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反映我国历史民族地理发展状况之专著

    ■李大龙

    作为历史人文地理的重要学科分支，历史民族地理历来受到学界瞩目，顾颉刚、谭其骧、史念海等前辈学者皆卓有建树，成就斐然，新一代研究者亦不断推陈出新，有目共睹。但是，我们也应清醒地认识到，现阶段内制约历史民族地理学科发展的瓶颈依旧存在，惟有在关键学术议题和理论方法上取得新的突破，方能取得长足进展。

    复旦大学安介生教授潜心精研多年，所著《中国历史民族地理》秉承优良的学术传统，深入探究历史时期中国民族地理问题，是近数十年来首部全面反映我国历史民族地理发展状况的、颇具份量的学术专著。

    《中国历史民族地理》分为上、下两册，除了导论，内容共有七章，上起先秦，下至清代，逾百廿万字。该书从历史上的民族迁徙、分布、边疆民族政权（或行政区）建设等问题出发，在充分占有和利用传世文献、考古研究资料的基础上，综合运用历史学、民族学、地理学及边疆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深入探讨了各个历史时期的民族迁徙路线和分布情况，对民族区域形成与演变的地理因素做了深入分析。在研究的过程中，著者还对历史民族地理学科的基本概念、学科性质、研究现状、研究的方法等诸多问题进行了全面的总结与深刻的反思，均见诸开篇导论部分。全书逻辑严密，资料丰富，论证深入，予人启迪。

    全书贯彻“长时段”“大格局”的理念，在宏观视野下分析中国历史、中国地理、中国民族，如在各章首的“绪论”部分，勾勒各个历史时期内疆域建设、民族认知与分布格局，既有横向的分析，又有纵向的历史时段，形成良好的多维坐标体系，具有良好的参照性。现结合全书的内容及研究特点，择其特征及重要贡献介绍如下。

    其一，积极建构历史民族地理学术体系，完善理论框架，为研究的持续展开指明方向。长期以来，学界对于历史民族地理学的学科性质与归属存在一定分歧，有鉴于此，著者鲜明地指出历史民族地理学属于历史人文地理学的分支学科。

    鲜明的问题研究导向，源于敏锐的学术嗅觉。著者主张，应着重研究历史时期的民族起源、分布及发展有关的地理要素的空间分布及其演变规律，其中包括民族起源地及其地理环境、民族分布区与分布格局的形成与演变、民族人口的地理分布及迁徙运动等问题。历史民族地理学与民族史、边疆史地之间有何显著差异？ 为了廓清基本的学术概念，著者在书中对三者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科学的辨析。

    其二，通过时空交织的“历史长镜头”重新审视各民族的迁徙活动与分布格局。历史时期内，民族的发源、族群的迁徙和分布，存在时间上的连续性和空间上的稳定性，因而需要分时段、分区域进行专门性探讨。

    当今民族“大杂居、小聚居”的分布格局，是在历史长河中由各种因素综合造就而成的。因而，最为普遍的方法是按时代序列从先秦直到清代梳理下来。全书七个章节分别对应着七个历史时期，即先秦时期、秦汉三国时期、两晋南北朝时期、隋唐时期、辽宋金夏时期、元明时期和清代。看似平常的分期方式蕴含着著者的深思，即民族地理的阶段划分既不能等同于民族史的分期，亦不宜与其出现明显抵触，二者之间应保持恰当的平衡。依照此种方式划分，还能够在最大程度上兼顾同一时期内不同的各民族的互动情况。

    又考虑到历史上各民族存在着族源族属模糊不清、迁徙活动频繁以及分布范围广泛等复杂情况，本书著者选择以地域为切入点，对区域范围之内的各个民族进行归类研究。每一章节均根据彼时民族活动的实际情况，将全国民族分布情况划分为若干个区域，如清代的六大民族区。在民族聚居区的单元框架基础上，本书紧扣相关主题，立足于历史时政区沿革，将时间与空间二者有机地结合，以历史时代为经，以地理空间为纬，进行全方位、立体性的研究和探索。

    其三，勇于突破陈见，开创研究新理路。例如，传统时代所形成的“华夏中心论”轻视和排斥少数民族及其文化，不仅阻碍了民族的交融，也对学术研究产生了消极影响。因而，著者在研究“万邦林立”的先秦时代民族地理格局时，率先提出必须突破传统的“华夏民族中心论”，尤应先打破“华夏族国家中心论”，具有启发性。

    其四，深耕细作，旁征博引，学风扎实。为了完成本书的写作，著者秉承着“竭泽而渔”的严肃态度，搜集和利用了大量传世文献、考古资料和碑刻文献，以正史系统的史料文献为基础，尤其是数目众多的历代边疆民族地区历史和民族相关著作，已尽其所能地做到了占有和使用第一手史料。并且，还积极充分吸取国内外学术界有关中国历史民族地理研究的前沿成果。

    美中不足的是，该书主要聚焦于宏观视角的、平面的族群分布与迁徙，而对于垂直维度的考察略有不足。事实上，地形和海拔也是影响民族分布格局的重要因素，这一现象在西南山区尤为显著。

    总而言之，《中国历史民族地理》一书历史跨度长、涉及面广，著者安介生教授始终秉持扎实的学风，对史料进行抽丝剥茧般的剖析，新见迭出，足以体现深厚的学术积累和渊博的知识储备。正因如此，这一部扎实的研究著作的出版，不仅为研究者建构了新型的学术体系和认知框架，更勾勒出学科演进的新理路，对于当今中国历史民族地理研究热潮的推动有着重要意义。

    （作者为中国民族史学会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