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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剑涛
今年春节后有机会到广州出差，与师兄弟肖滨教授相约，准备去看望李锦全老师。这是每年的例行活动。随着李老师年事已高，去广州出差总是会抓紧机会到李老师家里看望他老人家。这是师生之情使然。但不巧的是，肖滨兄与李老师家人电话联系时，被告知李老师生病了，不方便接待客人。肖滨兄在电话里讲，李老师只是一般的感冒，不要紧的，休息休息就好，以后再找机会看望李老师不迟。当时心中惴惴，想到李老师毕竟这么大年龄了，内心一再祝愿李老师顺利康复。四月中旬出差深圳路过广州，一些师友聚会，席间问起李老师，说起中大哲学系拟定在九月份为李老师贺百年华诞，心中甚为期盼。言谈间说起李老师的身体近况不太乐观。我当时还赶紧解释说李老师身体不错。冥冥之中，仅隔一周，就传来李老师仙逝的消息。心中之痛，难以言表。李老师的音容笑貌，穿越时光隧道，交叠闪现在眼前。
缘定偶然
我与李老师结下师生缘，说起来是一个超过40年的老故事了。1982年，我即将从就读的本科院校南充师范学院毕业，受当时考研风气的影响，投考了中山大学的研究生。当年可不像如今考研这样有读不完的参考书，让人劳心费神地选择。我投考的是中山大学哲学系中国古代哲学专业，那时可读到的相关专业书籍，不是“文革”前相当机械地围绕“唯物唯心”“形而上学辩证法”两个对子贯穿中国哲学史的老书，便是“文革”中出版的评法批儒的书籍。苦于这两种图书的“过时”，复习起来感到缺乏新知武装。恰好这个时候我本科的班主任老师阳正太教授参加了李老师与萧萐父教授共同主编的《中国哲学史》两卷本的审稿会，带回这本书的打印本。阳老师将两本书的打印稿交给我，用以复习考试。这对我首次考研取得专业课的较好成绩，起到极大的帮助作用。在当时，愈是阅读这本书，就愈喜欢其中令人耳目一新的表述。它不仅对我考试发挥了知识引导的作用，也对我初期的学术研究起到了求新求异的塑造效果。这本教材，后来成为全国范围内使用最广泛的中国哲学史教材，获得教育部评的教材一等奖。可见当时对李老师主编此书的认同感，还是“心有灵犀”的。
那一年考研，我开始想报考的并不是中大，而是北大。当时提起胆子给北大张岱年教授和另一位晚一辈的知名教授写了信，表达了投考北大的愿望。张先生表现出北大教授大力提携后学的宝贵精神，给我这个素昧平生的年轻本科生亲笔回信，表示欢迎报考，并多有鼓励。但因为另一位老师完全不予理睬，使得我心中忐忑，觉得北大“脸难看，门难进”，因此放弃了报考北大的打算。当时也给李老师写了信，得到及时回复，并对我鼓励有加，报考中大的决心就此下定。李老师信示读书之法、考试之要，令人特别感动，心中认定，如果跟随李老师学习，一定会在学术上取得长足的进步。
三叩师门，登堂入室
1982年的考试，因为英语成绩非常糟糕，名落孙山。接着我被分配到一所中学任教，虽然心存继续报考研究生的愿望，但接下来几年全无动作，似乎有些意沉志消了。在这中间，跟李老师通过一次信，老师鼓励我，你的专业知识不错，但四川的英语教学看来需要加强，只要提高英语水平，还是很有希望考上研究生的。当时我对中学的政治课教学已经蛮上心了，20岁出头就讲过公开课，时时在课堂上一厢情愿地激励学生的好学精神。但学生却刺激我，你那么想我们学习好，咋不去教大学呢？ 这一次次刺激，激发我在1983年调动到攀枝花市广播电视大学工作。在电大任教，让我知识上的缺口一下子凸显出来。不补课不行了。因为刚刚调入电大，也不好意思提出考研，出去进修的想法油然而生。
