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史中闪光的老报人和翻译家胡仲持

　　■曾以约

　　浙江上虞丰惠镇人杰地灵，春秋时属越地，因境内丰惠桥得名。敕五堂的胡氏家族人才辈出，群星璀璨，最耀眼的当数曾任第五届全国政协副主席、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胡愈之（1896-1986）。同样“全才”的，还有胡愈之在《我的回忆》中提到的“二弟仲持”（1900-1968，字学志，笔名仲持、宜闲等），也是新闻、写作、翻译和出版的一把好手。“胡氏伯仲”联手创办复社，组织出版《西行漫记》《鲁迅全集》……被誉为“新闻界的双璧，出版业的双塔”。

　　为纪念胡仲持逝世55周年，群言出版社于2024年8月出版了由张冠生编选的《胡仲持文存》，为读者重现了一个“勤于著述，长于翻译，专精语言文字，兼写政论、时评，旁涉异国山川风物”的“不求闻达、埋头苦干”的老报人和翻译家的形象，还有那些如今已被时光淡忘了的闪光业绩。

　　从“小报迷”到报界闻人

　　胡仲持的“记者生涯”是从家里起步的。其父胡庆阶是清末民初的维新派知识分子，创办新学，“关心天下事，家中订有《浙江潮》《新民丛报》《民立报》《时报》《申报》等多种报刊，成为孩子们的重要课外读物，把他们从小就培养成‘小报迷’”。1910年，14岁的胡愈之突发奇想，提议办一份《家庭杂志》，于是几个少年有模有样地在家里办起了杂志，每月出一期。次年胡愈之去绍兴读书，主编的担子就落在了胡仲持身上。

　　1915年胡仲持去宁波效实中学读书，与几位进步同学发起创办了白话体油印校刊《学生自治会周刊》，由他任主编。1919年，学生们响应五四运动的号召，把校刊改为单张铅印的传单，每期发行近千份，坚持了四十余期，是宁波最早的一份反帝反封建、宣传进步思想的白话体报刊。

　　1921年胡仲持考入当时发行量居全国首位的《新闻报》任外勤记者，期间参加了文学研究会。一年后，他转到由民族资本家新创办的《商报》工作。在大革命期间，《商报》发挥了进步喉舌的作用。1928年胡仲持进入《申报》，先后任夜班电讯编辑、国际版主笔，获《申报》“四进士”之一的雅称，在营救救国会“七君子”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宣传作用。1934年胡愈之主办的《世界知识》创刊，胡仲持被聘为特约撰稿人之一。1937年开明书店出版国内第一份大型文摘报《月报》，由胡仲持任主编。

　　抗战开始后，胡仲持与大哥胡愈之在自己家中创办复社，先后翻译出版《西行漫记》《续西行漫记》，编辑出版《鲁迅全集》，翻印出版了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和《论新阶级》等。

　　1940年受到汪伪政府通缉的胡仲持被迫转移至香港，先在国际新闻社任职，后到廖承志发起创办的《华商报》任总编辑。1943年1月，胡仲持在中共抗日组织东江纵队的“秘密大营救”中逃出香港，最终平安到达桂林。1944年日寇进犯桂林，胡仲持辗转到达昭平，任《广西日报》昭平版总编辑。抗战胜利后，胡仲持去广州筹编《现代日报》和《现代》半月刊，由于后者仅出三期即遭当局查封，遂再度流亡香港，任新加坡《南侨日报》驻港特派员。

　　1949年春胡仲持在党组织的安排下到达北平，后随军南下参加接管上海新闻单位。新中国成立后胡仲持先后任《解放日报》编委、国际组组长，《人民日报》国际资料部主任，外文出版社图书编辑部副主任，中联部亚非问题研究所研究员等职。

　　首译《西行漫记》和《续西行漫记》

　　淞沪战争上海沦陷后，胡愈之和胡仲持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仍坚持在租界从事文化出版工作。1937年底，胡愈之在一个偶然的机会看到伦敦戈兰茨公司寄给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Edgar Snow1905-1972）的Red star over China（《红星照耀中国》）样书。为了顺利出版这本会对当时全民抗战产生巨大社会影响的书籍，胡愈之发起成立出版机构“复社”，社址就设在法租界巨籁达路（现巨鹿路）174号胡愈之、胡仲持家中。他们把Red star over Chi⁃na拆开，由胡仲持、王厂青、林淡秋、章育武、吴景崧、许达、傅东华、邵宗汉、倪文宙、梅益、冯宾符和以陈仲逸为笔名的胡愈之共12人，各分一章进行翻译，由胡仲持负责全书的统一校对，由胡愈之负责对所涉及人和事的译名审核和最终的文字润色加工。为了减少此书的发行阻力，他们将原书名《红星照耀中国》改为《西行漫记》。原作者斯诺专门为中文版写了“序”，而且还无偿提供了数十幅英文原版没有的极为珍贵的历史照片。

　　《西行漫记》全书30万字，从开始组织翻译到首版印刷、出版、发行总共历时不到两个月。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连续出了四版，并在香港被多次翻印，创造了中国出版史上的一个奇迹。《西行漫记》的出版是中国现代史上的一个大事件，它“标志着西方了解中国的新纪元”。

