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不尽的达西

    ■龚 龑

    《傲慢与偏见》接近结尾时，一向性情温婉的简小姐严肃地问妹妹，“你究竟爱他（达西）多久了？”伊丽莎白半真半假地答道：“那可是徐徐而成的，我也不知道它始于何时。不过想来，应该从我最初看到他美丽的彭伯利庄园算起吧。”那时达西恰好不在场，伊丽莎白从容地端详他的肖像画，“一股温存感袭来，从未有过的感激之情涌上心头”。她情不自禁地感叹：“达西先生作为兄长、庄园主和一家之主，掌握着多少人的幸福啊！ 能给人带来多少快乐，造成多少痛苦啊！”而女管家对少东家一番热情洋溢的赞美，更坚定了伊丽莎白的想法。造访彭伯利不仅修正了伊丽莎白最初的“偏见”，也彰显了小说的主旨之一，即土地精英的表率和责任。

    达西是贵族吗

    英国18世纪的贵族身份，可谓既简单，又复杂。他们囤积良田万顷，每年收获大笔的地租。德比郡一半的土地，都归达西家所有，彭伯利庄园远近闻名，那宏伟的家庭图书馆，更是锦上添花之作。达西刚一出场，“消息就传开了，说他每年有上万镑的收入”。年收入超过上万英镑，这个标准在当时全英国，也只有十几个贵族之家能达到，比如贝德福公爵、波特兰公爵或者格拉夫顿公爵。整个18世纪，英国农产品价格持续上涨；此外，欧洲市场对皮革及畜牧产品的需求，也一直有增无减。土地的农业利润一路走高。若是投资农业，经济回报最稳定，风险也最小，对那些土地富足、不愿冒险的贵族而言，只靠地租的收入，就能过上体面日子。

    况且，光荣革命结束后至1832年议会改革前，英国社会是一个“贵族的时代”，国家政治命脉都垄断在以贵族为代表的大地产主阶层手中，他们在内阁和军队中身居要职；地方治安官的任命，下院议员的提名，都是贵族家的囊中之物。18世纪早期通过的“财产资格法案”，牢牢地巩固了这些特权。达西本人是教会职务的赞助人，为了赢得伊丽莎白的芳心，他略施手段就将威科姆晋升为正规军官；达西若要结婚，不必按着1753年“婚姻法”的规定，在双方当事人所居住的教区张贴通告，而是从大主教那里获得一纸特许证即可。伊丽莎白的母亲，那位喜怒无常、精于算计的班奈特夫人，为此得意洋洋。这些看似“闲笔”，在小说中却是贵族能力的惊人展示。把达西算作贵族，是就其拥有的土地和特权而言的，他的叔父才是真正有头衔的贵族，所谓“某某勋爵”。

    乡绅和贵族身份还有复杂的一面，奥斯丁小说同样提供了文史互证的例子。比较而言，菲尔丁和理查逊笔下的乡绅属于那些不愿挪窝的老派地主，而《曼斯菲尔德庄园》中的托马斯·伯特伦爵士，虽然道德观念保守，却是安提瓜产糖岛屿上的一个殖民地领主，这完全是一个“西印度群岛强人”的形象。类似的，这部小说中的克劳福德姐弟俩，举手投足都是清一色的“伦敦范”，但他们赖以过活的收入，却是来自他们在诺福克的地产。

    讨论男性气质时，18-19世纪的乡绅和贵族经常被笼而统之地归入粗俗、颓废的一类人，而与之相对应的形象，则是处于逐渐上升中的“资产阶级”男性。在这些文学和历史的叙述中，贵族通常被描绘成仰仗社会关系、奢侈无度、放荡不羁的花花公子，而资产阶级男性则呈现一种诚挚、严肃、勤劳、节俭、审慎、自制的形象，更热衷于温情、纯洁的家庭生活。如是观之，《傲慢与偏见》中的达西，刚好又提供了一个贵族形象的反例。

    要理解达西的复杂性，不妨从另一处细节入手。粗略算来，达西在彭伯利庄园只待半年的时间。伊丽莎白的舅舅加德纳先生问道：“你家主人一年中有好多日子是待在彭伯利吧？”仆人答道：“我倒是这样盼望，但没有那么多，先生。他大概有一半的时间是待在这里的。”其他时间，达西究竟待在何处呢？ 那位最初经商起家、后来花钱买爵士头衔的卢卡斯，为了讨好达西，同时也为了炫耀自己见多识广，故意在舞会中与达西搭讪：

    “你常到宫里去跳舞吗？”“从没去过，先生。”

    “难道你不肯到宫里去赏赏脸？”“但凡能避免的，我绝不去赏这个脸。”

