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傅熹年先生《旅美读画录》

    ■王连起

    傅熹年先生的《旅美读画录》由北京燕山出版社、北京联合出版公司联合出版。这是一部古书画鉴定研究方面非常重要的著作，必将对古书画的鉴定与研究产生深远的影响。

    本人1999-2000年访美工作一年，傅先生看过的作品，我基本上都看过，所以，对书中书画真伪的鉴定、优劣的区别、一些争议作品的判断，以及对作品流传和著录情况的介绍，尤其是对作品涉及的史实、人物、典故等方面的熟悉，有很深的感触，也就唤起了我当年阅看这些书画的回忆。傅先生为美博物馆解决真伪优劣的鉴定意见，让我感到，这就是一部经典的书画鉴定研究的教科书。读傅先生著作，是复习，更是学习！

    傅先生是在“1987年秋经翁万戈先生安排，得到华美协进社的接待访美”（傅熹年：《纪念翁万戈先生》）的。傅先生此行，到访十家藏中国古代书画最多的博物馆、美术馆，以及王季迁、翁万戈两家所藏的中国古书画。可以说基本包括了藏于美国的中国古书画的代表性作品。傅先生对所看每一件作品，几乎都进行了真伪优劣的判断。下面就从傅先生识真纠谬、辨别真伪、知识渊博、记忆惊人、对文物极端负责等方面，谈谈学习傅先生《旅美读画录》的体会。

    ○李结，《渔社图卷》，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旅美读画录》，38页。下引该书，仅列页码）

    此图无款，画的艺术水平不高，笔墨也显得生疏稚拙。但后面竟有南宋大老名家范成大、洪迈、周必大、王蔺、赵雄、阎苍舒、尤袤跋，皆为受图主人之请而题。后又有翁埜、明董其昌及清人题。此图外签无款题：宋人《西塞渔社图卷》。卷内董其昌题作“王诜《西塞渔社图》”。董其昌名气大，所以图以王诜之名传之当代。1985年徐邦达先生、谢稚柳先生及杨仁恺等访美看画，薛永年先生有记录（为行文便，下面凡此次鉴定意见，皆以1985为代），也称之为“王诜西塞渔社图卷。绢本，设色。卷后范成大等跋。叶誉虎、张大千曾藏，北宋画”。

    傅先生根据画法风格、艺术高下，断此卷与王诜无关。又根据周必大跋，知此图应名《霅溪渔社图》。所绘是河阳李结字次山的庄园。复从范成大《石湖诗集》诗题考知李结能画，因此定名此图为“宋李结《霅溪渔社图》”。我1999年到大都会时，作者已改为李结了。馆方说是因为傅熹年的鉴定考证而改的。此图的范成大（图1）、周必大、洪迈、尤袤跋，都是难得的法书珍品。

    因此图董其昌定为王诜，因此想起一件与王诜有关的作品：即弗利尔美术馆所藏的郭熙《溪山秋霁图卷》，傅先生鉴定意见是：“北宋人之作，旧题郭熙，近年谢稚柳又定为王诜。李、郭画派风靡北宋，岂可必其非杨即墨耶！”1985谢稚柳先生看此画时，说：“以王诜稿所画，与《渔村小雪》用笔习惯相同。”本人的感觉，此图与《渔村小雪》“相同”者，仅画法师郭熙而已，较《渔村小雪》水平则逊之。傅先生说“非杨即墨”太对了！ 这种现象在书画鉴定中是经常出现的。

    ○夏圭，《洞庭秋月图轴》（图2），弗利尔美术馆（464页）

    这是傅先生在馆方很多浙派山水巨轴中发现的。傅先生从笔墨风格、构图特点、绢素质地，分明地区别了与那些浙派画的不同，从而判定“为宋画无疑”。傅先生进而与其他夏圭画比较研究得出此图为夏圭作品真迹。并鉴定出图上楷书诗题为宋理宗早年书。联系到此图款“臣夏圭”，从而确定了这是专为宫庭绘《潇湘八景》八幅大轴中仅存的一幅“洞庭秋月”。这是夏圭画存世真迹中惟一的大轴珍品。可以说，这是对该馆鉴藏的巨大贡献。此书所记简要，傅先生的详细鉴考研究，见其《访美所见中国古代名画札记》。