在取得电大领导支持的情况下，1985年我跟李老师联系到中大进修。因为进修需要与我所教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课程对口，李老师帮我联系了当时中大哲学系马克思主义教研室的黄春生老师。进入中大进修，我是一心二用，一边跟黄老师进修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和《资本论》研究，一边到李老师的中国哲学史研究生课堂听课。进修到1986年春天结束。这个时间内正好赶上当年研究生考试，经电大领导同意，我便第二次报考了中大中国哲学专业的研究生。结果让人尴尬，即便是在中大校内考试，因为新增的考试科目现代西方哲学在本科全无接触，砸得不是一般。不过幸运的是，经过李老师的耳提面命，考研的决心非常坚定。1987年，经过第三次考研，终于进入中大。如今这已经成为我的励志故事，广为人知了。
因为进修期间和李老师接触较多，研究生入学后便经常跑到他家里，问东问西、热心向学。套问李老师有什么好书，便觍着脸“强行”借阅。一些李老师很看重的典藏，也被我长期“霸占”，以至于师兄弟们想借阅而不得。其中《金瓶梅》的全本，就在我宿舍里放了不短的时间，师兄弟们问李老师借阅，他只能无奈地说在剑涛那里还没还呢。在老师家里，他也常常很自得地给我们讲他在广州古籍书店淘到宝的喜不自胜。这就是我后来淘书常跟人提及的自拥宝书让别人艳羡的“相对自豪感”。那种跟李老师淘书乐在其中的心理呼应，瞬间得到强化。这些经历，让我在老师面前愈来愈“放肆”，居然敢跟不苟言笑的老师乱开玩笑。晚近师生餐叙时，老师曾笑说，“任剑涛这个人就是讨厌，但没他聚会却热闹不起来”。我把老师这话当作师生没有心理距离的说法，大大催化了跟老师的亲近感。
由博返约
进入中大中国哲学专业读研的时候，李老师正担任系主任。系务自然是十分繁忙，但好像并不影响李老师的学术研究，以及对研究生的培养。
初读研究生，我远未摸到学术的门道。这其实还是个自我留面子的说法。说得更直白一点，当时简直就不知学术为何物。记得进修时一个未来的师兄就不无嘲讽地对我说，现在什么人都敢谈哲学，实际上根本不懂什么是哲学。并且不留情面地问道，听说你读了《美的历程》，你知道书中的“积淀”是啥意思吗？ 这是意气风发的上世纪80年代青年学生的普遍心态。它是一阵解放潮、一股推动力、一种争奇斗妍的氛围。针锋相对的对辩，没有什么恶意。打击人的人只求占据思想的上风，而被打击的人则想方设法进行反击。这促成了一种至今令人感怀的、让人眷顾的“八十年代”。
李老师从来不会像这样咄咄逼人地说话，也不会这么“鄙视”有心问学但显无知的学生。也不是说他是那种循循善诱的导师，那好像也不是他的擅长。李老师是以具身垂范的方式，给学生以引导和激励。这是一种言说不多、引路有方的教学方式。记得研究生刚刚入学的时候，作为系主任的李老师，跟同学们交流治学之法，四个字便对怎么为学发挥开悟之功：“由博返约。”这四字本是中国文史学者秉持的一种传统，但经系主任、著名学者双重身份的李老师之口讲出来，便颇具权威性。因为这是经由他长期的治学实践证实的道理，而不是对治学传统的简单复述：他一直在文史哲三个领域汲取知识营养，同时又集中探讨中国哲学史与传统文化现代化的主题。前者注重泛观博览，后者推崇专精特新，两者结合，便对学术研究起到独会心门的作用。我一直秉承李老师的这一治学教诲，以“笨鸟先飞”的顽强努力，尽力吸收新知，以问题为导向，专注个性化思考，多年来的小有所获，都是这一方法理念引导的结果。
打通文史哲
