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徽宗医学哲学思想对金元医学的引领

    ■谷建军

    宋以后医学家以理学为依据，围绕太极、气、心等哲学范畴阐述人体生命的本原问题，对医学哲学的探讨从宇宙生成论转向本体论，开始了医学哲学本体论体系建构，这一建构源起于宋徽宗《圣济经》。宋徽宗赵佶在位25年，对医学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其改革医官制度，兴办官药局，重视医学教育，主持编纂了《太平惠民和剂局方》《圣济总录》等医著，而且还亲自撰写医学理论性著作《圣济经》。宋徽宗兼融儒道二家哲学，在医学上造诣甚深，极为重视医学哲学理论研究，主张以道明术、以道御术。《圣济经》是继《黄帝内经》之后又一部较为纯粹的成体系的医学哲学著作，对《内经》学理进行了系统阐述，可谓宋以后医学哲学体系建构的发端，在医学史上具有极为重要的地位与价值。宋徽宗大力普及推广《黄帝内经》，促进医学道术合流，提出元气本体论，推动明代命门本体论形成，为金元以后医学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

    对《黄帝内经》的普及与推广

    宋徽宗对医学的重视体现在多个方面，如上所述，尤其致力于普及推广《黄帝内经》一书。北宋政府曾先后四次校正颁行《黄帝内经素问》，使该书得以广泛流传。《内经》在北宋盛行，应与赵氏奉黄帝为祖先有关，大中祥符五年（1012年），宋真宗追尊赵玄朗（即文财神赵公明）为上灵高道九天司命保生天尊大帝，庙号圣祖，并称其曾转世为轩辕黄帝。宋徽宗指令《内经》作为太学、辟雍（太学之预备学校）学生必读经典著作之一，并设博士进行教导。

    《宋会要辑稿》记载，重和元年（1118年）十一月十五日，徽宗下诏曰：“朕阅《内经》，考建天地，把握阴阳，其理至矣。然相生相克，相刑相制，周流六虚，变动不居，非常理所能究者，唯《天元玉册》（唐代医家王冰所著运气之书）尽之，可令颁政府一校正所，以《内经》考其常，以《玉册》极其变。庶几裁成其化，辅助相其宜，以诏天下后世。”《黄帝内经》《道德经》《周易》为大经，《庄子》《列子》《孟子》为小经，“尚书省言：近奉御笔，在学诸生兼治《内经》、道（德）经，兼庄子、列子二人充博士，上从之。”（《宋会要辑稿》）贡士考试以对《内经》的掌握程度作为评定的重要标准，精通者往往得到擢升，这些措施大大提高了《内经》的学术地位，为其学术的广泛传播提供了良好外部环境。

    亲撰《圣济经》促进医学道术合流

    宋徽宗认为汉唐时期张仲景《伤寒论》、孙思邈《千金方》是用于治疗疾病的著作，其中鲜少说理，属于“方术”，二人是“游于方术之内者”，故对当时医学的评价，谓其应归属于“器”的范畴；而《内经》主要阐述医理，超然于方术之外，故可谓“道”。宋徽宗以《内经》为载道之书，历年既久而精义不传，“有病名而莫之究，有治法而莫之习，极其妙至于通仙而莫之悟”，以致“大道郁滞”“庸医妄作”，故亲自撰写《圣济经》，主要目的在于明道。宋徽宗还主持编撰了大型方书《圣济总录》《圣济经》以说理为主旨，而《总录》主要收载诸病方治，其序说：“《（圣济）经》之所言者道也，医得之而穷神；《总录》之所载者具也，医用之而已病。”二者一言道，一载具，相辅相成，创建了医学道术合流的发展模式。

    《圣济经》十卷，四十二章，主要论述阴阳五行、五运六气、胎孕养生、察色按脉、脏腑经络、病因病机、药性治法等，大旨遵循《素问》之义而阐释其要，运用儒道思想阐释医学原理。《古今医统大全》评价说：“大要祖述《内经》而引援六经，旁及老氏之言，以阐轩岐遗旨。”《圣济经》于政和八年（1118年，是年十月，年号由政和改为重和）颁行天下学宫，和《内经》《道德经》一起成为学生必读经书。《郡斋读书志》载：“《圣济经》十卷，上徽宗皇帝所制也。政和八年五月十一日，诏颁之天下学校。九月二十四日，大司成李邦彦等言，乃者从侍臣之请，令内外学校课试于《圣济经》出题。臣等窃谓《内经》《道德经》既已选博士训说，乞更以《圣济经》兼讲，从之。”

