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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志瑞
迄今，《文化模式》（Patterns of Culture）至少已有四个中译本。先有浙江人民出版社以及华夏出版社1987年分别推出的两个译本，后有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年版。三十多年之后，社科文献出版社的“思想会”书系推出了全新的译本。红色套封精装，附带原书参考文献和索引，看着既喜气，又显分量，也足见用心。
除了图书出版的专业考量，在学术、思想和理论上，《文化模式》值得如此重译重推吗？ 经典自有经典的道理！
一
《文化模式》是文化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的代表作。
鲁思·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 1887—1948）生于纽约，幼年丧父，原姓富尔顿（Fulton），后随夫姓。1909年毕业于瓦萨尔学院，主修英国文学。1919年入读哥伦比亚大学，师从美国文化人类学之父弗朗兹·博厄斯专攻文化人类学，1923年获博士学位。之后留校任教，历任讲师、副教授和教授，做过该校人类学系主任。1927年研究印第安部落的文化，1934年写成《文化模式》。1940年著《种族：科学与政治》，批判种族歧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从事对罗马尼亚、荷兰、德国、泰国和日本等国的民族性研究，而尤以对日本的国民性研究著称，1946年出版《菊与刀》。实际上，在国内，其《菊与刀》的传播更广，影响更大，迄今已有商务、译林和当代世界等多个译本。
然而，从以上对本尼迪克特学术生平的简要铺叙中可以看出，作为一位卓有成就的人类学家，其主要思想贡献就在于创造性地提出了有关文化模式的理论。《文化模式》篇幅并不很大，却是相当规范的学术研究。在最新的社科文献版中，除了作者致谢及其导师弗朗兹·博厄斯所撰序言，正文不过八章，前三章在相关研究批评的基础上提出了文化多样性和文化整合的思想观点和理论逻辑，再三章分别是三个案例：新墨西哥州的普韦布洛人、多布人、美洲西北海岸印第安人，继而以讨论社会的本质和个体与文化模式的关系作结。
本尼迪克特不仅推动了人类学的文化和心理转向，还大大推进了这一学科的现实和实践转型。本氏过世后，其同门好友、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将其著述以《工作中的人类学家》汇编结集出版，堪称对她毕生学术和思想的精准定位和概括。文化人类学是一门研究人类的学科，关注人类与其文化的关系，一方面是人类对文化的创造和形塑，另一方面是文化对人类的规制和影响。文化人类学也不仅仅只能研究原始民族和生僻文化，而是可以连通历史、介入现实，格物致知，经世致用。为了研究印第安人的习俗和文化，本氏做了大量的田野调查，“我本人也与祖尼人中的普韦布洛人共同生活了好几个夏天，并在与普韦布洛文化做对比的周边部落里生活过”（“致谢”。本文直接引用皆出 自社科文献版《文化模式》）。她研究日本国民性，却是参与政府布置的课题，为处置具有东方文化背景的日本战后问题提供资料和意见。时值二战后期，兵荒马乱，舟车风险，她无法到访日本。《菊与刀》所依赖的文献资料，一方面来自对在美日侨以及日本战俘的访谈，另一方面则广泛收集、梳理有关日本问题的文字材料，举凡文艺作品、媒体报道、专业论著、官方文件、历史档案、教科书等不一而足。她这样做也被认为拓宽了文化人类学研究的范围和方法。此前人类学研究多聚焦原始部落和民族的样本和案例，而以《菊与刀》为代表，文化人类学明确关注现实和当下。本氏的研究生涯止于“当代文化研究”项目，其《菊与刀》则成为其运用文化模式理论参与重大现实问题研究的成功范例。