李老师在为学进路上主张打通文史哲，那可不是轻而易举就能做到的事情。这依赖于文史哲的童子功和成年后的耐久力。就我所知，李老师就读中小学的时候，就表现出天资聪颖的一面。他11岁就考入中学。其时，他泛览古典文史书籍，因为家中藏书比较多，每日与书本为伍。他从看古典小说入手，《水浒传》《西游记》《三国演义》《红楼梦》，成为日常伙伴。读唐诗、念宋词，沉浸于古文评注中的名家文章。学习之余，写诗填词，用古文撰写文章。进一步便阅读史书和史论，心生家国兴亡之感，深怀民族复兴之志。这是他初中三年级在阅读史可法抗清传记，就能写出具有深沉历史感的评论的缘故。“大厦之倾也，非一木所能支；举国之危也，非孤臣所能任。史公受命朝廷，投身军旅，连师淮、泗，力图中原，事之不成，非战之罪也。然破巢之下，安有完卵；亡国之余，安能全身。扬城之殉，公盖计之审矣！ 史称母梦文山而诞，何其事之类耶！ 匪特宋、明之光，亦天汉之幽馨也。呜呼，伟矣！”正是由于文史哲典籍的滋养，不仅让他深得传统文化精髓，而且心生专治文史哲的志向。他放弃家里要他攻读的理科，义无反顾地选择入读大学历史专业，便是少年时期文史哲博览与深沉的历史体验共同催发的结果。
及长，李老师在中山大学接受了名家熏陶、严格训练，更是开拓了他的知识视野、坚定了他的学术志向。当时的中山大学，名家云集、人文荟萃，成一时之盛。他接受了刘节的《殷周史》、丘陶常的《秦汉史》、姚学敏的《魏晋南北朝史》、罗香林的《隋唐五代史》、陈登原的《宋辽金史》、郑师许的《明清史》、陈锡祺的《中国近代史》、阎宗临的《世界古代史》、杨成志的《民族学》等等系统知识训练。撰写了与刘节教授观点相异的创意性作品，担任梁钊韬的助手而编制了唐代碑帖，最终以之撰写本科毕业论文，得到史学大家岑仲勉、刘节的高度赞赏。在后来的学术生涯中，李老师一直坚持好学深思、守正创新的学术精神，与这一时期所受名家的精到指点，具有密切关系。我自己冥顽不化，既无童子功，向学之心久而未定，但受李老师一直点拨，也以打通文史哲自励，且以此鼓励我的学生们。一路走来，觉得还真是学术研究的不二之途。
阐释两个互补，诠解教俗两界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是李老师学术生涯中最高产的一个时期。也是他与同辈不得不走过一段人生弯路之后学术上的爆发期。“文革”期间，他们这一代学者没有得到专心治学的机会。国家之大，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改革开放后，国家潜心发展，学者专心治学。李老师迎来了他渴望的专心致志的治学好时机。
如今，“八十年代”被称为思想解放时代，以及学术界全力建构宏大话语的时期。这些断定可能还得交给后世进一步洗练。但在学术研究上，“八十年代”的“文化热”有力推动了中外文化的系统研究则不假。李老师身在“文化热”之中，他的思考、写作、关注焦点，都受此影响。这不是说他在学术上受时潮左右，而是说他将“哲学（史）是时代精神的精华”活生生地展现给人们。那个时候，因为哲学是时代的弄潮儿，中国哲学界集中关注的论题是儒道互补。这是李老师非常擅长的研究论题，写有大量的专题论文。他对儒家自古至今的演进、宗旨、现代处境，有着切合家国变迁的系统阐发；他对道家、道家式隐逸生活的独到理解，为相关诠释提供了深切老师自身人生体验的独特理解。只要读读他的《陶渊明评传》，读者就会了然于心。
如果说当时大家都在阐释儒道互补，以至于有淹没李老师知识贡献的危险，那么，他对儒法互补的强调，则在学术风潮中独树一帜。不是说当时无人论及儒法互补，而是说在一片集中关注中国人心灵生活状态的气氛中，李老师提醒大家，中国古代制度层面上的儒法互补所具有的极端重要性。这是一个及时的提醒。因为这促使人们关注精神世界之外的制度领域，试图在宏观上理解中国传统文化，不将儒道、儒法两个互补连贯起来看问题，不仅不足以理解中国文化，而且有无视中国文化的实体形态，仅见精神形态的中国文化的风险。这在“文化热”中常为人所忽视。这是一个巨大的疏忽。直到今天我还感叹，李老师这一研究表明在学术主潮之外保持清醒判断是多么重要。我今天致力保持对学术主潮的反思能力，不能不说是受到李老师的深刻影响。
