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群：开拓晚明文学思潮研究新视角

    ■本报记者陈菁霞

    67岁的周群，至今还清晰地记得32年前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学位论文答辩时，评委们对自己论文的评阅意见。这个由吴新雷担任答辩委员会主席，周勋初、郁贤皓、王文清、郭维森、赖永海担任委员，韩国磬担任评审专家的博士论文答辩专家团队，可以说集合了当时国内学界中国古代文史领域的名家大家。周勋初评价：“明代文学的演变，呈众文派递相交替之势，对这种现象，大家已有共识，但在阐释这种现象何以发生的原因时，则视各人修养之不同，所得自有浅深之别。前人于此每就事论事，涉及公安、竟陵时，常是局限于论证王学左派所发生的影响。周群的博士论文的视野就要开阔得多，故其说明更具说服力。例如，他在分析汤显祖与佛道的关系时，就其哲学思想的变化说明《临川四梦》内容差异，分析细致，颇多前人未及处。……应该说明的是，周群对三教哲理的研究，难度很大，达到这样的水平，是不容易的，亟应嘉许。”吴新雷认为，该论文“条理清晰，论证有力……富有创见和新见”。韩国磐评价该文：“……这些都是经过对晚明形势综合考察，又分别研究各人的作品、思想后提出的见解，多创见。”（见1993年11月28日“学位论文评阅意见表”，现存南京大学档案馆）

    1993年周群博士毕业留校工作，这之后的两年多时间里，他对博士论文进一步充实、提高，撰成《儒释道与晚明文学思潮》，于2000年在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20多年后，该书因在相关领域的学术贡献及影响力被收入商务印书馆“中华当代学术著作辑要”。“此书从对哲学、宗教思想的研究入手，圆满地论证了晚明文学思潮产生的理论渊源，起点高，视角新，资料丰，析理透，是周群同志的力作。”《儒释道与晚明文学思潮》初版时，导师卞孝萱对其赞誉有加，并“老怀欣慰，命笔为序”。而今，斯人已逝，周群在再版“后记”中深情追怀导师，表示“如今先生德音渐远，拱木已繁”，但其‘在人虽晚达，于树似冬青’，终身为学不倦的精神仍然激励着鬓霜弟子”。

    2025年四月中旬，借参加南京大学一场学术会议之机，我跨越千里之遥，在周群位于南京大学仙林校区附近的家中，就《儒释道与晚明文学思潮》一书的相关话题采访了周群。

    晚明文学思潮转折的历史个案

    明朝万历二十一年（1592年），24岁的袁宏道专程从湖北公安县出发，至麻城（古称“西陵”）拜访长其41岁的李贽，尽管李、袁之间有过数次交往，但这一次的会见却成为晚明思想史与文学史上的重要事件。其时，李贽已完成《焚书》初刊（1590年），因“惑乱人心”正遭官方弹劾，困居龙湖讲学。而彼时的袁宏道甫入仕途，对当时盛行的复古派文风则产生了怀疑，其《答李子髯》诗云“当代无文字，闾巷有真诗”，显示出与李贽思想的潜在共鸣。

    这次会面对袁宏道的思想转变及“公安派”文学主张的形成产生了深远影响。据袁中道《吏部验封司郎中中郎先生行状》记载：“（中郎）时闻龙湖李子冥会教外之旨，走西陵质之。李子大相契合，……留三月余，殷殷不舍，送之武昌而别。先生既见龙湖，始知一向掇拾陈言，株守俗见，死于古人语下，一段精光，不得披露。至是浩浩焉如鸿毛之遇顺风，巨鱼之纵大壑。能为心师，不师于心；能转古人，不为古转。发为语言，一一从胸襟流出，盖天盖地，如象截急流，雷开蛰户，浸浸乎其未有涯也。”在周群看来，袁宏道此次的“走西陵”导致了袁宏道文学观念的根本转变。而李贽作为当时风靡天下的思想界“二大教主”之一，能对袁宏道这个二十多岁的小年轻青眼相加、忘年相契的重要原因，即在于李贽对袁宏道所著《金屑编》的激赏——“诵君《金屑》句，执鞭亦忻慕。”（《中郎先生行状》）《金屑编》是袁宏道早年禅学笔记，内容主要为对禅宗公案的评点，其核心思想即是《楞严经》。“从这个意义上看，《楞严经》也是李贽、袁宏道相知相得的重要津梁。”

