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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新江
清康熙年间，法国传教士进入中国宫廷，带来欧洲当时先进的天文、数学、地理、测绘等方面的知识和技术，对中国的科学影响深远，贡献多多。
文化交流从来都是双向的，中国文化也经过传教士之手，传入法国及其他欧洲国家，如中国式庭院、中国戏剧等等。这些方面的记录主要留存在教会和宫廷，所以更多的是对上流社会的影响。
自乾隆二十二年（1757）开始，广州成为中国唯一对外开放的港口。于是广州的外销画成为外交官、商人向西方传播中国文化的另一条渠道。因为是外销品，所以这类画作在国内收藏很少，而在欧美的一些博物馆中，却多有聚集，其中以美国波士顿附近塞勒姆镇的皮博迪·艾塞克斯博物馆（Peabody Essex Museum）收藏最富。浙江大学的中外关系史学家黄时鉴先生慧眼不凡，从中发现两套珍贵的描绘广州市井行当画册，一套出自18世纪末广州外销画家蒲呱之手，计100幅水粉画；另一套出自19世纪30年代广州另一位外销画家庭呱之手，计260幅线描画。他与美国学者威廉·沙进（William Sargent）联手，对图像进行了详细描述和分析，完成《十九世纪中国市井风情：三百六十行》，于1999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此前国内有关外销画的研究极少，我也只是从柯律格（Craig Clunas）的《中国艺术》（Art of China，Oxford History of Art，Oxford，1997）读到过两三页纸的讨论。承蒙黄先生惠赠一册，颇开眼界。
随后在2000年11月，英国著名外销画收藏家伊凡·威廉斯（If⁃an Williams）将自己珍藏的60幅通草纸外销画捐赠给广州博物馆，馆长程存洁为中山大学姜伯勤先生的弟子，极为识货，开始大力收集广州外销画。程馆长联合中山大学历史系和广州博物馆，合编成《西方人眼里的中国情调》，2001年由中华书局出版，展示了其中的人物、市井风情、船舶、花鸟虫鱼等图像，并附有程存洁撰写的研究论文。正好2002年我和李孝聪教授在北京大学主办“古代中外关系史：新史料的调查、整理与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就邀请伊凡·威廉斯和程存洁两位先生到会，分别发表了《中国出口水彩画的意义——来自欧洲人的观察》和《19世纪广州外销通草纸水彩画画纸研究》，后均收入我们主编的《中外关系史：新史料与新问题》（科学出版社，2004年）。
大概就是黄时鉴先生在皮博迪·艾塞克斯博物馆发现广州外销风情画的同时，另一位来自浙江的丝绸研究专家赵丰先生走进了巴黎法国国家图书馆的大门，找到了他早先关注到的一种广州外销画册——《蚕织图册》（A版），开始了他长达二十多年的研究。在他的中国丝绸博物馆同事李晋芳女士的努力下，终于在2024年又找到了另外两册《蚕织图册》（B1版和B2版）。现藏法国国家图书馆、法国国家工艺学院中央图书馆的这三册两种《蚕织图册》，是广州外销画家顺呱和庭呱于1844—1845年间绘制的画作，前者144页，后者分别为144页和120页，两者详细绘制了从栽桑、养蚕、缫丝、制线，到织造、染色、刺绣、营销等各种蚕织业的细节，而且为了让外国人看懂，还加了许多中文注记，这应当是最详细的中国丝绸生产和销售的图解了。
于是赵丰和李晋芳两位丝绸专家合作，利用档案资料，从1843年法国派往中国的外交和商业代表团的活动，特别是法国丝绸专家伊西多尔·埃戴（Isidore Hedde）对中国南方各地丝绸生产的调查，找出埃戴请顺呱、庭呱等人绘制《蚕织图册》的来龙去脉。全书影印刊布了全部三种《蚕织图册》的图版，还做了释文、标点、今译，对《蚕织图册》的题材、构图、绘画方式、版本来历、工艺技术做了详细的考证，并深入探讨了这类图像在中国古代的发展史、外销画在国内外的收藏状况。
从观赏性来看，这三种《蚕织图册》远不如水彩绘制的风情画，但却十分难得地展现了中国丝绸纺织技术的整个流程，是极为珍贵的纺织图像史料。更为难得的是，这些图册由目前最好的研究丝绸纺织的专家整理，让我们这些非专业的读者也能看懂一些这里面的名堂。
赵丰先生多年来主持中国丝绸博物馆的工作，同时也在满世界寻找丝绸，调查研究过欧美、日本许多丝绸收藏品，又长年活跃在国际丝绸研究界的舞台上。他出版过《唐代丝绸与丝绸之路》《中国丝绸艺术史》《锦程——中国丝绸与丝绸之路》等专著，主编有《中国丝绸通史》《敦煌丝绸与丝绸之路》《中国丝绸艺术》，以及多卷本《敦煌丝绸艺术全集》，熟悉丝绸和丝绸工艺。李晋芳在中国丝绸博物馆工作多年，近年又长时间在法国从事丝绸研究，精通法语，可以深入调查档案资料。他们两人合作此书，可谓完满。
我与赵丰兄相识多年，更多地是听他讲丝绸之路沿线所见丝绸的各种故事。今日得知他又发掘出广州外销画中的宝藏，而我对外销画也曾予以关注，故此略述先睹之快意，聊作序言。
（本文系为赵丰、李晋芳《法藏蚕织图册：生产、织造和使用》所做的序，该书即将由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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