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激发“20世纪中国史学”的理论能量

    ■郭玉飞

    2025年4月12日，由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与“多卷本《20世纪中国史学通史》”课题组举办的首届“20世纪中国史学”前沿论坛，在春意盎然的泉城济南拉开帷幕。来自华东师范大学、南开大学、山东大学、东北师范大学等20余所高校及科研机构的40位专家学者齐聚一堂，共同研讨“20世纪中国史学”相关问题。21世纪已经走过四分之一，但真正将“20世纪中国史学”作为一个专门的学术史对象、学术问题来思考讨论还是第一次。本次论坛以70、80后学者为主体。他们既承续了前辈学人的学术积淀，又展现出新一代史学研究者的理论锐气。在紧凑高效的议程设计中，每位学者虽仅有8分钟的论文报告时间，但皆以鲜明的问题意识和扎实的学术功底，通过精准选题与深度剖析，展现了个体研究深度与学术共同体智慧的共振。论坛成果有力印证：中国近现代史学史研究绝非无题可做，而是大有可为。

    一 与会学者对山大史学理论传统的追忆和肯定

    在山东大学百廿年的学术脉络中，历史学科始终是支撑人文精神的坚实根基。若将山大文科喻为浩瀚星河，历史学无疑是其间最为璀璨的星系。近年来，随着儒学高等研究院中国史学研究所的异军突起，这片学术沃土再绽新芽。在王学典教授的学术领航下，儒学院史学所逐渐形成独具特色的“研究矩阵”，在国内率先将“20世纪中国史学”作为独立单元深耕细作，不仅填补了许多学术空白，更推动了该领域的范式转换。这支团队多年扎根史学理论与史学史领域，研究成果稳扎稳打，引起国内史学界的关注。本次论坛能吸引众多专家学者莅临，正是出于对儒学院史学所学术实力的认可。

    王学典教授是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史学理论的首批人才，自20世纪80年代崭露头角以来，便以一种冷静姿态，在史学界、学术界乃至思想界中默默耕耘、深入思考。他通过对史学理论问题的创新性阐释和一系列与中国社会变革相关的重大历史命题的深入思考，为20世纪中国学术史研究范式的重构做出了重要贡献，成为后世学者无法绕开的学术坐标。

    王学典教授在20世纪90年代播下的理论种子，历经30载春秋的滋养，终在山大史学土壤里生长出一片枝繁叶茂的思想丛林。此次以“20世纪中国史学”为主题的盛会，恰似一次对理论生长轨迹的巡礼，让学界同仁亲眼见证了一颗火种如何燎原。论坛现场，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党委副书记王应宪副教授对王学典教授“大格局、大关怀”的治学理念表示深度认同，认为这种博通的视野与经世情怀，对于当前的学术研究仍然极具指导意义。他以见证者视角勾勒出儒学院史学所的学术群像：这支以王学典先生为核心、陈峰教授等中青年团队为代表的学术共同体，在学术研究、人才培养以及整个教育方面都取得了引人瞩目的成绩。当王应宪副教授展示这份沉甸甸的学术履历表时，会场响起热烈的掌声。

    湖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朱发建教授的动情讲述，为这场思想溯源增添了人文温度。朱教授自称是王学典教授的“私淑弟子”，坦言其治学轨迹始终与山大史学保持着思想对话，尤其是王学典先生的思想火种始终在他的学术脉络中灼灼生辉。他系统研读了王学典教授的所有著作，并在博士论文中多次引用其重要观点。朱教授还特别强调王学典教授早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就将“20世纪中国史学”作为整体研究对象的前瞻性学术视野，为后续学术突破奠定了重要基础。

    王学典教授在论坛开幕式上提出的“将学术史还原为社会史”方法论引发了热烈讨论。当这一方法论的理论振幅在会场扩散时，一场跨越代际的学术共振已在会场悄然展开。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王传副教授将王学典先生“将学术史还原为社会史”的方法论路径，与陈峰教授“20世纪中国史学与20世纪中国研究互鉴”的学术主张并置考察，指出二者形成了理论合流。当王学典教授与陈峰教授的观点在论坛现场被反复引述，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两代学者的学术接力，更是“大格局、大关怀”精神基因在代际传承中迸发的生命力。在笔者看来，正是这种将学术追求与社会责任融为一体的治学精神传承，才实现了将20世纪中国史学研究从“术”到“道”的跃迁，最终开辟出了具有山大史学特色的理论生长点。

    二 探寻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理论特征及学术价值

    在论坛的思想交锋中，学者们聚焦马克思主义史学如何扎根中国土壤，以科学方法重塑历史解释框架，构建新知识体系，从多重维度解析其理论特征与历史价值。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勃兴，堪称20世纪中国学术史上最具范式革命意义的思想事件。这一史学体系从根本上重构了历史认知的解释框架。范文澜先生曾明确指出：“把旧史学改成新史学，需要大家从各方面努力，摆脱陈旧的观点和方法，一步步向科学的历史底目标推动前进，这首先必需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也就是说必需学习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这一论断精准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理论本质，即通过科学方法论实现历史研究的范式转型。

