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解《墨经》释读难题的新成果

    ■秦彦士

    《墨经》历来号称难读，自孙诒让之后，虽然大部分文字基本可以通读，但仍然留下了许多问题。此后又有不少学者进行艰难的耕耘，尤其是近代西方科学逻辑学传入中国之后，梁启超、胡适等人又取得了不少新的成果，但疑难问题依然鲜有重大突破。其中有两大难题：一是《墨经》本身的文字古奥，同时又缺乏前人的研究整理成果可供参考；二是原本71篇的《墨子》缺失了三分之一（仅剩53篇），于是断简残篇的原文就更加难以句读释读。

    面对这种情况，近代以来特别是当代学者虽然也通过大量工作取得了进一步的成果，但上述问题依然是困扰学界的巨大难题。同时一些方法上的问题也值得反思：面对各种障碍，学术界出现了两种应对方法，其一是“六经注我”的随意发挥，甚至轻易的改动原文字句以求“顺通”；其二则是企图照搬西方的科学逻辑学知识以求解《墨经》，殊不知中国古代的知识体系自有其特点，生硬的套用往往是“削足适履”。一些头脑清醒的学者早就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了深刻的指导意见。沈有鼎先生说：没有对于《墨子》的正确训释，是不可能做出准确解读的。这就告诫我们，研究《墨经》，一方面需要有古文字研究的专门训练，另一方面则需要具备相应的自然科学知识。正是中国的大多数人文学科学人在这两个方面必备条件的欠缺，长期以来《墨经》研究难以出现突破性的成果。

    山东大学的姜宝昌先生本科专业是物理学，研究生阶段则师从著名的古文字学家殷焕先这样的名家，这就为他深入专研《墨经》提供了其他人难以具备的条件。更重要的是，他能够不计浮名虚誉潜心精研三十余年，才有了今天的《墨经诂林》（全四册）（山东大学出版社2024年5月第一版）的突破性成果。其意义不仅是贡献了许多新的成果，更重要的是作者提出的几个重要的原则：其一，“尽量忠实于原典，慎言错简、误字，能不更动原文者，尽量不予更动”；其二，“凡校改字句，必有充分或充足理由”；其三，“释义时，尽量体现以墨释墨之旨”。这是作者在前著《墨经训释》中提出的原则，在《墨经诂林》中依然得到了很好的贯彻。

    通观《墨经诂林》四大部书，其值得称道的主要有以下三个重要的突破：

    其一，充分利用作者古文字和自然科学知识，对《墨经》进行了创造性的诠释工作。这在训解原典中的光学、力学等条目时体现得特别明显。比如对于《经下19》“住景二，说在重。”《经说下19》“景，二光夹一光，一光者景也。”作者首先在“校勘”中指出：“毕（沅）、张（惠言）、孙（诒让）皆累于《经下59》‘说在建住’之‘住’字，梁（启超）又牵于下条‘景到’二字，皆未得其读”，然后根据栾调甫、曹耀湘“读‘景二，说在重’”的正确释读，作了进一步的发挥：认为此条是“言双影生成之理”。并以两种图示方法进行了准确的解释：“图甲所示，光源A发出之光从右方斜照树木，树木右方及两旁遍受其光，唯树木左方背光而成影。此一光源成一影之例也。”“图乙所示，在树木左侧与A光源成对称处再设B光源，光源A发出之光从右方斜照树木，树木之右方及两旁遍受其光，唯树木左方背光而成影；光源B发出之光从左方斜照树木，树木之左方及两旁遍受其光，唯树木右方背光而成影。此二光源成二影之例也。一物而生二影，其原因在于有二重光源，故曰：‘景二，说在重。’”（《墨经诂林》第二册，第888、第891页）