    “我想，你在城里一定有房子吧？”达西先生点了点头。

    这里的“城”是指伦敦，确切说是伦敦的“西区”；“宫”则是指“西区”的圣詹姆斯宫。到1660年，社交季已经成为伦敦上流社会的某种“制度安排”，地点就在圣詹姆斯宫。贵族越来越被吸引到首都定居，或者在这里临时租房消遣几个月。达西自称是一介平民，这无非是说，他无贵族头衔，也不担任公职，故我们不必假定，他在伦敦有房子是为了参加下院的活动。不过也很难想象，达西只是为了度假或者疗养，在房价惊人的“西区”一待就是半年之久——他并非一个无所事事的贵族青年。那么，他有什么非住西区不可的理由呢？

    18世纪上半叶，英国社会经历了所谓的“精英的隐退”：一些乡绅和贵族逐渐地逃避他们所在郡县的行政责任，更加青睐伦敦的社交吸引力和权力关系网络，或者他们干脆辗转于两地。这似乎可以解释为何达西半年住在彭伯利庄园、半年住在伦敦西区的宅邸，当然，他也可以在此期间造访其他温泉旅游胜地，如巴斯或者马盖特，小说提到，夏季达西有时陪妹妹在这些地方度假。这样的两栖生活，并不造成实际的不便和冲突。尽管越来越多的贵族家庭开始招纳专业的地产主管或者代理人（如威科姆的父亲），可是定期居住在本郡，时而参加这里的日常生活和社交活动，如乡间别墅宴会和野外打猎等，一直是他们在当地地位和权力的象征。要知道，彭伯利庄园每年在固定的时间是对外开放的；经熟人引荐的客人来参观，更是常见的事情，伊丽莎白就是沾了舅妈的光才得以造访此地。更何况，在伦敦收获的社交网络，可以巩固两栖贵族在地方上的文化主宰权，他们由此可以成为当地品位、时尚和社会礼节的领袖。难怪在小说中，达西一行刚刚来到了伊丽莎白家所在的郎博恩，就立即成为这里的社交中心。

    如何经营地产

    《傲慢与偏见》更突出了彭伯利庄园的农业和土地维度，而淡化了达西有可能代表的商业面向。在英国，圈地运动的第二次高潮大约发生在1789-1815年间，这正好是奥斯丁生活的时段。受小麦价格上涨的影响，此一时段圈地的总量达到了三百万英亩。其中大约三分之一的土地，在此之前一直处于荒废或者闲置状态，在英格兰的北部地区，这种情况尤为普遍。英法战争时期，粮食供不应求，农产品价格的骤增，进一步刺激了荒地的垦殖。1760-1800年间，英国议会通过了一千多项有关圈地的法案，1800-1815年间，又有大约八百多个相关的法案纷纷出台。截至1830年，在英格兰和威尔士，近九成土地都变成了乡绅和贵族的私人圈地。有些乡绅和贵族本身还热衷于农业技术的提高，积极地参与农作物的改良，或者为农业技术的革新提供了大量的、必要的资金支持。可以说，如果贵族或者大地主不参与其中，当时的农业生产效率也难以获得显著提高。

    另一方面，1780年代，英国失去了在美洲的殖民地，1790年代，法国又爆发了反对贵族统治的大革命；在接下来的英法战争的初期，英国连连失利，这场战争将要历时20多年，英国的贵族寡头政府同样面临着严峻的挑战。考虑到此等背景，贵族或者乡绅主动缓和与富农、佃户的关系，甚至积极争当社会的表率，这是可以理解的，《傲慢与偏见》中的贵族达西，似乎也应该如是观。

    在传统上，英国贵族本来就具有强烈的重农情结。贵族与乡村或者农业，具有天然的联系，仿佛这是检验他们精英身份的标准之一。土地贵族与国家利益，也是息息相关的，当时英国人普遍接受，大地主是最有资格统治国家的人选；而贵族本身也不乏服务于国家或者民族的观念，拿破仑战争期间，像惠灵顿公爵这样的“公务员”，总是把“责任”一词挂在嘴边。另外，在家产析分契约的作用下，贵族也倾向于将时间和精力投入在土地和农业生产上，逐渐地，他们养成了一种地产托管的意识：财产要在家族内部被保有和传承。而特定的文化乃至宗教意味，也就随之衍生出来，诚如埃德蒙·伯克所说，“凡是享有一定权力的人，都应该强烈而深刻地意识到，他们是受委托而行事，他们在所受委托事务上的行为，是向创造、奠定这个社会的伟大主人负责”。