不单如此，李老师对中国文化另一个互补关系也非常重视，那就是儒释的互补关系。换句话说，也就是宗教与世俗的互补关系。汉传佛教具有独特的走向，既不同于印度的原生佛教，也不同于藏传与日传佛教。它与汉地的本土思想，经由唐宋两代的思想竞争与磨合，生成了独具中国特色的宋明理学。在宋明理学是教俗理念偏向于宗教的整合，还是侧重于哲学的重塑上，任继愈先生主张前者，发表宏文，予以伸张。李老师发表于《中国社会科学》的名篇《是吸取宗教的哲理，还是儒学的宗教化？》对此做了有力的分辨，不仅维护了儒家的世俗面向，而且表彰了儒家与佛教进行思想汇通的冒险对自身主张的有力深化。这是一篇对准确定位宋明理学富有深刻意义的思想争辩的精深之作。它对当下儒学的宗教化解释，不无启发作用。
推动现代新儒学研究
1980年代的“文化热”，不仅推动人们回观中国传统文化、外观西方文化，更促使人们思考中国文化的现代出路。“中国往何处去”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那一代文化人悉心思考的主题。“文化热”是这一思考的时代延续。1980年任教于哈佛大学的杜维明教授到北大讲学，开始传入港台海外的现代新儒学，逐渐引起广泛关注，认同者有之、辩护者有之、批评者亦有之。众说纷纭之下，港台海外现代新儒学孰是孰非，渐渐成为学术界需要正视的传统新释。恰当此时，李锦全老师与方克立教授敏锐意识到致力于儒学现代转变的港台海外现代新儒家论说所具有的独特价值，因此联袂主持国家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基金“七五”“八五”重点规划课题“现代新儒学思潮研究”。其不仅组织了一大批学有所成的中青年学者投入到课题研究中，出版了很有质量的主题丛书，培养了一批专事现代儒学研究的人才，而且与同一时期创办的中国文化书院同频共振，营造出儒学研究的繁荣局面，有力促进了现代新儒学研究在大陆地区的蓬勃发展。于今而言，儒学研究在“第二个结合”的助长下出现的创新性局面，李老师当初的推进之功愈见显著和富有价值。这既是李老师向来主张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不能不面向现代这一理念的贯彻，也是他身处现代回溯传统的双向思考的必然延伸。我自己深受这一理念的影响，始终保持身处“现代”、承接传统的新化儒学的大思路。
现代化的焦点关注
回想起来，李老师当年在中山大学招收中国哲学专业博士生，设置了两个方向，一是中国古代哲学，二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这是他学术研究的两个核心关注点。两个点以中国社会文化的变迁为一贯线索，但突出了中国的古今之变这一重大主题。之所以后者成为李老师以及他们这一代学者的关注焦点，既与他们青少年时期对国家处境的深切感受，也与他们成年后对国家兴衰起伏的人生亲证，密切相关。尤其是他一直生活在中西文化冲突与交汇的前沿地带广东，这种感受的直接性与震撼性，会远超内地的其他地区。
李老师对传统文化现代化的思考，重点有三：一是方法论层面，这从他晚年总结归纳的为学方法，即“矛盾融合，承传创新”八字箴言上体现出来。这一方法意识，既彰显了他对思想史、哲学史是在矛盾融合中形成的精准历史理解，也体现了他担负传统文化托命人而又致力催发其勃然的现代生机的厚重使命感。二是对传统文化的近现代变迁进行大线索梳理。李老师从不自限于传统文化某一或某些流派，也不局限在古代范围内就文本解释文本，他具有自古至今通观中国的大视野。而从古至今的历史线索，正是通过“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晚清民初历史过渡而来。三是基于对广东以及改革开放中国现代转变的入微观察。他热情讴歌当代中国的“现代”变迁。广东火热的改革开放进程及其伟大成就，李老师是由衷赞赏的。这也给他提供了阐释传统文化现代化转进的鲜活资源。尽管他对随之出现的种种遗憾颇有微词，但整体上他对这一变化的欢迎态度是不曾改变的。我这代人之为“改革开放之子”，对李老师这代“五四之子”，就此有了心灵深处的响应。
