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仪何以构建现代性？

    ■蔡纪风

    谈到“文明的追求”，会使人想起德国社会学家诺贝特·埃利亚斯（Norbert Elias）的经典论断，“文明的进程就是更加严格、更加全面而又更加适度地自我控制(self-con⁃straint)”——这点明了人的自我抑制能力的提高代表着近代早期欧洲文明的进程。这一理论启迪着半个多世纪以来的欧洲文明史研究者，使以“人的举止”为中心的文明研究渐次涉及近代欧洲政治和社会思想的方方面面。英国史学家基思·托马斯（Keith Thomas）的新著《文明的追求：现代英国礼仪与文化探源》代表着这一论域的最新进展。这部著作将不同的历史发展脉络统合起来，把礼仪与社会秩序、现代民族国家的兴起、殖民战争与全球化、文明的开化及其反思融为一炉，呈现出“文明”与现代世界的形成之间复杂而多面的互动。

    在托马斯看来，礼仪和行为准则从中世纪开始长期延续，并不是文艺复兴以后的新发明，“自我抑制”也不是社会文明程度提高的唯一方式。良善的统治方式和社会对人的强制要求同样重要。16世纪以后，越来越多英国人认为有必要建立一个“文明社会”（civil society），生活在这样的社会之中不仅有助于实现和平与法治，还能繁荣经济与文化。时人主张，无论是贵族和知识精英修习礼仪、掌握理想的文明举止，还是建立完善的法律、构建有善意的统治形式，都是构建一个文明社会的必要侧面。宗教领袖们也逐渐意识到，文明的社会要求应该优先于教义间的纷争。

    这使得近代早期尤其是17世纪以后的英国人不仅举止变得更加文雅，国家社会的各方面都开始涌现文明的进展：议会辩论禁止暴力和不敬的语言，失败的政客不再被流放或处死，地方政府开始控制酗酒、械斗和辱骂行为的发生，商业活动也开始订立文明的公约，英国乃至西欧各国的自然法学家也普遍主张国家间文明交往的必要性。文明社会的规范成为“凝聚世界的水”，让文明国家间与文明人之间的关系更加柔和友善。

    可是，该如何看待“野蛮国家”和“未开化民族”呢？16世纪的西班牙神学家弗朗西斯科·德·维多利亚（Francisco de Vitoria）率先提出了以暴力强硬输出文明的自然法理论。英国思想家也普遍认为并非所有国家都是文明国家，世界上许多地方还是未开化的蛮荒之地。西方殖民者们开始主张“野蛮的土人”应该被驱逐或者根除。这导致了近代西欧社会自相矛盾的状况：一方面英国和其他西欧国家在本国内部致力于推动暴力的减少和文明的提升，另一方面则对外输出暴力和残忍。这一现象的根源在于英国人相信“文明”有相应的适用范围，文明的交际方式应该对等，否则文明对自我的约束就应该失效。托马斯举证认为，都铎时期英国对爱尔兰的侵略、殖民和屯垦确实帮助爱尔兰变得更加文明，类似的“成功经验”使得殖民者更加自信，他们可以更加肆无忌惮地推行“开化战争”：通过把其他民族视为野蛮，暴力、残忍和战争被随意地正当化。

    上述“文明话语”给现代世界带来了深重的灾难。20世纪以来，国际政学两界对“以武力开化”这一明显带有欧洲中心主义和殖民色彩的错误主张进行了深刻的反省。但是，也不可否认，世界在欧洲文明观念影响下的单一化进程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那些残忍但曾经普遍存在的社会制度如农奴制、种姓制、酋长制和神权政制，在世界上渐趋减少，影响力也逐步减弱。托马斯引用以赛亚·伯林（Isaiah Berlin）的观点强调了野蛮行径不可以被随意诠释，文明与野蛮之间的鸿沟也不可以轻易消解。将人们的生活方式从野蛮带入文明无可厚非，但要时刻注意：是否只存在一种可被接受的文明形式？文明的教化仍是唯一的前进之路，但应该以和平与更具同情心的方式进行下去。

    对“文明”本身的反思也是本书的亮点之一。“文明”有可能因其强调自我塑造、矫揉造作和伪装的特质影响社会的道德水准。作为权力的行为表征，礼仪还会阻碍社会平等和民主发展的脚步。文化相对主义的观念也时刻提示着“文明”并非绝对价值而是因时而动的，许多无关公益和道德的行为方式如饮食、交谈的独特规则没有必要以文明的名义加以斥退。在托马斯看来，礼仪的缺陷必须在时代中寻找答案，但文明本身所蕴含的对差异性的容忍不应该被动摇。

    最近几年，有关欧洲文雅史研究的著作开始受到中文学界的重视并不断得到译介，如埃利亚斯的《宫廷社会》（Court Society）、彼得·伯克(Peter Burke)的《〈廷臣〉的命运》(The Fortunes of the Courtier)等，《文明的追求》一书的译介使英国礼仪和文雅的研究成果能被中文学界更好地理解和运用，读者也可以一睹“文明”这一老生常谈的概念背后蕴含的丰富、多元甚至互斥的复杂面相，从而更好地理解礼仪的演化对社会秩序变迁所具有的深刻内在推动力。对欧洲近代史上的文明缺陷和“以武力开化”方式的省思，同样具有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