    有论者认为，虽然此次会面的史料有限，但通过文本细读与思想比对，仍可确认其作为晚明文学思潮转折点的标志性意义。李、袁西陵论学作为一个历史性事件，标志着晚明“异端”思想家与新生代文人的精神接力。从现实层面，则是“公安派”成为晚明文学革新主力军的推动力量。袁宏道从“文学复古”到“性灵说”的突变，正始于24岁这次龙湖问道。而在周群这里，更是被视为儒释道融合背景下的典型个案：李贽的启示与认可使袁宏道敢于公开批判复古派，而袁宏道《金屑编》中表现的佛学思想，在其后的《珊瑚林》《西方合论》等著作中进一步发展成熟，构建成“禅净双修”的文人佛教体系，并成为其文学思想的重要学术依傍。此外，李、袁的这一互动也成为儒释融合的典型案例，李贽拜泰州学派王襞为师，袁宏道对李贽亦以师敬之，因此，他们都可视为阳明学的传人。

    晚明文学思潮，是中国思想史与文学史上的一场“无声的裂变”。当阳明心学打破程朱理学的桎梏，当佛教禅宗与道家自然观渗入文人的精神世界，晚明的文学创作便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多元与张力。“弟一生疏脱,然幼得于明德师,壮得于可上人。”汤显祖在《答邹宾川》中提到的“明德师”即阳明后学的代表人物罗汝芳，“可上人”即明代四大高僧之一的真可（字达观,晚号紫柏。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编》中将其与李贽并称为当时思想界二大教主）。汤显祖与真可亦师亦友,其戏曲思想和创作受真可影响非常大。据周群考证，“临川四梦”中，前两梦写人间，后两梦转向空幻，“梦了为觉，情了为佛”。通过汤显祖与真可的交游过程，周群揭示了“临川四梦”主题殊异形成的原因。

    此外，他还通过红莲故事的文献流变以及徐渭精通《楞严经》的事实，破解了一直困扰学界的关于《四声猿·翠乡梦》题旨问题，认为《翠乡梦》是《楞严经》序分的艺术再现。“集诸艺于一身的徐渭对《楞严经》独有的‘都摄六根’的‘根大’思想必有会心之解，对其进入诸觉浑成的创作状态多有启示。徐渭的本色论与童心说、性灵说等声气相求，而与何良俊等人并无互动。何、王之本色是为曲学辨体，效慕第一义；徐渭之本色是追求艺术本真，以自然为归。其殊异与援据的学理有关。”周群说。

    儒释道三教的深度交融

    “我当时选择这一课题，就是因为在读晚明文人著述时，发现他们有一些共同的特征，这就是没有严格的儒林、文苑畦界。”周群指出，晚明文人都深受思想界的影响，或者本身就是思想界的重要角色。神宗万历期间佛教呈现出复兴的气象，这一方面表现为在丛林佛教出现了云栖袾宏、紫柏真可、憨山德清、藕益智旭明末四大高僧。同时，更明显地体现在居士佛教的兴盛。另外，当中国古代学科畦界不鲜明时，往往能衍生出新的学术境界，由此催生多元化的晚明文学思潮。

    如何理解儒释道在这一时期的碰撞与融合？它们如何塑造了汤显祖的“至情论”、袁宏道的“性灵说”？ 在《儒释道与晚明文学思潮》中，周群从学术思想的角度，对晚明文学思潮中诸多难点问题，提出了一系列新颖的观点。以翔实的文献为依据，周群认为，明代后期越出传统矩矱的人文思潮恰恰是通过阐论儒释道传统而实现的。晚明文苑童心流衍、性灵驰突，实乃这一思潮在文苑的激荡洄洑。阳明学跨越儒林畦界，浸淫文苑，主要是通过王畿、罗汝芳、王时槐等王门后学得以实现。“至李贽、焦竑、陶望龄等人的著述，其儒林、文苑的畦界已浑化成一种史上鲜见的学术文化样态，并孕育成了冲决传统思想、文学观念的动能。”其极致形态则是李贽的“童心说”。