听老师讲过去的故事
李老师晚年乐于回忆人生。我和师兄弟肖滨每年会去看望李老师，次数不多，印象很深。坐在老师面前，学生永远都是学生。每次聊天，我们习惯于听李老师对学问、对大道、对人生娓娓道来。他是一个善于述说、不善于倾听的人。这可能与他终生不改、便于述说而不利于对话的东莞“不懂（普通）话”有关。从二十多岁做李老师的研究生，一直到六十多岁做李老师的听众，我从来没能百分之百听懂他说什么。他的乡音之重，大概是中山大学教授里少有的。这既增加了接受教育的难度，也增添了“对话”的趣味。在半猜半懂之间，听李老师讲他过去的故事，真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李老师的回忆，大多是他丰富的人生经历。他讲自己小时候的学习、日本侵略造成的辍学、东莞中学的复学、中山大学的求学、他的老师们对他的亲切教诲、中南局文化处的考古工作、中山大学从历史系到哲学系的任教。这些话题中最引起我们兴趣的是他在批林批孔、评法批儒中的经历。这是他人生故事中最具有故事性的篇章。最有益的澄清是，他说太老师杨荣国并不是投机取巧、谄媚权力去表彰法家、抨击儒家的。这是太老师一贯的主张。太老师引起高层重视、刊登于著名大报的文章，其实是他们在散心、餐叙和讲座之际，由别人告知发表了的。他自己甚至不知道这篇文章会不会发表！ 你说这是多么奇幻的人生经历。在他人看来，评法批儒的文章是有意为之，其实不过是权力筛选的偶然结果。这让人无比感叹学术与政治的微妙关系。每次听这个故事，都自我提醒，得小心处理相关问题，以避免权学双失。
李老师的丰富经历，让他可以屏退一切华彩，求真务实。这不仅体现为他的为人，也显现于他的治学、为文。常常有朋友议论李老师的文章朴实到明白如话，暗示缺乏必要文采。岂不知中国修辞美学的最高境界是“绚烂之极归于平淡”。人生如此，为文也不例外。这是一种境界。
“忧患意识，旷达人生”
李老师在哲学史观、也就是方法论上总结出“矛盾融合，承传创新”的八字箴言，在哲学观上则归纳出“忧患意识，旷达人生”的八字警句。这八个字是他的诗集《思空斋诗草》的副题。正副题鲜明体现出李老师的人生哲学特点，佛教气象、道家态度、儒家理念在这里高度合一，合一于心胸开阔、一无纠结的现世人生。问学、问道终究只是人生的一部分，透彻理解人生才是道问学的真根柢。
李老师一生不求名利。这是他可以积极配合同辈后生，共襄学术盛举的人生观动力。他跟萧老师主编《中国哲学史》，不仅配合得极其融洽，而且即席的诗词唱和，传为学界佳话。作为川人的萧老师，极具才情，挥洒自如，酒酣耳热之际的现场赋诗，增添多少论道中国哲学的趣意；而李老师的及时唱和，让人沉浸在“天作之合”的可贵友情与文人情怀之中。他跟方老师共同主持现代新儒学的国家重大课题，聚集了一批富有才学的中青年学者，李老师总是积极提携后学，面带微笑听后学的高谈阔论，将他们推向学术前台。潇洒中自显文化气象。他们这一代人，深知“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人生与国运，但也深明“存，吾顺事；殁，吾宁也”的自然之理。不能因此说李老师是随波逐流，但说他以顺应性而具有了很高境界的人生观则不为过。“笑傲尘寰七十年，湖山又见散游仙。非关入世超流俗，且往寻根是宿缘。大地苍茫谁是主，人情幻变孰为先？ 休言造化知无限，乐道终归法自然。”对人生，不强求、不饰过、不推诿、不颓丧，应时而作、应势而为，可能是最值得推崇的人生态度。这对我辈、后学，以至所有人，都是很有教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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