    理论建构的独特性成为研讨焦点。乐山师范学院郭沫若研究中心何刚教授的研究表明，唯物史观作为马克思主义不可分割的有机组成部分，其系统性思想体系在中国现代史学转型中，经历多元化到一元化再到历史性的实践分化，最终确立为马克思主义史学区别于其他社会思潮的核心理论基石。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李长银教授通过文献清查发现，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在构建过程中，既批判性吸收欧美历史哲学成果，又保持理论体系的开放性，形成了中西对话的独特路径。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史学发展中的独特价值，不仅在于其理论体系的科学性，也在于其对传统史学范式的深刻超越。湖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朱发建教授认为：“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崛起，构成了20世纪中国史学最富时代特色的篇章”，它从史学理论、史学方法、史学“科学”性上最终实现了对近代“新史学”的三重超越。

    整场研讨呈现出鲜明的现实指向。学者们特别强调，马克思主义史学不仅重塑了历史解释的知识体系，更深度参与了现代民族国家的精神建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主流地位的确立，源于它与中国现代化道路探索的理论契合。正如南开大学朱洪斌副教授所言，学界对外部思潮的反应具有滞后性特征。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社会思想文化中的渗透早于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出现，其理论优势通过学者群体对社会现实问题的焦点关注已先行实现潜移默化的学术整合。

    这种将学术研究与民族命运紧密结合的特质在山东大学黄广友教授对延安史学的剖析中得到印证。他指出：“延安史学的形成与中国近代史学科的出现一样，都是近代中国救亡与革命的产物，这一史学形态充分体现了学术与政治不可分离的内在特性。”其形成的“关注近代中国历史、重视阶级斗争、关注史学的现实功用、关注学术与政治的互动”等核心理念，不仅构建了新中国史学的理论胚胎，更深刻塑造了此后数十年中国史学的发展轨迹，发挥了承前启后的关键作用。

    研讨渐入高潮，一个清晰的学术图景已然浮现。当理论的火种落入实践的原野，马克思主义史学便不再是纸上的方程式，而是淬炼成民族救亡的思想利剑。这场始于20世纪初的范式革命，既是古老文明通过理论创新重获话语权的思想征程，更是中国学术从被动接受到主动建构的宣言。

    三 跨文化对话与中国史学话语体系的当代建构

    本次前沿论坛上，百年中西史学对话的时空长卷徐徐展开。中国史学与西方史学的百年对话，是20世纪学术现代性生成的重要维度。新文化运动以来的学人群体，在继承本土治学传统的同时，创造性转化兰克学派客观主义、年鉴学派社会史方法等理论资源，实现了西方史学成果的本土化创新。这种开放包容的知识代谢机制，不仅彰显中国史学现代化的强劲活力，也为理解学术转型提供了独特视角。改革开放后，中国史学界以更自信的姿态参与国际对话，史学方法论呈现多元竞流态势。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郭震旦教授在会议上强调：“史学理论代表史学研究观念的水位。”他指出，当前史学理论领域已形成以性别理论、后殖民理论、记忆理论和精神分析为核心的理论密集区。这些前沿理论通过革新诠释范式，正推动史学研究突破传统认知框架，构建更具解释力的多维分析模型，而“只有对现今的史学思维的发展、史学方法有所了解，才能了解史学今天已经走到了哪里”。

    跨文化对话既是知识创新的引擎，也是话语博弈的场域。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杨华教授以《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编撰过程中中西学者不同立场的碰撞为线索，揭示出跨文化研究面临的深层挑战。不同文化立场的学者在解读同一历史对象时，往往产生认知偏差与叙事冲突。这种碰撞既是学术对话的张力所在，也暴露出单维视角叙事的局限性。杨华教授因而强调：“在面对复杂的历史对象时，跨文化研究需要更深刻的对话与更广泛的视角。”

    当讨论转向如何突破学术话语的“单向度”困境时，与会学者皆认同必须构建更具包容性的理论框架。山东大学历史学院崔华杰教授通过关注“中史西渐”的逆向影响，打破了“西学东渐”的单向叙事，展现中国史学对世界学术的独特贡献。他指出：“立足全球史知识建构的历史视角，尤其考虑到明末清初耶稣会士的中国历史研究多用法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等非英语种书写，我们可以发现以英语世界为主体的近代来华西人不仅续写了世界历史知识体系中不可或缺的中国版块，还开启了中国历史作为一门学术在近代英语世界的生成历程。”这种“逆流而上”的学术实践表明，中国史学对全球学术的贡献不仅体现为知识增量，更在于提供了非西方中心的认知范式。学者们需超越“西方理论裁剪中国现实”的思维定式，在方法论上实现从“他者借鉴”到“自主建构”的跨越。