    而反溯其源，则是主要形成于晚明弘正之世的阳明学。“白、苏、张、杨，真格式也。阳明、近溪，真脉络也。”从袁宏道高倡性灵，以及文学之“格式”与阳明心学之“脉络”互动关系中，这同样得到了证明。在周群看来，这些晚明文学思潮中坚的亲述及思想形成机制，清晰地告诉我们这一史实：以阳明学为核心的性理之学是晚明文学思潮兴起的重要动因。清楚这一点，我们便不难理解公安派主将袁宏道何以发出“当代可掩前古者，惟阳明一派良知学问而已”的浩叹了。

    “有明弘正之世，于文学则有李何之复古模拟，于理学则有阳明之师心直觉，二事根本牴牾，竟能齐驱不倍。”对钱锺书在《谈艺录》中将此乖悖列为“论难一概”之例，周群表示不能认同：“阳明之学风行天下经历了一个过程。据王阳明年谱记载：（弘治）十有五年壬戌，先生三十一岁，在京师。……京中旧游俱以才名相驰骋，学古诗文。先生叹曰：‘吾焉能以有限精神为无用之虚文也！’遂告病归越，筑室阳明洞中，行导引术。”周群说，阳明弃学古诗文，就是因为不满“傍人门户”的小技，而期以言论“须一一从圆明窍中流出，盖天盖地”之大丈夫所为，这正是晚明文人荡涤模拟之习的基本学理精神。同时，阳明是因“泰州、龙溪而风行天下”，阳明学的广泛传播得益于阳明后学群体的弘扬与发展，而泰州、龙溪风行天下，正与晚明文学思潮肇兴的时期相契。

    论述儒释道与晚明文学思潮的关系，需要从思想史的融合、社会变革对文学的影响以及晚明文学的独特表现入手。这一时期的文学思潮既体现了儒释道三教的深度交融，又反映了社会转型期文人心态与审美趣味的转变。阳明心学在晚明发展为泰州学派（王艮、李贽等），主张“百姓日用即道”“童心说”，强调个性解放与情感真实，直接冲击了程朱理学的僵化教条。李贽的《焚书》《续焚书》以“异端”姿态批判伪道学，成为文学思想解放的理论基础；禅宗“即心即佛”“顿悟”思想与心学结合，催生了“狂禅”风气，文人以不拘礼法、率性任真为风尚（如徐渭、汤显祖）；道教追求自然、超越生死的思想则影响了文人的人生观（如张岱《陶庵梦忆》中的遗民心态），同时道教神仙故事成为通俗文学的重要题材（如《西游记》《封神演义》）。在这一儒释道融合与碰撞的思想背景下，晚明文人多出入三教，如袁宏道主张“儒禅互证”，屠隆提出“三教一理”。这种思想杂糅使文学创作突破单一价值观，呈现出多元性主题（如生死、人性、欲望）。

    当年，卞孝萱先生在《儒释道与晚明文学思潮》初版“序言”中“郑重介绍此书的新颖观点”时说，周群同志提出，儒释道名曰三教，但影响于文学，尤其是文学思想的，主要是其学术思想而非宗教践履。儒释道在不同的历史时代，体现出的特点也稍有区别。影响于晚明文学思潮的儒学，是以左派王学为主而带有“异端”色彩，佛教以禅、净二宗为主，而道家及受道家影响的魏晋名士风流比道教的影响更大。这段话大体指出了儒释道影响于晚明文学思潮的具体形态。

    “晚明文学思潮是明代中后期个性解放思潮在文学领域的反映，而后者又是借助于对传统儒释道思想作新的诠释而实现的。”在《儒释道与晚明文学思潮》中，周群着力于开拓晚明文学思潮研究的新视角。