    其二，在继承前人成果的同时，对诸家的问题进行了必要的辨正和纠错。比如《大取》篇的“重同，具同，连同，同类之同，同名之同，丘同，鲋同，是之同，然之同，同根之同”的“丘同”“鲋同”众说纷纭。作者引孙诒让说之后，再引《广韵》训“丘”为“大”，并以《汉书》为证：“高帝微时，常避事，时时与宾客过其丘嫂食。”（《楚元王传》。《史记·楚元王世家》“丘嫂”作“巨嫂”，正好可以印证）据此，姜宝昌训“丘同”为“大同”。而对“鲋同”的解释在引用孙诒让说（“鲋、附通”）之后，进一步解释说“鲋同，当指事物附相相同而本质不同”。又如“不至尺之不至也，与不至鐘之不至异”，自从孙诒让校“鐘”为“千里”之后（解释为“尺与千里，远近异，而其为不至则同”），诸家都沿用此说。但姜宝昌认为原文的“鐘”字“小篆如是，而隶变之后方讹作‘千里’之合。孙氏仅凭隶变后之形体为说，而不顾及古之形体，此失之一；又拟谓校者益金为‘鐘’，此失之二”（第四册，1873页）。故此作者认为《墨经》“原文旨在说明‘异类不比’之理”，这种解释较之孙说更符合《经》文的本意。

    其三，释义时尽量体现“以墨释墨”之旨。比如以《小取》《大取》互证之法解释“臧获”之“臧（人名）”与“以臧为其亲也而爱之，爱其亲也”的不同用法：后者之“臧”通“藏（亦通‘葬’）”。并引用《礼记·檀弓》：“藏也者，藏也；藏也者，欲人之不得见也。”《易经·系辞下》：“藏之中野”，《汉书·刘向传》作“臧之中也”。这样的引证比毕沅的“（臧）即‘藏’字正文，谓葬亲”更具有说服力。

    当然，《墨经诂林》也并非没有值得商榷之处。一来，对于错简脱误甚多的《墨经》而言，想要对原文的一字一句都做出准确的解释是几乎完全不可能的；加之在竹简撰写的时代，原作者采取了“旁行”书写的方式（即因《经》文往往很简短，于是为了节约而将竹简分为上下栏书写，也就是先写完竹简的上半部分，然后再在竹简的下半部分依从右至左的顺序继续书写），这样，在编连的竹简散乱之后，由于文字顺序打乱，原文更加不可理解。因此，对这些散乱的文字强行解释，势必很难符合原意。《墨经诂林》也难以避免这类问题。比如，解释《经上7》“仁，体爱也”之“体”为“实行，履践”，并发挥说“所谓仁，就是践行兼爱思想而利天下人”。在“按”语中，作者还说将“体”“释为‘体恤’‘设身处地’和‘履践’似乎更符墨旨”。但结合《墨经》的“体分于兼”的明确表述，这里的“体”应该释读为“部分”更为妥当（原文的意思是认为儒家的仁爱是基于血缘关系的“别爱”；墨家的兼爱才是对天下所有人不分亲疏的爱）。

    此外，作者受到孙诒让、曹耀湘的误解，释《大取》《小取》之“取”字，认为“取分‘大’‘小’，乃由所务之轻重、主次、先后而生”，前者“意在传兼爱之道”，所以为“大”，而后者主要是“言辩说之功用、规则、方法，所重在术……其所取自当为小”。这种认为《大取》“言兼爱，所重在道”（第四册，1737、2036页），而“《小取》所重在术”的观点，既忽视了后期墨家方法论的开拓性价值，也不符合《小取》作为墨家后学弟子对“兼爱”理论的突破性成果这一客观事实。

    不过作者还是对一些问题有较为清晰的认识。在谈到自己的不少见解时，都表示了客观的清醒保留态度：在《墨经训释》的《又后记》中，作者曾经坦陈对于原本文字就艰深难懂而且脱误又多的《墨子》原文，“仍有不少段或句，至今令人颇多雾里看花甚至扑朔迷离之感”，因此作者例举自己对于《大取》第19段、40段、37段、50段，《小取》第5段的相关释文之后，坦陈自己的注解虽“文义差可通贯，然未敢自必”或“确当与否，未敢自必”。在《墨经诂林》中，作者依然坚持了这种客观的态度。相对于某些学者自以为是的主观臆断，这样的审慎态度更值得我们赞赏和学习。

    以上拉杂的谈了一些自己的读后感，意见也难免有误，不过仅供读者参考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