二
在《文化模式》面世的1934年，世界正经历经济的大萧条，逼近政治的大危机，人类文明也将面临恐怖和战争的大劫难。纳粹极权、种族主义和军国主义正在欧洲和东亚甚嚣尘上、阴云密布。因而，有意无意之间，本氏在提出习俗研究这一文化人类学的基本命题之后，即开始反思批评既往功能主义人类学乃至西方文明在种族、宗教和制度等方面的“迷思”——以其“独特性”之偏狭保护、传播自身文化和文明的“一致性”，鄙视、排斥世界上其他文化和文明的多样性。本氏指出，“当前西方文明迫切需要认识种族歧视的文化基础”（第10页）。换句话说，需要破除种族歧视的文化基础。
在本尼迪克特看来，这就需要充分了解人类文明所广泛存在的文化多样性。在第二章开头，本氏便引用了一位掘根印第安人头人对她说的话：“太初，神给每个民族一只黏土杯，他们从杯中啜饮生命。”（第19页）杯子会被打碎，但杯子各不相同。本氏通过比较分析不同民族的语言发音，对待青春期、成年礼以及战争、乱伦禁忌、信仰崇拜等的不同观念和习俗，说明“不论是简单文化还是复杂文化，每个文化层面都存在人类制度和动机的无数可能性，而人的明智之处正在于对这些差异越来越宽容”（第34页）。而文化多样性的产生，“不仅因为不同社会可以轻而易举地发展或拒绝生存可能具有的一切方面，更因为各种文化特质错综交织”（第34页）。不同文化特质的组合千姿百态、不可胜数，很多却能为社会秩序提供同样充分的基础。
正是不同文化特质的整合形成了整体的文化，表现为不同的文化模式。在本氏看来，文化整合一点也不神秘，就像哥特式建筑这一艺术风格的形成和延续过程。因此，本氏呼吁人类学家应把不同文化特质作为多元融合的整体加以研究，以各文化中业已制度化的动机、情感和价值观为背景观察特定行为，理解其中的奥妙和意义。本氏借鉴了格式塔心理学以整体而非部分为出发点的研究方法，“整体决定部分，不仅决定其关系，还决定其性质”（第48页）。她还以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对西方文明不同形态和阶段的分析，进一步说明了“文化形貌”或文化类型分析的意义及其局限。
借鉴古典希腊神话的元素，本尼迪克特以日神型文化和酒神型文化来描述和区分普韦布洛人、多布人和美洲西北海岸印第安人（夸扣特尔人）的习俗也即观念、制度和行为。其实，本氏并不主张把不同文化加以简单类型化，“试图将一切文化归结为有限几种固定的、经过挑选的类型的表征真是最为不幸的事”（第220页），她只是借此提炼和把握这些原始民族不同文化模式的主要特质和趋向。她并未直接回答何为社会的本质这一问题，但通过几个案例的比较研究，她强调：“一个社会的目标和手段无法用另一个社会的目标和手段来评判，因为它们在本质上不具可比性。”（第207页）在她看来，由于历史环境和传播交流的影响，一些社会的文化缺失“整体性”，在田野工作中也不能轻率地概括文化整体性，但社会的文化整体性是广泛存在的，是诸多特质之文化选择而非生物遗传的产物，人类的文化和社会行为是由历史因素和情境所决定的。在这一演进过程中，选择是必要的，唯有选择才能形诸不同的社会价值观，多样的文化形貌，也即不同的文化模式。
在本书最后一章，本尼迪克特探讨了个体与文化模式的关系问题。她批评了那种把社会角色与个体角色加以对立的二元论观点。“在现实中，社会与个体并不对立。文化为个体的生活提供原始材料，生活在粗陋文化中的个体举步维艰，而丰富的文化则令个体有可能抓住机会。文明中丰富的传统积淀有利于每个人的每种个人利益。”（第232—233页）“个体如果不参与文化活动，甚至无法在最低限度内发挥其天赋。反之，文明中的任何元素说到底都是个体的贡献。”（第233—234页）也即，个体与文化模式可以是相互依存、相辅相成的关系。然而，由于社会的文化整体性，绝大部分个体都倾向于采取社会的主导行为，排斥和蔑视另类的、“不正常的”个体，如同性恋、强直性昏厥乃至精神疾病，令这些个体陷入困境。为此，本氏诉诸文化相对性，呼吁社会对所谓异常者采取更加宽容的态度。文化相对性自有其独立价值，“会变成美好生活的另一个可靠堡垒，我们也将获得一种较为现实的社会信念”，因为“这些生活模式是人类利用生存的原材料为自己创造的”（第256页）。