    在这种托管精神的感召下，有责任感的贵族不仅会仔细地保存地产，而且还要积极地改善、壮大自家的产业，这是《曼斯菲尔德庄园》的重要主题之一。在现实中，这样的例子也是不胜枚举的。自17世纪以来，几代的贝德福公爵就一直关注沼泽地带的排水问题，推动了该项技术的蓬勃发展，大大增加了适宜耕种的农地面积。18世纪的波特兰公爵，因陶管灌溉技术的应用而闻名，他在克利斯顿园成功地经营着四百英亩的水浇草甸。总之，出于对家庭的忠诚，乃至于对国家的责任，有些贵族会大力开拓自家产业的经济潜力。他们不仅仅直接经营农业，还间接地开发地产上的自然资源，甚或积极地引导和参与城市的房地产业。比如上面提到的贝德福伯爵，在伦敦的自家地产上开发了科文特花园（Covent Gar⁃den），规模大，效益高，不仅是首都的西向延伸，还为伦敦日后发展提供了一种典范，算得上是英国城市现代化的第一个里程碑。

    即便不直接从事农业，贵族也必须负责任命地产主管和技术人员，并认真监管这个团队。两栖贵族，由于长期的缺席，更急于找到诚实、得心应手的代理者。在小说中，威科姆的父亲是一位得力的地产主管，达西父子待之如上宾，但这位管家的儿子不求上进，胡作非为，达西爷俩一直心知肚明。一般来说，大地主会积极思考如何与自己的佃农展开有效的合作。在《爱玛》中，大地主奈特利和富农马丁的紧密关系，也可以作为一个出色的文学例证。而格拉夫顿公爵的所作所为，则是一个现实生活中的例子：这位爵爷经常逐户逐家地造访自己的佃农，询问他们实际遭遇的各种问题，并一一记录下来。相较于达西，小说中的奈特利先生既没有自己的马车，也没有伦敦的宅邸或者寓所，是个更为地道的乡绅。

    另外，基础设施的建设、修筑排水灌溉体系、建设防洪工事及道路等等，都需要巨额的投资。研究者指出，很多贵族不得不抵押地产以获取投资所需的资金，而这些投资都有一定的风险。除了直接的农业生产之外，矿产开采等计划也需要土地贵族来拍板。实际上，贵族非常乐意参与矿产资源的开发，特别是煤和铁，可以说，这是他们最感兴趣的工业部门之一。当时一些与之紧密相关的重要技术性突破，也少不了贵族的投入和助力，如纽科门发动机的发明。

    矿业的发展对交通运输提出了更高要求，交通运输业随之也成为贵族地主感兴趣的又一重要部门。布里奇沃特公爵负责开挖了远近闻名的沃斯利运河，将他的煤矿区和曼彻斯特中心区连接起来；布特侯爵和伦敦德里侯爵参与了港口的建设，这些贵族简直就是现代企业家的先驱。即便这些贵族只关心自己的利益，最终的结果却经常是，他们开拓的运河或者公路支线，最终汇入一个全国性的交通网络。扩大圈地、修建付费公路、疏通或者开挖运河等，都只能先经由议会讨论，才能变成实际可行的法案。贵族不能亲自跑到下院去指手画脚，但他们在“院外”的授意和运作，是必不可少的。18世纪初期的纽卡斯尔公爵，在大选中能支配7个郡中18个选区的议员选举。

    总之，1660年之后的一个半世纪，地产管理本身变得极其复杂，而地产管理和其他各种各样的工商业机遇，总是紧紧地交织在一起。具有现代经济头脑的英国贵族，从来就没有把自己束缚在农牧场里。在高额利润的吸引下，他们常常投身于农业之外的工商业、城市开发等领域。我们不妨大胆地猜想，达西寓居伦敦，可能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为了洽谈农业事宜和与之相关的各种商业计划。在18世纪，各郡县的地主经常为了开拓自己的工商业才来到伦敦，这既是为了密切监管自己的经济利益，更是为了寻求专业人员的帮助，例如银行家、律师、经纪人和建筑师等等。“西区”的宅邸或者寓所是他们的私人“办事处”和“会所”。无论是买下还是租下某个寓所，他们都自然会关心这一资产的日后增值。伦敦西区的房产具有一定的特殊性：这里的房子，大多数都是租赁的，这似乎和达西的身份不相匹配，所以奥斯丁压根不提它的“产权”性质。假定达西不是一个租房者，而是拥有一处具有永久产权的房产，那么它的价格一定是个天文数字。不管是一次性的支付，还是按揭或者抵押支付，达西恐怕都需要得到上面提到的几类专业人士的通力合作。只有亲身栖居伦敦，才能够充分地利用全英国最优质的、最多样化的专业服务。

    达西本人十分善于洽谈业务，小说中有一个例证。宾利的姐妹和凯瑟琳夫人十分鄙视本奈特娘家的加德纳舅舅。而这位加德纳先生处理事务有头脑、讲原则、求实效，堪称商人的楷模。在德比郡，加德纳先生和达西偶遇，双方坦诚相见，似乎在观念上也十分投契，短时间内就给对方留下了良好的印象。达西认定伊丽莎白的父亲办事不妥，坚持一定要跟加德纳先生仔细斟酌、妥善处理莉迪亚私奔造成的“烂摊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