    ○董源，《溪岸图轴》，王季迁宝武堂（516页）

    傅先生看时，此图尚在王季迁处，1997年1月24日，入大都会博物馆。款：“后苑副使臣董元画。”傅先生鉴定意见：“画风与董源无涉。画用双拼绢，而两幅宽度小异。董元款在较窄一幅之边缘，明显是裁去原款后加之伪款。然画本身为北宋初之作。自有其时代及艺术价值，不应受伪董源款连累也。”后高居翰指此图为张大千、徐悲鸿等伪作，掀起此图真伪之争。高居翰在美亦负中国画研究鉴定之名，但宋初画能看作近代画，实在是大损其研究声名！我在大都会工作期间，曾反复观看此图，图下部水岸部分，非常近于赵干的《江行初雪》，而中部的房屋人物，又能 让人想起 卫贤 的《高士图》。傅先生定为“北宋初之作”是非常准确的。从此图结构可知同赵孟頫诗题的董元《溪岸图》毫无关系。但后添的伪款，书作“董元”，藉此，则证明此伪款之添加，当在明朝之前。傅先生的鉴定意见，正是十几年后，《溪岸图》争论中有识之士的共识。

    ○王蒙，《夏山隐居图轴》（图3），绢本，水墨，淡设色，弗利尔美术馆（482页）

    此图有款：“至正甲午暮春，吴兴王蒙为仲方县尹尊亲作夏山隐居。”

    傅先生记：“画笔甚佳，略近巨然，应是早年之作。然款似后添，因侧逆光视之，字浮起，与画中笔墨不在一层也。”后傅先生“再次反复观览，愚意此为早年真迹，无款或款有伤残而割去，重补此款。以此蛇足，遂被人以伪本视之，至为可惜”。

    此图本人亦曾寓目，画得很好，确如傅先生所言是仿巨然。美国的鉴定家见王蒙此类画少，尤其是补书的款题，明显非王蒙，而以伪本视之。能将北宋初的《溪岸图》（董源款伪）看成近代人所伪，这也没什么奇怪的。何况，此图正是张大千所藏，杯弓蛇影！ 1985徐邦达先生等对此图的鉴定意见是：“真、年份早。”与傅先生一样，也抄录了至正甲午的款题，但“至正甲午（十四年1354）”，王蒙四十七岁，根本已不是早年，傅先生与徐先生等定为“早年”“年份早”，都是九方皋相马，识真而不在乎牝牡骊黄！但无论中外，都有因为不能识真而拿这牝牡骊黄作鉴定真伪依据的人！

    ○方从义，《东晋风流图》卷，纸本水墨，王季迁宝武堂（528页）

    傅先生记：“前题‘东晋风流’，后题数行。画‘兰亭修禊’，以墨晕。真。后有赵孟頫临禊帖，亦真。或画是与书相配者。”

    此卷美国人多以方从义画在前，赵孟頫书《兰亭》在后，而方又小于赵氏。因而以为赵不能为方氏画配书，遂不以兰亭为然。傅先生断赵书“亦真”就是能识真而不为其他问题所惑者。本人1999年秋得见原迹。卷后有卢贞一跋，言壬寅正月在龙虎山，“壶公尊师因示此卷……郑先生云：‘卷首篠篁’，绝逼坡仙，盖真知画之言……”可证元顺帝至正廿二年壬寅，卢氏所题是方方壶的画。因为以赵孟頫的名气，如有赵书，卢氏是不可能置而不论的。后好事者以赵书《兰亭》配于方画之后，并将卢贞跋移在赵《兰亭》后，但其文字内容仍是题方画的。赵书之配入当在卢贞跋后。

    ○唐寅，《垂虹别意图卷》，大都会艺术博物馆（160页）

    傅先生记云：“前祝允明引首，伪。次唐寅画伪。次唐寅诗真。次诸家题跋，有戴冠、朱存理、祝允明、吴龙、文壁……陆南（十七家，傅先生人名全录）。戴冠正德戊辰书。言休宁戴昭归家，诸人诗以送之，固未言有图也。是以唐之诗移前，配以伪画，改诗卷为图卷也。”

