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本旧译，一段往事

    ■林少华

    新出了一本书：《自由与爱情》。这是一本旧译。作为旧译之所以在几近五十年后的今天得以重出江湖，直接原因是作者狮子文六（本名岩田文雄，1893～1964）去世时间已逾五十年，作品进入公版期。而主要原因，在于“自由与爱情”不仅是文学的永恒主题，而且是饮食男女的永恒主题——通常说来，没有人不追求爱情，也没有人不向往自由，如何处理和化解这对人世间最为微妙的矛盾，《自由与爱情》理所当然地提供了一种启示性。与此同时，日本战后初期的种种场景也出现在我们面前：满目疮夷，一片废墟，屋不避雨，食不饱腹……有的以捡破烂为生，有的以当妓女为业；有的在大桥下栖身，有的拾洋烟头解瘾；有的拦路抢劫，有的玩世不恭；有的向封建思想残余“宣战”，有的叹华族生活的远逝；有的以模仿洋人派头为乐事，有的视处女贞操若敝屣……般般样样，林林总总，道德的堕落乎？ 人性的回归乎？

    着墨最多的当然是男女主人公五百助和驹子。丈夫五百助随着妻子“出去”一声大喝而转身出门。从此，一对相伴九载的夫妻开始分道扬镳。男方怀着对无限自由的渴望，女方怀着对新型爱情的憧憬，分别走上了不同以往的生活里程。

    驹子先后结交了三位男子，三位男子以三种不同方式向她发起爱的“进攻”。第一位是身为大学生的纨绔子弟，每日情书不断，见面纠缠不休，竟至动起手脚，而这些居然得到其未婚妻的全力支持；第二位是贵族出身的中年绅士，此人想方设法引诱驹子外出幽会，却又时刻忘不了显示其绅士风度；第三位是在粮店工作的复员兵，此人起始畏首畏尾，后来竟夜闯驹子住房，声称非要娶个有夫之妇不可。与此同时，离家出走的五百助，始而给裸体舞表演弄得百无聊赖，继而在公园午睡时被偷得分文不名。幸遇一捡破烂老人的帮助，得以在防空洞过夜。尔后自己也加入了捡破烂者的行列，自觉无比快活，以为找到了“自由”。不久，他莫名其妙地同一走私团伙发生关联，发了一笔横财，终日西装革履，出入高级酒馆，惹得一妙龄女郎对他穷追不舍，无论如何都要和他结婚……其间市井风情，人世百态，呼之欲出，活灵活现，可谓战后初期日本社会一幅绝妙的风俗画卷。1950年在《朝日新闻》连载时，受到了人们近乎“爆炸性”的欢迎。究其原因，“与其说在于读者层的膨胀，毋宁说在于它惟妙惟肖地勾勒出了战后不久的异常世态”（福田宏年语）。

    小说中，作者文气旺盛，笔势摇曳生姿。时而浓墨重彩，淋漓酣畅；时而娓娓道来，洗炼自然；时而涉想新奇，极尽风趣之妙；时而挥洒出之，不见刀斧斫痕。对话生动贴切，议论长而不繁。通篇充满幽默，妙趣横生，令人忍俊不禁，而又不流于浅薄，不无对社会现象的批评与讽刺。依作者狮子文六本人之见，幽默产生于“对人生和世界的误解”，讽刺产生于“被压抑的憎恶、嘲笑与愤怒”，由此产生出来的笑“具有清污矫枉的明确目的”。他还说：“现代的日本，有许多唯有以笑这一方式才能进行批评的现象。如果某人尚有批评精神，便不能不笑。”是的，读之的确不能不笑。说起来，阅读当中使得我“不能不笑”的，日本文学中，除了夏目漱石的《哥儿》和《我是猫》，就是这本《自由与爱情》。

