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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 隽
这个“五一”假期，我们驱车千里从北京奔赴黄州。当赤壁矶头的江风拂过脸庞，当音乐剧《大江东去》的旋律在黄梅戏大剧院响起，我突然读懂了苏轼笔下“大江东去，浪淘尽”的苍茫。这场跨越千年的相遇，不仅让我触摸到北宋文豪的呼吸，更窥见了中国文人精神传承的密码。
初识黄州是1987年那个蝉鸣阵阵的夏日。儿时的我攥着皱巴巴的车票，从乡下老家颠簸两三个小时途径黄州，来到南湖农校看望即将毕业的家兄。汽渡在长江上摇晃，船头飘来的西红柿清香，混着江水咸湿的气息，构成了我对黄州最初的记忆。后来在武汉求学，武黄高速如银链般串起城市，黄州却始终是车窗外的模糊剪影。
直到女儿在清华附中国际部读初中，语文课桌上摆着林语堂的《苏东坡传》，这座江边古城才真正走进我的生命。当别的学校开出五本起步的书单时，清华附中国际部却让孩子用整年时光与东坡对话。看着女儿实地探访东坡赤壁，从生涩背诵到在酹江亭前声情并茂地朗诵，我忽然明白：真正的教育，是让历史在脚下活过来。
翻开苏轼的人生画卷，苏洵的“反向教育”跃然纸上。这位27岁才发奋读书的父亲，把书卷藏在角落，用“偷书”的童趣点燃两个儿子的求知欲。他给长子取名“轼”——车前横木，看似不起眼却关乎整车安危；为次子命名“辙”——车行轨迹，虽无功勋却能避祸全身。
苏轼母亲程夫人捧着《范滂传》的夜晚，烛光在苏家老宅跳跃。“儿能为范滂，母岂不能为范母？”这句掷地有声的回答，在苏轼心田种下了刚正的种子。而伯父苏涣“严于律己，勤能补拙”的箴言，则像春雨般滋养着少年苏轼的进取之心。当苏家“疏财好施”的家风化作赈济灾民的义举，苏轼“竹杖芒鞋”的豁达便有了最深厚的土壤。
元丰三年的贬谪路上，黄州城东门外那片荆棘丛生的荒地，成了苏轼命运的转折点。马正卿四处奔走求来的五十亩薄田，潘大临送来的雕花酒樽，这些温暖如暗夜星火的情谊，让失意的文人重新握紧了锄头。《东坡八首》里“潘子久不调，沽酒江南村”的诗句，记录着农人用粗糙手掌托起文人尊严的动人场景。
在黄州，苏轼完成了从苏轼到苏东坡的精神涅槃。赤壁江上的月光，不仅照亮了《念奴娇》的豪情，更映照出《赤壁赋》中“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的哲思。那些与农人共饮的夜晚，那些躬耕垄亩的清晨，让他的笔锋从此沾着泥土的芬芳。
站在东坡赤壁的回廊下，看着女儿用手机录制朗诵视频，游人的掌声与江涛声交织。这一刻，我忽然懂得：苏轼的伟大，不仅在于“大江东去”的豪迈，更在于他把个人的命运沉浮，熔铸进了家国天下。
从眉山苏宅到黄州东坡，从汴京庙堂到江湖之远，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一个文人的成长轨迹，更是一个民族的文化基因图谱。当苏辙在宦海中为兄长撑起保护伞，当黄州百姓用粗粝的双手接住坠落的星辰，这何尝不是中国人最朴素的情感表达？
余秋雨说“黄州成就了苏东坡，苏东坡也成就了黄州”，这恰似中国文人精神的双向奔赴。千年后的我们重走东坡路，不仅是在追慕先贤，更是在寻找自己的精神原乡。因为每个中国人的血脉里，都流淌着“一蓑烟雨任平生”的豁达，都深藏着“千里共婵娟”的温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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