    这个鉴定意见，非常明确、正确。戴冠此卷的《垂虹别意诗序》，言及的戴昭，曾从唐寅学诗，如果有唐寅图的话，序中是不可能不提的。傅先生作此鉴定，前提是能识唐寅书画的真伪，才能断画伪书真，能识祝允明的书法真伪才能断祝书引首为伪，而卷中诗题为真（在诗卷之中），并对此时诗卷配图现象有所了解认识。因为在同时，这种现象很多。因一般人更看重绘画，所以尽管是非常著名的文人诗文卷，都要弄一图置前，如文征明《深翠轩图卷》，其诗文乃明初俞贞木、解缙、王璲、姚广孝、詹希元等真迹。相类者还有文征明《芝庭图卷》，亦本为诗文卷，有王鏊、祝允明、唐寅、戴泾、陈鼎等诗文，皆真迹。但都同此《垂虹别意》一样，两件文征明图，皆是后配的伪图。另有唐寅《贞寿堂图》书画合璧卷，原本是吴中士人咏歌周希正为母亲之贞之寿而建的贞寿堂事的诗文卷，后配的唐寅图，却是真迹。《垂虹别意》书画卷书法收在中田勇次郎、傅申所编《欧米收藏中国法书名迹集》第四卷。该书后有傅申先生说明，讲祝允明“引首四大字内含神采，用笔含蓄，笔意平和，近于赵孟頫。传世的祝允明引首大字现今未见他例”。评唐寅的画“此短卷山水疏林萧萧，总体近于倪瓒，是文人画的本色作品，与平时学周臣一派的风格稍有不同”。此卷本人2000年曾经寓目。唐寅（ 图4）、祝允明诗都是真迹。但祝的引首四大字疲软松懈，有肉无骨。唐画短卷，心虚笔弱，画树尤见水平低下，与唐寅水平相差甚远。不知傅申先生以鉴定出名，何以竟看不出来呢！

    ○明人，《松下亭子图轴》，绢本，设色，大轴，弗利尔美术馆（第492页）

    傅先生记：“无款。画是周臣之作，右上挖去一块，疑原有周臣款，后人挖去，填更著名人之伪款，后人以其伪，又挖去。”

    本人2000年曾见原件，是周臣山水的标准面貌，傅先生鉴定准确。但傅先生对“右上挖去一块”的推断，是我没有注意到的。可见傅先生的观察的细微和推断思维的缜密。

    ○周臣，《流民图卷》，纸本，设色，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690页）

    傅先生的鉴定极为简单明确：“分段画，后为丙子自题，甲子黄姬水题、张凤翼题，万历丁丑文嘉题。画与跋均伪。”

    此卷为册改卷，后一分为二，另一部分在檀香山美术馆。此卷因题材而被宣扬，多从社会学角度讨论，而全不顾及周臣的绘画风格及艺术水平。周臣绘画虽多山水，但亦有人物，相比则见此图的格调卑下，画风粗俗，形象丑陋。而此图之题，则熟练流走，虽气韵不佳，但是出于能书之人手笔。而周臣为职业画家。题款仅限具名，从无此等自识。与周臣书亦完全不类。黄、张、文三人跋书法，并不罕见，尤其是文嘉，多有作品传世。所以书画皆无本之物。傅先生断“画与跋均伪”，对宣扬此卷者，堪称当头断喝。

    以上两图，一为无款，傅先生断为周臣真迹；一为有周臣款，而先生断其为伪。这就是鉴定家应起的作用！

    ○赵雍，《竹石鸜鹆图轴》（图5），纸本，水墨，大都会艺术博物馆（126页）

    傅先生鉴定意见：“题‘至正九年，吴兴赵雍仲穆’。款字差，疑为明初人之作，后人裁去左侧边款，加伪赵氏款。”

    傅先生此图鉴定，简明扼要。本人1999年在大都会博物馆库房中阅看此画时，明显感到时代气息不够，画的风格更与赵雍不类。但画得不错，竹石风格在王孟端、夏仲昭之间，鸟亦 明初人手笔。画的左右和下方，图明显不全，都应被截去少许。赵雍款书相差较为明显，傅先生鉴定非常精准。

    傅先生此书所观之画，很多虽字数不多，却基本上都是真伪优劣的评判，如：

    周昉，《婴戏图》。“宋人摹本，图案花纹有唐风，后有张绅、高启、钱溥题，为移改来者。”言简意赅而鉴定精准。

    马和之，《豳风图》。“‘觏’‘完’二字缺笔，是南宋人作。后有张绅、高启、钱溥题，为移来者。”“完”是宋钦宗赵桓讳的扩大化。“觏”是宋高宗赵构讳的扩大化。皆见于宋孝宗《淳熙重修文书式》。此二字缺笔，证明是宋孝宗朝之后。

