坤。刘先生也是根据俄译本译出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梅林《马克思传》等著作的译者。其实，根据俄译本参与翻译的1957年版和2005年版《震撼世界的十天》的译者中，除郭先生、刘先生外，不少都是著名的翻译工作者，是商务印书馆“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的重要译者，有的兼具翻译家和学者的双重身份，有的则是著名编辑，比如其中的林穗芳、李稼年、赵木斋、党凤德等。

    2009年9月，南方日报出版社出版了署名“郭圣铭译”的《震撼世界的十天》，书名加了个副标题“苏联的诞生”。这是笔者看到的郭先生根据英文原著翻译的该书的最新版本。除郭先生的译本外，近些年来，《震撼世界的十天》在国内至少还出现了两种译本：一种是2015年1月时代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李娜、贾晓光、龙亭方合译本，为该社“铁血文库”丛书之一；另一种是2020年10月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出版的高天航译本，为该社“红色经典丛书”之一。通常说来，在翻译史上，一篇文章或著作的首译本的作用居功至伟，我想，新出的这两种《震撼世界的十天》的译本，大概也都程度不同地参考过郭先生的译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