《文化模式》的思辨性和发散性很强，读来很是烧脑、充满张力。不过，本尼迪克特的思想观点和理论逻辑却是简明有力的。文化模式基于文化多样性，是文化整合的产物和表现，不同文化模式揭示了不同社会的本质特征。不论是在同一文化模式之内，还是在不同文化模式之间，对于人类社会秩序的平衡与稳定，文化相对性都显示出根本的价值和意义。
三
再过十来年，《文化模式》初版面世就将百年。近一个世纪以来，世界历史进程跌宕起伏，人类文明回环转折。从二战到冷战，从冷战后到大变局，国际关系的主旋律几经切换，既有纷争与冲突，历经世界大战乃至全球热战的风险，也有和解、合作与融合，迎来信息化和数智化的新科技革命，全球化和全球治理的新时代。其间，人类“原始文明”的边疆和高地几乎探索殆尽，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之间的联系和交流愈发频繁稠密，尽管不同文化模式之间的分野和冲突也时有发生，但总体上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拓展深化，不同族群和社会“文化模式”的共识和融合愈益增进，一时间以自由国际主义为代表的美西方文化模式，大有终结历史、一统江湖之势。
然而今天，世界历史的大势正在发生某种根本性的逆转。美国“MAGA”运动试图把“美国优先”做成美国独大，把交易与胁迫、霸凌混为一体，唯利是图，吃相着实难看。在文化上，“MAGA”不止是孤立主义、保守主义，而是掺和民粹主义、种族主义和极端主义，与多元文化主义为敌，在国内明令禁止多元、平等与包容（DEI）政策，对大学的意识形态审查和干预已经产生言论自由收缩等寒蝉效应。在国际上，与德国选择党等极右翼政治势力遥相呼应，打击多元与包容政策，就连接受美国资助的全球机构、美国使领馆的供应商都不放过！
正如有论者指出，较之二战前的国际形势，今天的世界局势已然有几分似曾相识。很显然，以“MA⁃GA”运动为代表，人类社会业已面临突出而深刻的风险和危机，也彰显了再读《文化模式》、重申本尼迪克特的立场、观点和逻辑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首先，在全球化的时代，文化多样性是全球性的存在和现实。它不再意味着彼此隔绝疏离的众多单一社会和文化区域，而是不同社会和文化彼此联系并置混合在一起，它们既相互涵化交融，又彼此撕扯冲突。因而，为了社会的平衡稳定和人格的自由独立，尊重和包容文化多样性其实是不二之选。
其次，在逆全球化的时代，有必要重新审视文化相对性的价值和意义。依循本氏所论，文化相对性的本质内涵是不同社会和文化的相互尊重和平等。文化相对性既是现实世界的文化场域，同样也是历史时空的文化情境。并非“他我之别，古今之异”，更非排斥异己、唯我独尊，而应该是“各美其美，美人之美”。
最后，以世界文明的交流互鉴为指向，文化的整合大有可为。在中西交通史上，“丝绸之路”不啻是不同文明文化交流互鉴的范例，在不同区域，文化整合产生了丰硕的文明成果。在新的历史时势下，文化的整合并非文化保守主义，也非文化相对主义，更非文化极端主义，而是以全人类共同价值为圭臬，既是一个客体接受的过程，更是一个主体塑造的过程，致力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
如此看来，《文化模式》堪称经典，确实大有道理。
(作者为外交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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