    李成，《山水》轴。张大千题“大风堂供养天下第一李成画”。傅先生：“是南宋时旧派画家之作，张大千题为天下第一。”本人曾经寓目，画水平一般，可见张氏的大言欺人。

    ○马远，《松阴观瀑图》（图6），大都会艺术博物馆（42页）

    傅先生记云：“款字似早年，而画有用侧锋处，又近马麟，原王季迁物。”

    傅先生鉴画讲画法，常注意用笔问题：如侧锋、中峰，这是他人所少有的。

    有些看似简单的鉴定意见中，除体现了傅先生鉴定真伪优劣的敏感反映外，还可以见其惊人的记忆和渊博的知识：

    宋人，《枇杷绣羽图》，团幅。“与故宫藏本同一稿本。”

    宋人，《货郎图》，团幅。“与故宫藏本同一稿，然线弱，人物面貌差，亦是宋末传摹之本，亦王季迁物。”

    宋人，《松风钓艇图》，团幅。“刘松年后学，是宋人笔。有一仿本在陈仁涛处。”

    罗稚川，《山水图》轴。“无款，左中有‘罗氏稚川’‘游戏翰墨’二印。画学李、郭，与伦敦藏本同，当是真。”

    张观，《山水》方幅。“画学马夏而薄，与元人八卷中所见同。真。”

    宋人，《雪树双禽图》，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晚宋之作。有似辽博《寒鸦图》处。”

    傅先生以上鉴定意见，如果见过所举之图，可知是完全正确的。记忆能力，在鉴定工作所需具备的条件中，应当是非常重要的。当年我见《雪树双禽图》，亦想起辽博的《寒鸦图》。因为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我为十四卷本《中国美术史》写元代书法史，而此卷正有赵孟頫、贯云石、仇远的题跋，因此对此卷印象颇深。

    书中这类例证很多，读者自会有所体会。下面之例，证明傅先生学识的极其渊博。

    赵孟坚，《书题诗》卷，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景定元年作，真而精。后有赵孟潆、钱应孙、叶隆礼跋。叶即撰《契丹国志》者，其书迹罕见。”叶隆礼，淳祐七年进士，有诗词传世，但与书画无干。知其有《契丹国志》，当与傅先生家学渊源，精通古籍版本有关。

    南宋人，《水陆画》五轴，绢本设色。“款□宋车桥西金处士家画。为购自日本者。按：此为南宋时宁波画工金大受家族之作，在日本存有多幅，日人不知‘车桥’为宁波地名，连读为‘车桥西金处士’，谓作者为‘西金居士’。”傅先生讲的“画工”金大受，《中国美术家人名大辞典》查无此人，或因是“画工”而非画家。但《宋人传记资料索引》亦无记载。由之，可见傅先生识见的深、广，确实出人之外。

    傅先生访美看画，解决了不少美方博物馆的真伪疑难问题，我在美访问期间，多有听闻，细心读者在书中亦能发现。如书中记一九八七年十二月二十日“为星期日，吴同夫妇破例加班，邀余看二件未定之作。”一件是南宋人《归去来图卷》，“此件馆方对其时代未定，疑是元明时作品，因以见示”。傅先生从画风、画法、书法，以及文中讳例，断此“明显为南宋作品，应与所谓‘马和之毛诗图’相同，为南宋画院为宫廷后妃、皇子所作看图读本”。论断精确，无可争议！ 另一件是元人《吴全节画像卷》，“是吴氏弟子所为，以纪师门事迹者也”。

    还有不少鉴定，是专为馆方正讹纠谬以正视听的，如：宋人，《雕台望云图》方幅：“画云用泥金渲染两条，栏杆饰件亦点金，马远后学，南宋院画精品。然高居翰竟谓是明人画，不可解！”难道这位洋教授没看过《踏歌图》吗？ 两图时代风格明显，怎能断为明人呢？ 确实不可解！ 同样的情况，还有仇英的两件作品：《弹箜篌图》轴和《竹院逢僧图》轴。看过这两件作品的人，都能看出不仅是真迹，而且是仇英精品。尤其是《弹箜篌图》，不仅画好，图上文彭题、诗塘陈道复题、裱边董其昌题，都是其个人的标准书法。这样的作品，高居翰居然也看作伪品，难怪傅先生鉴定之后有如下的感慨：“以上二幅仇英画，均为仇画中至精之品。但因高居翰坚谓为伪，馆方至今不敢公开展出。扼于学霸，真伪不分，可谓咄咄怪事！”不平之意，溢于言表。