    下面请让我啰嗦几句往事。上个世纪80年代初，千帆竞发，百舸争流。顺时应人，中国从事日本文学翻译和研究的师生开始聚合。1979年由中国社科院李芒先生和东北师大吕元明先生牵头成立中国日本文学研究会，1982年吉林人民出版社创办《日本文学》季刊。其后相继有三套日本文学丛书开始翻译出版，一套是中国社科院李芒、高慧勤、李德纯三位主编的“日本文学流派代表作丛书”，一套是李德纯、高慧勤两位主持的“日本大众文学名著丛书”，另一套是大连外院刘和民老师主编的“日本文学当代丛书”。而先于这三套丛书启动的是春风文艺出版社于雷总编策划的“日本文学大系”。想必因为“大系”体系过于庞大，卷帙浩繁，虽已进入组稿阶段（已有人动笔翻译），但结果仍不了了之。好在各路兵马并未长吁短叹，而依然跃马横刀呼啸向前。1982年跨出吉林大学研究生院大门南下岭南的我，正年轻气盛，鲜衣怒马固然谈不上，但拿云补天此其时也的雄心或狂妄还是有的。何况，即使同当官欲、发财欲、留洋欲等常规欲望相比，我心中更强的也还是发表欲——文字发表欲。说夸张些，一想到自己涂抹的文字忽一日变成铅字四海风行，就险些暗自笑出声来。尽管如此，挥笔写出一部读研期间感佩不已的《美的历程》那样的学术性专著的可能性也几乎是零。钱锺书《围城》倒是虚构，但我好像天生不具有连续虚构什么的才能。于是退而求其次，翻译成了自己有望破城突围的惟一选项。弄得好，那未尝不是另一种“美的历程”。

    就在这时，承担“日本大众文学名著丛书”出版任务的若干家出版社中的吉林人民出版社和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分别找我约稿。后者约的是舟桥圣一《意中人的胸饰》，前者约的就是这本《自由与爱情》，具体联系的是宋世宜先生。宋先生年龄上应是我的父辈，在吉林大学读研期间就已见过，说话慢条斯理，和颜悦色，对人十分友善。记得是在1985年翻译的，乃我翻译的第一部真正够长度的长篇小说，加之彼时刚在暨南大学被破格评聘为副教授，如此“双喜临门”，翻译当中的欣喜和激动委实难以言表，任凭笔尖在稿纸的绿色方格里横冲直闯一路疾驰。译后记落款为“一九八六年除夕记于广州暨南大学”。出版日期为“1987年2月 印数：1—41700册定价：2.10元”——不错，2.10元！ 而今21元恐怕都至少要翻番，前后相距不到四十年！

    村上春树说译文的寿命大约是五十年，而四十年比之五十年并无实质性差别，于是决定趁机重校一遍。而结果——恕我重复——无论对照日文求“信”，还是单看中文之“达雅”，也都很难校出刚性错误或瑕疵——莫非近四十年间我完全故步自封，还是说刚一上马就来个一骑绝尘？ 总之这最初的长篇涂鸦成了不容与时俱进的文字。是的，翻译、尤其文学翻译，较之与时俱进，重要的更是再现历史现场，或还原特定语境下的语感与美感。例如“sex”，上个世纪50年代初，日本也好中国也好，一般都不至于说“做爱”。当然，倘以“睏觉”译之怕也难免违合之感。再如“I love you”，不假思索地像夏目漱石、张爱玲那样译为“今宵月色很好”、“原来你也在这里”，肯定有乖离感甚或闹出笑话。而若千篇一律译成“我爱你”也未必“原汁原味”。“得体”二字再要紧不过。说到底，文学作品的翻译乃是两种语言进入译者审美感受时对接生成的混血新生儿，既有来自偶然的不确定性，又有受制于必然的确定性、唯一性。二者的交界地正是翻译艺术和翻译理论产生的空间和依据。

    “日月忽其不淹兮，春与秋其代序。”旧版面世之时，我正春光满面；而新版付梓之际，已然两鬓秋霜。苏东坡倒是曾说“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用来激励自己固然正堪其用，但终究是美丽的谎言。相比之下，陆游所言则有几分现实性：“古今万卷消永日，一窗昏晓送流年。”而我，姑且在一窗昏晓中率而操觚，拉拉杂杂写了这篇短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