　　1937年，斯诺夫人海伦·福斯特·斯诺（Helen Foster Snow，1907-1997，笔名尼姆·威尔斯Nym Wales）历尽千辛万苦，只身访问延安。她身穿军装深度采访了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张闻天等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并广泛接触了陕甘宁边区的战士、工人、农民、文艺工作者、妇女和进步学生。根据采访，她写出了Inside Red China（《红色中国内幕》）一书，记述了她在中国西北苏区的见闻，向全世界介绍中国共产党和红色苏区。1938年底到1939年春，胡仲持、冯宾符、凌磨、席涤尘、蒯斯曛、梅益、林淡秋、胡霍8人合作翻译了该书。8位译者中，胡仲持、冯宾符、梅益、林淡秋四人此前也参与翻译了复社出版的《西行漫记》。因为这个缘故，胡仲持等便将Inside Red China译作《续西行漫记》，此书最早也是由复社印行。复社版的《续西行漫记》既有精装本，也有平装本，该书卷首特别刊印了一幅“长征路线图”，卷末也附有多幅地图，书中共有插图64幅。正文前刊有原作者尼姆·威尔斯写的“序”。

　　编辑出版发行首套《鲁迅全集》

　　作为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鲁迅在抗日文化运动中，特别是在文化界进步人士中享有极高的声望。鲁迅去世后，民主人士蔡元培、宋庆龄发起成立“鲁迅纪念委员会”。为扩大鲁迅精神的影响，以唤醒国民，争取光明，委员会决定出版《鲁迅全集》。出版全集的领导主体是鲁迅纪念委员会专门成立的由蔡元培等人挂帅的编辑委员会，具体事务则由复社负责，其中包括胡仲持、张宗麟、胡愈之、许广平、许寿裳、王任叔、黄幼雄、周建人、郑振铎、吴耀宗、陈鹤琴、沈体兰、孙瑞璜、冯仲足、唐弢等。

　　1938年6月15日，这套规模恢宏、装帧考究、质量上乘的《鲁迅全集》在众人齐心协力、密切合作之下出版。这是中国第一部鲁迅著作全集。

　　译界高手

　　胡仲持是几乎被历史湮灭的“翻译大家”。他的翻译生涯始于1920年，终于1951年。胡仲持精通英语，并曾自学日文、俄文、梵文、法文等多种文字。他的翻译作品数量众多，范围很广，包括长篇小说、短篇小说、诗歌、散文、文艺理论、世界文学史、儿童文学、人物传记、科普读物、社会评论等类别。

　　五四运动后，胡仲持开始译介外国文学名著，成为新文化运动译介外国文学高潮的弄潮儿之一。1921年，胡仲持在商务印书馆《东方杂志》上发表14篇外国短篇小说译作。其中9篇是俄国文学作品，第一篇是契诃夫（当时译作乞呵甫）的短篇小说《一个阔绰的朋友》。胡仲持在选材上偏爱描写底层劳动者的作品，比如屠格涅夫的《木木》、库普林的《台谋卡耶》、高尔基的《秋夜》、托尔斯泰的《一个人需要多少土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白痴》和《圣诞节的穷孩子》。

　　胡仲持也是国内最早翻译赛珍珠的《大地》的译者。《大地》1931年3月在美国出版后立即在全世界引起热烈反响。这本书很快也吸引了胡仲持的注意，他认为要想救中国，首先就要彻底认识中国农民。2018年，在“赛珍珠获诺奖80周年的座谈会上”，胡仲持的外孙女胡梦崮讲述了胡愈之和胡仲持1930年代初到上海拜访赛珍珠的经过：“那天，兄弟俩应约到赛珍珠居住的旅馆，到了楼下，二人却踯躅不前。因为他们担心自己的绍兴方言（上虞土话）赛珍珠听不懂。胡仲持虽然精通五国语言，英语特别好，但不善言表。他们商量半天，还是让胡愈之用英语主谈，到楼上，赛珍珠开门迎接，开口就用地道的镇江话表示欢迎。这使得兄弟俩既感到意外，又感到放心，于是三人用镇江话和上虞话交谈，赛珍珠听不懂上虞话的地方，他们就用英语加手势做翻译。赛珍珠当天就授权胡仲持首译《大地》这部名著。”1932年1月胡仲持以笔名“宜闲”在《东方杂志》连载《大地》的译文。1933年9月，由开明书店结集出版，受到热烈欢迎，半年内便再版，至1949年共发行12版。

　　此外，胡仲持还翻译了1962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美国作家约翰·斯坦贝克的《愤怒的葡萄》，中译本1941年由大时代书局出版。随后，他又翻译了斯坦贝克的《月亮下去了》《约翰熊的耳朵》《煎饼坪》（当时译作《馒头坪》）。

　　胡仲持长期从事新闻编辑工作，勤于著述，长于翻译。在其大哥胡愈之的影响下，较早地走上了革命道路。胡仲持一生笔耕不辍，不仅慧眼独具地翻译了赛珍珠、斯坦贝克、梅特林克、萧伯纳4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作品，还留下了丰硕的译作和大量的评论文章。斯人已远去，但他的“为人”和“为文”值得被后人更多了解和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