    除“学霸”作用之外，有些意见不同应称为观念区别更合适，就是中西方文化的差异。以倪瓒《竹枝图册》（弗利尔美术馆藏，434页）图7为例，傅先生说：“真迹。有钱惟善题，亦真，然馆方殊不为意，可诧！”云林这类画竹，虽也枝叶飞动，但是惟取神似，在元人中独一无二。传世不止一件，如台北故博的《春雨新篁》《修竹图》《画竹》轴。故宫博物院的《竹枝图》以及《树石幽篁》《古木幽篁》中的竹子，都是这种画竹的典型。傅先生感到可诧的“馆方殊不为意”，乃是西方人对中国画的了解问题。西方没有“君子画”，对竹的看待同其他植物没有什么区别。而竹在国人这里则被赋予种种美德的象征。竹，中空外直，有节耐寒，可喻君子的正直、谦虚、有气节。白居易《养竹记》讲了竹的四种属性对“君子”的启示。王徽之对竹有“何可一日无此君”之谓。苏东坡甚至说“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没有对中国历史文化的了解，西方人对这种仅画一枝，枝叶分离、全然“不像”的竹枝，不能理解是很自然的。之后，随着对中国文化艺术的了解深入，这种状况已有所改变。

    前文言及，1985年徐邦达先生、谢稚柳先生及杨仁恺等访美看画，凡七个博物馆、美术馆及翁万戈藏品，不及傅先生所看之多，但美国藏中国画最多、尤其是藏宋元画的六大馆，皆在其中。在拜读傅先生此书时，我将薛永年先生所记徐、谢、杨看画记录同观，既能更深刻地认识傅先生的鉴定，又能将之看作全国书画鉴定小组鉴定工作的美国篇，在这一点上，薛先生的记录，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自1985年9月之后，从鉴定组专家鉴定意见记录可知，就已经没有了徐邦达先生和启功先生，而傅先生访美，鉴定组专家只有三人，仍然继续工作。而访美看画的两个记录，参与的专家则已经是四位了。之所以有这个想法，是因为国外的中国古书画收藏最多的是美国和日本。从傅先生的读画录可知，有不少书画珍品是我国的博物馆（包括台北故宫博物院）所没有的。以唐宋元为例，如阎立本《历代帝王像》、武宗元《朝元仙仗图》、许道宁《渔父图》、赵令穰《湖庄清夏图（江村秋晓图）》、刘贯道《消夏图》、龚开《中山出游图》、耶律楚材《送刘满诗》、陆广《丹台春晓》、罗稚川《山水图》、张彦辅《棘竹幽禽图》、周砥《宜兴小景》、张羽《松轩春霭图》、邓子方《竹石图》轴，等等。美国藏中国古书画是中国古代书画存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有很多是孤本。所以我在拜读傅先生的《旅美读画录》时，同“1985”三位专家的看画记录对比学习，更加体会出傅先生《旅美读画录》的重要性。因为，我是将其看作中国古代鉴定小组的美国篇的，所以我希望，薛永年先生“1985”记录能早日出版。

    ○武宗元，《朝元仙仗图卷》（图8），绢本，白描，王季迁宝武堂（514页）

    傅先生记：“首略残，有乾道张子□跋、赵孟頫跋。赵跋谓为武宗元之作。画人发部有不填墨处，近于稿本，故徐公谓其为‘粉本’。人物画中至精之品。”

