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虽旧邦，其命维新

    ■崔嵬

    有学者曾称中华文化为“乐感文化”，认为“乐感文化”与“实用理性”构成了“中华文化的特质”。这个说法让人感到困惑的是，我们无法否认西方文化在音乐与审美领域同样取得了不俗的成绩，何以称华夏文明为“乐感文化”呢？

    只是我们确实体会到由“宫、商、角、徵、羽”构成的“五声音阶”，不同于西方“C-D-E-F-G-A-B”的“七声音阶”；中华传统的“乐感文化”省掉了音程之中最不和谐的“F（fa）和B（xi）”。在审美方面，中华文化也没有“人神二分”的“文艺复兴”局面，而是更自然地进入某种“天人合一”的状态之中。顺着王柯平在《中华文化特质》中的思路，我们可以找到“和谐”这一至关重要的因素。

    无论是在“思想与视域”之维，还是“传统与转换”之中，“和谐”均成为贯穿全书的核心。当今世界所关注的焦点，主要涉及人与自然、国与国、人与人的关系以及文明冲突等重大问题，《中华文化特质》根据自身特有的理论学说与思维方式，有针对性地侧重阐述了天人合一、和而不同、贵和修睦、反战哲学、仁德功能、善政效治、民生民主与精神超越等论题，借此呈现出中国的实用智慧与解决方略，同时为世界提供一种值得参考的选择路径。

    此书旨在“阐旧邦以辅新命”，注重审视现实与古为今用，意在凸显中国思想价值，增强民族文化自信，传布中国智慧，提升话语权力，推动平等对话，增进相互理解。

    “阐旧邦以辅新命”为何是“和谐”文化的体现呢？“旧邦”“新命”的提法最早见于《诗经·大雅·文王》，其原句为“周虽旧邦，其命维新”。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云：“文王初为西伯，有功于民，其德著于天，故天命之以为王，使君天下也”（中华书局，2013，页823-824）。称其“命”为“新”目的在于“美之也”。令人称奇的是，“膺受大命，革殷，受天明命”之人分明是“武王”（司马迁撰，《史记》，陈曦、王珏、王晓东、周旻译，中华书局，2019/2022，页66），《诗经》何以称“文王受命于天”，且令《文王》为《小雅》之始？ 据冯登府、王礼卿所述，《诗经》“毛诗”认为，今文三家在如下问题上，均无异议，即“文王受命作周也”（孔颖达撰，《毛诗正义》，毛亨传，郑玄注，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页951）。《文王》八处言及“天命”，且在笺释中称文王“受天命而王天下”，此为“诗之要义”（王礼卿编，《四家诗恉会归》，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页1536）。“诗”的“要义”显然与“武王伐纣”而“立周”的历史事实相矛盾。何以在“诗”中，文王的地位与评价远高于武王？

    《史记》曾记述一段“齐诗”谈及此事的议论：

    辕固，齐人也。以治《诗》孝景时为博士，与黄生争论于上前。黄生曰：“汤、武非受命，乃杀也。”固曰：“不然。夫桀、纣荒乱，天下之心皆归汤、武，汤、武因天下之心而诛桀、纣，桀、纣之民弗为使而归汤、武，汤、武不得已而立。非受命为何？”黄生曰：“‘冠虽敝必加于首，履虽新必贯于足。’何者？ 上下之分也。今桀、纣虽失道，然君上也；汤、武虽圣，臣下也。夫主有失行，臣不正言匡过以尊天子，反因过而诛之，代立南面，非杀而何？”固曰：“必若云，是高皇帝代秦即天子之位，非邪？”于是上曰：“食肉毋食马肝，未为不知味也；言学者毋言汤、武受命，不为愚。”遂罢。是后学者莫敢明受命放杀者。（司马迁：《史记（三全本）·儒林列传》，中华书局，2019/2022，页3828）

    齐人辕固是“齐诗”一派的传承人，曾与黄生在汉景帝面前争论“文王”与“武王”的问题；黄生以为，商汤、周武均不是“受命称王”，而是“弑君篡位”。辕固生则认为，夏桀与商纣，失天下之心，商汤、周武顺应天下之心，迫不得已才诛杀暴君，不能算弑君。黄生则继续一段儒家常常论及的“君臣之别”的比喻来讽喻辕固的观点，即帽子再破也是帽子，而鞋子再好，也只能做鞋子，上下有别。辕固立即引用“汉高祖代秦”的旧事来让黄生的言论处于政治上的尴尬局面。最终，汉景帝不得不出面结束这一场已从学术走向政治的论战。

    实质上，齐诗的传布者辕固当然懂得“文王受命”而非“武王受命”的儒家立场：即更看重守成与建设之功，而非结束他者、重立新朝之功。《诗经》的这一解释传统奠立了华夏文明的根基：赋予“旧邦”以“新命”者，才是深谙“和谐”之旨的“极高明而道中庸”之士。据此，后世之士，方懂何以《文王》为《小雅》之始。

    只是黄生的观点，看似与儒家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政治要义相符，颇有一番坚守“旧邦”的“忠义”之感；然而，黄生的言论显然忽略了“新命”所具有的意义：真正的和谐，既要懂得维护“旧邦”，同时也要理解“新命”，着实不易。那么，何为“旧邦”，什么是“新命”呢？

    我们正可借助“文王”的功业来理解这一复杂的概念。据《史记·周本纪》所述：“西伯……遵后稷、公刘之业，而古公、公季之法”，还“益《易》之八卦为六十四卦”（司马迁：《史记·周本纪》，前揭，页60）。文王姬昌比其他人更懂得如何继续前人的志业，将前人创立的事业发挥出更大的光芒，这与西方启蒙之后的现代文明总是追求自身的理性与创新截然不同。西方启蒙思想总是强烈地与神的统治相决裂而过分强调了人的理智与创新，而华夏文明不是这样，它更注重个人的智慧与他者、前人的融汇与贯通，更强调继前人之志，以成今日之业。文王的成就不在于否定前辈的做法，而是在前人创立的“旧邦”之上，不断履行“新命”，反而得到了华夏文明最高的褒奖，称其“受命于天”，还将颂扬其作为的诗作列为《小雅》之始，足见华夏文明对“和谐”本身的看重。这样我们也可以理解，为何华夏的传统音乐会去掉了“不和谐”音程，定然也是在呼应这一伟大的传统。

    若说，黄生的言论注重维护“旧邦”，那么，西方启蒙运动的传统则更注重“否定旧邦”而立新。齐人辕固，熟悉《诗经》要义，对“诗”有远超常人的领悟，于是他聪慧地将汉景帝拉入自己一边，成功地在言辞上击败了黄生。辕固更懂得维护“汉”的旧邦，同时又要赋予景帝“新命”，一味守前人之成，显然不利于“文景之治”的形成——和谐，既非单一守旧，更非独立创新，而是既“旧”又“新”，这当属“旧邦”“新命”的本意——唯文王符合这一至高标准。

    因此，“乐感文化”与“实用理性”并不能概括华夏文明的特质，王柯平《中华文化特质》一书将“和谐论”放到了至关重要的位置，体现出对“旧邦”与“新命”更深刻的体会和阐释。

    （作者单位：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