    任何理论都应符合历史实态

    “我当时读了很多晚明人的集子，发现了一些共同的问题，共同的现象。”周群所说的这些共同的问题/现象中，其中之一是晚明文学思潮中的主要人物，基本上都跟阳明学有关。阳明学是当时的思想主流，王畿、季本是王阳明的嫡传弟子，汤显祖、徐渭则是王阳明的再传弟子。当时的文人往往兼具学者的身份，如袁宏道，在文人身份之外，其佛学造诣很深，撰写的《西方合论》成为净土宗的重要著作。该书被收入高僧智旭所编的《净土十要》（即净土宗十部最重要的著作）。同时，周群也注意到，清人彭际清所编《居士传》中明代居士的传记，万历之前仅四人，其余103人都生活在万历至崇祯年间，也即中晚明文学思潮的高涨时期。“晚明文学思潮主要代表人物几乎全都是居士，且多为声名较著的文人学士，如虞淳熙、焦竑、陶望龄、杨起元、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钟惺等。而这其中很多都是高倡文学革新的著名文人。”藉此，周群探明了晚明文学思潮与佛学之间的学理联系。如，“性灵说”是晚明文学思潮最具代表性的理论形态，周群从明人文献中寻绎出了其佛学渊源。

    周群说，泰州学派流行之际，恰恰也是晚明文学思潮兴起的时候。“所以阳明学影响于文学，它是有一个过程，有一些中介和桥梁的。”而所谓的桥梁或枢纽，周群认为是阳明学派的两位关键人物——王畿（龙溪）和罗汝芳（近溪）（时人合称“二溪”），这两人都受到李贽的推崇。由此，李贽成为交汇点，转而将阳明心学影响于文坛。“这一时期文坛和思想界形成了这么一个机制。我感到这个问题需要探讨清楚。”

    《儒释道与晚明文学思潮》便是周群在这一问题意识下，进行研究的成果。该书问世以来，得到了学界的高度评价。有论者认为，该书突破了传统文学史研究的单一视角，将晚明文学置于三教合流的思想史背景中考察，系统梳理了王学左派、狂禅运动、道教世俗化对文学创作的深层影响，揭示了思想转型与文学变革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在三教关系的辩证分析上，避免简单化的“三教合一”论述，着重分析思想碰撞产生的创造性张力，指出晚明文人通过文学创作进行的“思想实验”特征，并进一步对李贽、汤显祖等个案的思想复杂性有深入剖析。

    有评论文章指出，传统的文学史写作常常面临一个两难选择：宏观概括的通史侧重于宏观历史脉络的全景展示，但往往难以深入挖掘具体的文学现象；断代文学史虽然能对特定时代的文学面貌进行深入剖析，却易忽视文学发展的整体链条，孤立地抬高某个时代的地位和价值。而《儒释道与晚明文学思潮》被视为“微观文学史”，成为第三种路径的典范之作。早在写作这本书之前，周群就已撰写了《刘基评传》和《充溢文苑的爱国精神》二书。这之后的30年中，除了《中国文学思想史（先秦至北宋）》《季札》、《孔子》之外，他的大部分著作也都与这本书有关。

    近年来，对于晚明文学思潮与学术背景关系的研究，已成为学界较为关注的热点。但在上世纪90年代初期学科边界意识比较强的背景下，研究者一般都着意于文学发展的内在逻辑的推绎，对这一交叉学科的研究尚缺乏应有的关注。当年，周群和北京的两位学者左东岭（著有《王学与中晚明士人心态》）和黄卓越（著有《佛教与晚明文学思潮》）几乎在同一时期关注了这一课题。只是当时信息闭塞，他们对彼此的研究不太了解。如今，他们已成为关系密切的同道好友。

    回首30多年的学术生涯，周群感触颇深。他的一大体会是，任何理论都需要符合历史实态。研究中国古典学研究的课题，需要以历史实态为根本。研究古典学（无论是古代文学还是文学思想），都应以史学意识为首要意识，以史学的原则为本，对研究对象进行观照。这就要求我们首先要大量阅读古人的著作，从中发现一些现象，然后探讨背后的规律，而不是用既有的理论来绳尺研究对象。周群说，那样的历史只是证明理论的工具，而非历史的实态，而不符合历史实态的理论，其价值可能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

    中国学术流派研究

    “我们那个时候做学问，一点不敢马虎。”时隔30多年，周群仍对写作《刘基评传》时在全国各地查找资料时的艰辛记忆犹新，南京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北京图书馆（现国家图书馆）、清华大学图书馆、北大图书馆、北师大图书馆、人民大学图书馆、中国社科院图书馆、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所图书馆……一路“扫荡”下来，搜集了大量资料。以致于多年以后，一位做刘基研究的学者，在查阅资料的过程中，发现几乎自己借阅的每一本书都有周群的借阅记录，还特地登门拜访他。1995年，《刘基评传》出版，这也是他学术写作的起点。在一次关于刘基的国际会议上，美国明史学权威学者陈学霖特地找到周群，称赞他的《刘基评传》“下了很多功夫”。