    傅先生鉴定依然是精确简明。

    此图我在王季迁先生家两次观看，第一次是1999年12月20日陪启功先生去的。王季迁先生说：“元白先生看过徐悲鸿的那一件（指《八十七神仙》卷）吧，怎么样？”启先生说：“因为书画鉴定组不承认是唐画，就不让上鉴定图录了。综合看，还是这件（指《朝元仙仗》）早，这件有仙人名牌。”王又问：“这件早到什么时候？”启先生指着“太玄真人”的名牌说：“早到武宗元时。”又问为什么，答：“问王连起先生！”王季迁看着我：“你说。”我说早到宋真宗大中祥符五年十月戊午（七日）。王季迁先生感到惊奇：“为什么？”我说：“‘玄’是宋朝始祖的讳，但始祖不始，是宋真宗这一年作了一个梦才有的。之前宋人不避‘玄’‘朗’这个始祖讳。”老先生说：“有意思，你在纽约还有一段时间，欢迎你随时来我家。”启功先生的用心，使我获得了老先生的好感！2000年春，再见到王季迁先生，打招呼时他说：“你不要叫我王先生，要叫师伯，我是邦达的师兄！ 你什么时候到我家看画，随你挑。”我说：“徐师说您有赵孟頫画的《困学斋图》，著录没有记载，只记有《委顺庵图》。”老人家一下高兴起来：“你能知道《委顺庵图》！ 给你看！ 还要看什么？”我说：“黄公望《陡壑密林》、方方壶《东晋风流》，不知道能不能再看看《朝元仙仗图》？”说：“可以，要隔天，因为重要东西都不在家存放。”再看，老先生说：“有什么要告诉我的吗？”“当然有！”我指着《朝元仙仗图》后的顾德辉跋说：“这个顾阿英的跋是假的。上次看人多，乱，没来得及告诉您。”“为什么，你详细说说。”老先生有些迫不及待。我说：“顾跋说大德丁酉（元年1297）购得，大德甲辰（八年1304）敬题。而顾生于至大三年庚戌（1310），没出生顾阿英就能买画题画了！ 能不假吗？ 这字也不对！纯属后人加的蛇足！”“你怎么记得这么清楚？”我拿着自制的书画家人名年表说：“我有书画家生死簿！”老人家拿去看了又看，说：“好！ 好！ 你应当将它出版！”他认真地看过顾跋说：“确实假的，可恶！ 竟题在画幅本身，可恶！ 要把它刮掉！”此图的影印本在2000年之前的出版物，画后皆有这顾德辉跋五行。如《中国美术全集（绘画编·三）》《中国绘画全集（二）》。而之后，则已经不见此跋了。见此《读画录》所附之图，虽然版面有限，但依然可见画卷本幅边部中间有挖擦之痕。

    ○李唐，《晋文公复国图卷》（图9），绢本，淡设色，大都会艺术博物馆（30页）

    傅先生：“失去前半，后半全，无款。字有蔡京笔意，画风亦旧，是北宋物。画山石有学郭熙笔意处，画树用泼墨大点，画叶亦然。图中所画建筑物均是标准的北宋风格，和《营造法式》所载完全一致，南宋的建筑做法全无反映，也可证明其为北宋末年之作。末宣和殿印、御书印皆可疑。石岩跋伪，又伪周天球观款。”

    “1985”：李唐晋文公复国图卷，“作于万壑松风之后”。

    此图之前皆归为李唐作，宋高宗题，根据是画后乔篑成跋，还有石岩跋，以及周密《云烟过眼录》记载。《云烟》记其实是上卷，此则为下卷，周密讲是王芝藏后转入乔篑成手。此卷后正有乔氏跋，这就更容易让人信为真迹。如1985年的记录：“作于万壑松风之后。”这应当是谢稚柳先生的话。徐邦达先生《古书画过眼要录》“晋唐五代宋绘画”收录此卷。先生“按”语中说：“此图原称吴元瑜画，黄庭坚书。吴画从未见过，不知是否如是。黄书则不相似。应为误定。至元乔篑成始改定为李唐画，赵构书。观近世所传李画，惟《采薇图》中松树与此卷笔墨稍有相同处。其他如人物衣纹及坡石等均大异。赵构书亦与常见的不一。乔氏又以为均是二人较早笔，当有所据；石岩等亦附合不疑。论书画艺术水平确极高，姑从其说入李画中。”又按：“今卷后乔篑成、石岩二题均伪，系摹本，但有来历。故仍录之。”

    杨仁恺《国宝沉浮录》：“我撰有《晋文公复国图管窥》一文，刊《中国画》一九八二年第二期，王氏在美获读拙文，曾有热情洋溢之手札向我致意。”王氏是指王季迁。我在王家，他说杨仁恺写过文章，很好！ 我说话无遮拦，说读过，不好。此图定李唐是根据图后乔仲山、石民瞻跋。杨文将《云烟过眼录》所记同此卷混为一谈，乔跋石跋皆伪。石跋称同周草窗一起看此图，而其年款周密已经死了三十多年了！ 没想到老人家顿时不高兴了，说：“你高明！”我也顿时起身告辞！ 没想到，隔天老先生主动给我打电话说：“你脾气还不小！ 我是你师伯。哪天你过来，把你的根据再给我讲讲，我还有很多画你没看呢！”后再去王家要看什么画，还是都给看的。只是再也没有谈《复国图》问题。

    徐邦达先生的意见，已见上录。只不过后两行的“又按”是2000年9月听到我的意见后加的，但与前按又相互矛盾。当时徐师年近九十，如果早几年，他会完全听我的意见从《过眼录》中撤掉的！