    四 重构“20世纪中国史学”研究范式

    当论坛议题切入“20世纪中国史学”研究范式时，陈峰教授直指当前研究面临“瓶颈”的核心症结：“‘20世纪中国史学’仍然被作为一个常规概念来使用，并未汇入当时消解主流学术话语的潮流之中，未能充分释放这一概念所具有的方法论上的解放改造作用，达到重写史学史的境地。”相较于同期文学领域激荡的范式革命，“20世纪中国史学”概念尚未释放其应有的理论能量。这种概念未被“问题化”的深层症结，本质上源于学界对20世纪史学特质把握的模糊性。

    而破局之道，在代际学者的对话中渐次清晰。首要在于历史维度的语境还原，将史学演进置于社会学术思潮的宏大场域中。王学典教授强调的坚持“把学术史还原为社会史”的方法论原则，成为破解困局的金钥匙。“把20世纪整个史学放在20世纪社会思潮、学术思潮这个背景之下来考察，千万不能把史学单独拎出来”，这一原则让史学研究重新扎根于时代土壤。

    其次是学科维度的边界突破，通过跨学科融合与主体意识平衡，推动史学史与整体历史研究的深层对话。陈峰教授指出，“20世纪中国史学”研究要与“20世纪中国”研究深度整合，充分利用“20世纪中国史学”研究的成果，形成对话对流，将史学史研究与大的历史学科建立联结和互动。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姜萌教授也强调“去塞求通”的学科融合。他认为“跨学科治史本质上仍以史学为主体，而不是以问题为主体，如果调换到问题本身，就应该消解学科边界意识，回到问题本身”。这种双重方法论转向，实为突破当前研究瓶颈的关键路径。

    经过激烈思辨，此次会议最终形成了突破性共识，为此后“20世纪中国史学”的研究标定了三个关键突破维度。其一，方法论层面的范式升级。须超越概念的工具性运用，着力揭示史学转型与社会变革的共构机制，在长时段互动中把握知识生产与时代语境的辩证关系。其二，文明维度的话语重构。在文明互鉴中阐释中国史学现代性的独特路径，彰显中华文明底色在史学转型中的创造性转化。其三，批判性维度的理论激活。需重审实证研究与理论建构的张力关系，在史料考辨、范式选择与价值立场的动态平衡中，构建具有中国主体性的当代史学研究体系。

    首届“20世纪中国史学”前沿论坛在天津师范大学张秋升教授主持的圆桌讨论中走向尾声。朱洪斌副教授率先抛出“断裂与延续”的辩证命题，犹如一道闪电划过会场，揭示了20世纪中国史学在范式转型中未被普遍认知的深层连续性。他援引柯林伍德的“反思历史”理论，主张史学史研究既要突破传统研究囿限，将视野延伸至多元主体的历史认知，又需通过批判性反思强化学科本体价值，构建起贯通史学理论、具体实践的多维阐释体系。姜萌教授也指出，当前研究唯有坚守反思精神与批判意识，方能推动史学进步。王传副教授则以“碎”与“通”的辩证关系作出回应，将微观考据与宏观视野喻为“鸟之双翼”，并高度评价山东大学王学典教授团队倡导的“大问题、大关怀”研究路径，恰为破解碎片化困局提供了方法论示范。

    最后，作为东道主代表的陈峰教授为本次论坛画上了点睛之笔。他再次感谢各位学者的热情参与，并发出“破界与开新”的学术倡议。陈峰教授指出，本次论坛的初衷是将流水线式的“论文发表会”回归名副其实的“学术研讨会”，真正形成思想上的碰撞和交流。他强调，中年学者应当勇于突破读书时代形成的研究套路，走出学术研究的舒适区，积极吸纳新知识、新事物，开辟新领地、新赛道，做学术创新的推动者。山东大学愿与各位同仁一起努力，共同推动史学理论及史学史学科的发展，提升学科地位。

    论坛虽已落幕，但其激发的学术能量正如涟漪般持续扩散。这场思想盛宴的学术贡献，在于它成功实现了历史经验与当代转化的双向建构。一方面，与会专家通过系统梳理20世纪中国史学百年历程，从研究范式的转型到理论体系的建构，从学术思潮的嬗变轨迹到史家群体的代际传承，全景式呈现了史学发展的图景。这种兼具历史厚度与理论锐度的学术史总结，不仅勾勒出史学演进的内在理路，更为新时代研究者提供了理解学术传统的认知框架。另一方面，学者们展现出批判性建构的学术勇气，秉持“深耕细作”的治学精神，在史料辨析、方法创新、理论重构等层面展开深度对话。这种对话不仅是对既有知识的反思，更是对新思想的探索，体现了史学研究在传承与创新之间的张力。各位与会专家所倡导的批判性思维方式，将激励未来研究者以更加开放和创新的姿态，面对史学研究中的挑战与机遇。

    此次会议不仅是对百年史学发展的一次深度回望，更是一场面向未来的学术突围，其影响将远远超越此次论坛本身的时空界限。论坛的落幕，不是终点，而是新的起点。期待学界以此次论坛为契机，持续深化对“20世纪中国史学”的多维研究。在文明互动对话中激活传统资源，在理论创新中构建解释范式，使中国史学真正成为理解中国、参与全球话语建构的思想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