    《刘基评传》为“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的一本。当年，为这套体量庞大（约两百多本）的丛书，南京大学特地创立了“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老校长匡亚明出任中心名誉主任和丛书主编。周群在南大历史系读研究生期间，导师潘群担任该中心副主任，因导师赏识，他被推荐承担《刘基评传》的写作，并得到了匡亚明的认可。这之后，他还为丛书写了《袁宏道评传》和《徐渭评传》（《其中两章为其博士生所写》）。匡亚明过世后，接替其工作的是一位年纪较大，且是理科背景的副校长，因此平时的丛书组织工作就主要落在了丛书常务副主编蒋广学和周群这位年轻的副主任身上。

    如今的周群，仍在从事文学思想史及学术史方面的工作。除正在完成的一个国家重大项目“汉传佛教文学思想史”之外，另一个是从2021年开始主编的“中国学术流派研究丛书”。前者梳理佛学文学思想的历史，后者则是对构成中国学术史的各个学派进行分别研究，考察学派源流统绪，梳理流变过程，呈现各自独特的学术风采，分析其对于中国学术思想发展的价值，对于揭示中国古代学术思想因革发展机制，推进中国学术史研究具有重要意义。“‘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传主是中国学术思想史上两百多个闪光点，这些传主往往又是学术流派的盟主或巨子，‘中国学术流派研究丛书’是在‘评传丛书’基础上，对中国古代学术思想史上以杰出思想家为核心的不同学术集群的研究，是对色彩斑斓的中国古代学术思想历史画卷中最具特色的‘面’的呈现与‘线’的寻绎。”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学术流派研究丛书”可谓是“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的学术延展。而这同样与《儒释道与晚明文学思潮》有关。周群强调说，《儒释道与晚明文学思潮》讨论的是学术与文学之间的关系问题，中国古代学术正是中国古代文学及其思想演进的底色。

    据周群介绍，“中国学术流派研究丛书”（商务印书馆）目前已出版8本，含《湖湘学派研究》（曾亦著）、《颜李学派研究》（朱义禄著）、《兵家学派研究》（黄朴民等著）和他本人撰写的《泰州学派研究》（2022年获江苏省第十七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等。目前，他正在写作《东林学派研究》。这两本关于学派的研究著作，加上此前的《宗教与文学》，都是从《儒释道与晚明文学思潮》延伸而来。“我对这个问题的思考可以说是一直在持续。这次这本书列入‘中华当代学术著作辑要’再版，我增补了近一半的内容，核心观点没有变，只是在资料上更丰富完善。”

    入夜的仙林校区，远离市声的喧嚣与繁杂，偌大的校园在夜色中显得愈发柔和静谧。周群回忆起高中毕业后在家乡盐城射阳县劳动的时光：1977年恢复高考时，他还在离家几十里路外的地方挑泥。临时接到通知去县城参加高考统考时，大冬天里，他和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考生住在县城一所小学教室里，没有床，只能以稻草铺地，盖着自带的被褥。早上起床拿砖头砸开河面的厚冰取水洗脸，然后到街上买个馒头径直就去考试了。再后来，他和妻子顾黔于同一年考上南大中文系的博士，为了追回被“特殊”年代蹉跎的时光，也为了早一点分上住房，从父母身边接回年幼的女儿，他夜以继日，刻苦攻读，以两年半的时间完成了博士论文，赶上和卞孝萱先生招收的第一届两位博士同时答辩。

    那晚，我们一起吃过晚饭，顾黔老师提议带我在校园里转转，在南大中文系工作了几十年的她，对校园里每一处建筑如数家珍。与周老师的温和儒雅不同，顾老师性格率直，说起话来快言快语，夫妇二人可谓一张一弛，刚柔相济。晚风徐起，往昔的岁月如暗夜中的远山悄然隐去，余生的日子，是这对学术伉俪的清守相伴，其中既有学术上的相争相辩，也有日常生活里的柴米油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