    此图本人曾撰文考证其伪：乔篑成此图跋与周密所记不一致，周密两书（《云烟过眼录》《志雅堂杂钞》）都有记录：“李唐画《晋文公复国图》，缺下卷，其上有思陵御题并三御玺……原皆王子庆，今属乔仲山”（《云烟》）。“本有上下两卷，今止有上卷，乃思陵御题，上有乾卦小玺，下有希世藏小印……”（《杂钞》）。

    而此卷的乔氏跋云：“……余家向藏《晋公子复国图》一卷，为晞古妙笔，前有奔狄、过卫、适齐、及曹四事，其后布景则同，而无书。此则逸其前而书《左传》于后。盖思陵少年书学鲁直……”周密两书皆记上卷有思陵题，而此卷乔跋却说上卷无书。按理，当以乔氏跋为据，但是，经与乔氏其他跋（跋《曹娥碑》、题《刘中使帖》）书法对比，证明此图乔跋、乔印皆伪。后面石岩跋亦伪！ 石跋云“元统二年秋八月既望，石岩题。是日弁阳周公谨同观。”元统二年，周公谨即周密，已逝世三十六年！ 我的小文从画鉴考出非李唐，从书鉴定出非高宗。特别是考证了此时出现的“晋文复国”“中兴瑞应”这类的画，是与宋高宗做皇帝有直接关系的，高宗即位时，被金人俘去的钦宗还在世，这就有一个合法性问题。所以当时就特意搬出一个唯一的皇家长辈孟太后（哲宗被废的皇后）颁布诏旨：“繇康邸之旧藩，嗣我朝之大统。汉家之厄十世，宜光武之中兴；献公之子九人，惟重耳之尚在。”以汉刘秀、晋重耳复国，说明宋高宗继位的必要性、合法性。重耳复国这种题材的绘画，是有特定的政治诉求的时间性的，它不会出现在高宗朝之前和之后。朝代更替、制度职官，甚至衣冠服饰，都会有所改变，甚至立即改变。但房屋建筑是不可能立即改变的。傅先生说：“图中所画建筑物均是标准的北宋风格，和《营造法式》所载完全一致。”我是同意的！ 只因为南宋的建炎、绍兴初年的建筑当然还是北宋的。

    ○陈洪绶，《宣文授经图轴》（图10），绢本，设色，克利弗兰艺术博物馆（715页）

    傅先生记：“崇祯戊寅，为其姑母六旬寿。时年四十一岁。其弟为姑母之婿也。”

    文虽极简，仍考证出“其弟为姑母之婿”事，当然不言自明是断为真迹的。

    “1985”：款：“崇祯戊寅八月一日。”系为其姑母六十辰祝寿之作。谢老：树石真，人物疑为弟子代笔。徐老：真。

    我看过原件。场面宏大而结构严谨，画有极强的装饰性精致美，人物衣袖飘动却典雅而见文气。是老莲的力作。尤其是为姑母祝六十大寿，老莲四十一岁，年富力强，怎能会让弟子代笔画人物的呢！ 美国朋友告诉我，因徐先生当即反驳谢，谢顿时大发雷霆之怒。王季迁先生告诉我。他们那次来美看画，这边人对真伪意见，多相信邦达，谢就有气。同行的一位搬弄是非，告诉谢说，来美之前，徐的师兄在美替他做了宣传。王生气地说：“我怎么宣传？ 美国人都听我的？ 可笑！”回国后不久徐邦达先生便退出了全国书画鉴定小组。

    美国藏陈洪绶作品很多，有些小册是老莲画的精品，颇为鲜见。以致以喜爱和研究陈洪绶著名的老先生，都出现了认知的问题。

    傅先生此书，我认真拜读，几乎每一条都作了笔记，感悟感想，要谈的内容尚多，限于篇幅，就谈到此。

    还有很多内容，因版面所限，读者不能看到，如阎立本《历代帝王像》，傅先生的鉴定意见，较之其他鉴定家当为最准确公允的。因为有人只从读画感悟出发。有人则根据题跋的残损状况，如张珩先生就根据图后绢地题跋的残损，断图为南宋摹。而傅先生已指出蔡襄、薛绍彭题“字不似”。本人通过题名排比、书法鉴别、绢之损坏的问题，判定图后绢本题识题名，乃是伪作后配。

