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历史”的鲜活链条

    ■郭小聪

    人生短暂，记忆长存，究竟是什么连接起精神历史与情感命运的鲜活链条？ 其实就是各个时代无数个人生活的所见所闻和所思所感。我读过吴祖兴先生的《哭墙——一个中国平民的世纪漫忆》一书，更感到“口述历史”的特殊价值所在。

    吴祖兴先生1935年生人，曾是我的中学老师。他笔下的传统江南水乡生活，渗透了童趣和乡愁。特别是他祖父那一辈勤俭忠厚的“田秀才”形象，既有茅盾《春蚕》中老通宝的影子，又勾起昔日生活的粼粼倒影。儿时骑在水牛背上和祖父去放牧，稍大时跟祖父到田里学插秧，农闲时挤在人堆里看大戏的兴奋，还有农家养蚕的细节，堪称神来之笔：“屋子里是一片的吃叶的沙沙声，就像屋外下着密密的细雨一样。这时候，人们刚把碧绿的大桑叶在蚕匾里铺满，立即下面就有蚕嘴在叶上咬着小孔，一个个小孔不断地扩大，不一会，一张桑叶就像雪片入水一样化掉了，满竹匾又是密密攒动的蚕的圆圆的脑袋和一张张翕动着的小嘴。”

    但宁静的田园生活戛然而止，吴先生恰逢中国最苦难的岁月。我忽然想到，吴老师是真的见过日寇、经历过国土沦丧的那辈人。对我们来说是历史，对他们是痛苦的记忆！ 正是在《哭墙》中，我们亲历了春节如何变成浩劫。“善良的村人总以为日本人会在春节时给我们几天安宁”，忙着置办年货，清扫祭祖。没想到日本兵进村偷袭，不仅抢走年货，还枪杀了一位去田里干活的青年农民。当鬼子翻到所谓良民证，“足以证明他们误杀了良民。但是他们凶恶的脸上没有丝毫的歉疚”。这时，一个最微妙、最具心理张力和冲击力的场景出现了，人性善与恶内在的较量只可意会难以言传：

    退缩在两边的老人孩子没有一点声音，只是睁着善良的眼睛。奇怪的是这些眼光竟也能使那三个家伙显出一些不安。他们相互看了一下，一声“开路”就拔脚走出大门。好些村人看到，他们是小跑着赶回船上去的。

    对于亡国的人来说，恐怖是事件更是意识，萨特在《占领下的巴黎》中曾有所论及，吴先生对此深有感触：“从我懂事起，我接触到第一个恐怖的词语是‘东洋人’。一听到‘东洋人来了’，我的心马上就像朝着一个极深的空间落下，双脚也就条件反射似的马上要向着某一个地方逃去。”我想起我的大学老师孙玉石先生同样也是1935年生人，他的回忆也同样令人毛骨悚然：“一直到1945年光复之前，我们只知道自己是‘满洲国人’”，大人从来不敢告诉我们是“中国人”，“因为害怕小孩子不懂事儿，万一说走了嘴，给大人惹来杀身之祸”。

    《哭墙》亡国岁月这一章题为“国破山河在”。吴先生说中国人深爱杜甫，“就是因为这个民族经历了特别多的苦难，我们有特别多的机会在悲情中与这位诗圣相见”。

    70多岁的吴氏宗族老族长被日寇凌虐而死，送葬时另一大姓自动加入进来。平时这两大姓可是互较短长的，但今天共同送葬“是出于对我们老族长的同情，也是出于对东洋人的痛恨，大概这就是‘同仇敌忾’吧”。正如萧红《生死场》中呈现的，再麻木驯顺的人民也会激起反抗意志。

    镇上同宗吴老先生，在外读过大学，回乡教书隐居。两个儿子早年投身黄埔军校，多年音信全无。但老夫妻俩仍从容乐观：“现在还没有，以后会有信的，一定会有的。”

    抗战胜利后，老二的消息终于来了，却是噩耗，原来他早在1938年对日作战中就为国捐躯了。苦苦等待的儿媳与婆婆抱头痛哭，说丈夫“是精忠报国的人，我虽然只与他夫妻三月，但我要终生陪他”。这位“正气逼人”守寡一生的老人，如同历史传说中的人物，却是吴老师的亲姨。

    新中国成立当月，大儿子的音讯也来了，原来他早年参加了红军，战争年代改名换姓，现在北京工作。他就是中国电信事业传奇性人物，开国将军和政府部长王诤。

    《哭墙》讲的都是兵荒马乱中的真事，但读起来像传奇。这应了当年鲁迅评论叶紫小说集《丰收》时的一句话：这些“都是太平世界的奇闻，而现在却是极平常的事情”。

    托尔斯泰巨著《战争与和平》，其书名恰好概括了人类社会生活两大主题和周期性的历史运势，不同文明、文化自有不同的应对方式。是凭空造势，谋得先机，还是蛰伏以待，一掷输赢，或是随波逐流，听天由命？我们务实的民族根性，哪种也不是。

    我们这个古老的农耕文明，上天眷顾不多，全凭自己胼手胝足，皇天厚土，自强不息。所以我们中国人更惯于居安思危，未雨绸缪，因时而变，以柔克刚。只要给我们一个和平的世道，远离外患内乱，我们就能把日子红红火火地过起来，就像《清明上河图》那样，无论经历了多少苦难，也能很快重现热闹繁华的生活场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