    以上评述，基本上是围绕傅先生访美看画鉴定方面谈的。但傅先生并不局限于书画的真伪问题。其《访美所见中国古代名画札记》有数件作品谈的都是金、蒙古、元初的绘画。傅先生是从美术史研究的角度来进行审视的。该文写道：“这类作品目前大多数都不是煊赫名迹，但如能经过研讨，取得共识，它们在绘画史上的价值，却是不能单纯以画之精粗高下来论定的。如能进一步以现存有确证的辽、金、蒙古时期绘画为基准，从画风、题材、名物制度诸方面进行比较，把前混杂在宋元无款画中的此期作品搜剔出来，理清其风格的演变过程，进而探讨其创作特点，对于充实目前中国古代绘画史上的薄弱环节是极有用的。”张珩先生在其《木雁斋书画鉴赏笔记》序中，言及其写此书的目的：“俾后之有志于中国绘画史者得以为研究之据。”徐邦达先生《古书画过眼要录》“序例”中说：“本书编写的重要目的，是为古书画研究工作者和编写书画史的作家们，提供曾经鉴别过的比较可信的参考资料。”由此可见前辈鉴定家都是将自己的鉴定研究视为撰写美术史（其中的绘画史、书法史）的前期工作。徐先生曾说：“如果我能多活三十年，我一定要写一部中国书画史！”从傅先生的这篇文章，以及其《北宋辽金绘画艺术》《南宋时期的绘画艺术》《元代的绘画艺术》可知，他已经写了中国绘画史中的最重要的部分了。

    傅先生的书画鉴定，在中国古代书画鉴定小组的工作中，作用非常明显。人们从《中国古代书画图目》和“图录”中可以看到，自1985年9月之后，小组成员的鉴定意见中，就没有了徐邦达先生和启功先生。而关于真伪的意见，最多的是傅先生和刘九庵先生。这种现象傅先生在其《中国古代书画鉴定组工作笔记》的自序中，给予了说明：“1986年后，徐邦达先生主要由于健康原因，已实际上不参加此项鉴定工作。启功先生其他任务很多，也不可能全程参加，所以他们都希望每次全程参加的刘九庵先生和我，能承担起责任，对一些有问题的藏品，无私无畏地签署不同意见。”

    傅先生说得委婉，体现了他顾大局维护小组团结的态度。但“有问题的藏品”签署“不同意见”，竟还要“无私无畏”。这本身还是透露了该组存在的问题。否则，就不会有两位先生后来缺席的状况。本文前面曾言及，傅先生访美，鉴定组继续工作，从鉴定组编的《图目》和“图录”两书可知，自1987年9月上旬至12月下旬，鉴定组鉴定了河北、河南、山西、天津三省一市23个单位5690件作品。竟只有一件作品有不同意见：河南省新乡博物馆的赵孟頫《行书五律诗》。“谢、杨：到明，明人伪。刘：真。”总算有了一条不同的鉴定意见。但这是因为这件作品是刘九庵之前鉴定发现的！该书编后记说：“由于工作及身体方面的原因，徐邦达先生未能参加第十期鉴定工作。”这太不实事求是了！ 因为启功先生也没有参加，傅熹年先生更没参加，这部《旅美读画录》就是明证！ 此期鉴定只有一件作品真伪之不同意见，其他5689件，难道都是真迹吗？ 这是不可能的。而且还出现了一个不该出现的问题：河南省博物馆有一件郑板桥的书法轴，“豫1-24”，《图目》称：郑燮草书七律诗。但读两句便应知道，这不是律诗而是古诗！“茂陵刘郎秋风客，夜闻马嘶晓无迹。”平仄不是律句，韵脚是仄声，往下读还转韵，略微喜欢唐诗的人当知道，这是李贺诗名篇《金铜仙人辞汉歌》。原本十二句，纸不够便只写了八句。

    能读到此书，非常感谢整理者和出版方，在此致以诚挚的敬意和谢意！ 作为读者，对此书本身提几点看法，因年衰体弱，视力日差，首先希望书能拿得动，翻阅方便，所以觉得此书应分三册，起码是两册。装帧设计体现设计者的匠心和艺术，但书首先是用来读的，所以要字迹清楚。此书打破以往的白纸黑字，意在创新，但色纸白字，字体又小，我只能用放大镜看！ 或为体现与通常有别：突出主体，改变常规，页码标注亦有变化。但页码就是页码！ 不能找一作品，有时翻很多页看不到页码。希望此书再版时，能注意到这些。

    （作者为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原文约两万字，本报发表时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