    提出元气本体论

    北宋时期三教合一，宋徽宗著有《御解道德真经》，即体现了明显的儒道融合的特点。是书于重和元年颁行天下，诏曰：“朕作新之，究其本始，使黄帝老子尧舜周孔之教偕行于今日。”其医学思想也往往儒道参释，如宋徽宗以张载气本论为基础，提出了元气本体论思想。张载认为宇宙的本原是气，一切现象皆由气所生成，他说：“凡象，皆气也。”《圣济经· 通用时数章》说：“天一在脏，守元气以立始也。天五在腑，因冲气以成终也。……肾藏天一，元气属焉。人非天一，无以立本。而金木火土皆得此一以生，此守元气以立始也。”肾中藏有元气，是人生立命之本。宋徽宗确立了宋以后医学的元气本体论地位，后世医家在此基础上衍生出众多重要学说，如金元四大家之一李东垣的脾胃为元气之本论、明代李中梓的先后天根本论、孙一奎的元气太极本体论等。

    道家思想在宋徽宗著述中也有充分体现，反映于其啬肾学说。《宋徽宗御解道德真经》注释“治人事天莫若啬”：“天一在脏，以肾为事，立于不贷之圃，丰智原而啬出，则人事治而天理得。”《道德经》以“啬”为长生久视之道，宋徽宗则将其落实为“啬肾”，金元四大家之一刘河间解释说，“精太劳则竭，其属在肾，可以专啬之也”，即保养肾所藏之精不使外泄。这一思想延续至明代，对脏腑辨证产生了重大影响，如李梴主张肾以悭为事，有补无泻；张景岳则提出肾主虚无实，当纯补无泻，并制著名补肾方左右归丸、左右归饮，至今仍为补方之经典。

    对命门本体论的奠基

    宋徽宗从天地阴阳、坎离水火的哲学角度出发，深入阐释了精神、心肾的关系，精神生于道，在卦象上合于坎离，脏腑上寓于心肾，构建了精神—坎离—水火—心肾的关系模型，表明其对生命运动基本机制的理解。《圣济经》说：“天一而地二，北辨而南交，精神之运已行矣。拟之于象，则水火也。画之于卦，则坎离也。两者相须，弥满六合，物物得之，况于人乎。”宋徽宗此说为明代命门本体论形成奠定了基础。

    道家思想极为重视贵精养神，精与神合而不离，《庄子》说精神“四达并流，无所不极”，称为“同帝”。宋徽宗通过拟象，将精神化虚为实，以八卦、五行、河图之数为纽带，精神寓于心肾二脏之中，贵精养神也由虚转实，落实到如何调养心肾二脏。心肾水火相济，坎离相感，故《圣济经》注重交媾坎离、既济水火，“要其功用之所归，则相逮而为既济”。地气升为云，天气降为雨，宋徽宗依据唐代钟离权《灵宝毕法》所论心肾关系，“子时乃曰坎卦，肾中气生；午时乃曰离卦，心中液生”。肾藏元气，元气含有真水，上济于心；心液中又含有真气，再下降于肾，气液相交而使心肾相交，真水、真气相互交媾济用，精神得以保养，从而却老全形，寿敝天地。

    心肾相交气液说之后逐渐演化为真阴真阳说，如明代周慎斋谓心气之降，因火中有真阴；肾气之升，因水中有真阳，水火之中寓真阴真阳，“真阴真阳者，心肾中之真气也”。此说在明末，则由孙一奎、赵献可、张景岳共同演绎为命门本体论，形成了有别于儒释道三教的具有自身特征的完整的生命哲学，为中医哲学的最高成就。命门本体论的基本内核是，先天元气是生命的本原、本体，是生生不息的根源；元气由真水、相火（又称真阴、真阳）组成，阴阳、水火之间互生互化，在形体百骸之间周流不息，共同组成一太极。命门本体论可用科学模型表示，表达了人体生命运动的基本规律。命门本体论的主要贡献是建构了人体生命气机运行的基本模型，明确了元气的构成、作用和在人体中的运动形式，对明清时期内伤杂病辨证论治提供了全新的理论依据。

    宋徽宗从多个层面推动医学

    进步，并运用儒道思想阐述医理，以之为《内经》之道，亦以之为养生立命之道。金元以后医学以《圣济经》所立之道为基准，全面阐扬《内经》理论与证治法则，使医学学理获得空前繁荣。宋徽宗及其《圣济经》对金元医学的引领具有划时代意义，其在医学史上的地位与价值应予以重新评估。

    本文参考文献如下——

    [1]宋·赵佶《宋徽宗圣济经》（学苑出版社2014）

    [2]明·徐春甫《古今医统大全》（人民卫生出版社1991）

    [3]清·徐松《宋会要辑稿》（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

    [4]宋·赵佶《圣济总录》（人民卫生出版社1982）

    [5]宋·赵佶《道藏·宋徽宗御解道德真经》（影印本第11册，文物出版社1988）

    [6]宋·张载《张子全书》（西北大学出版社2015）

    [7]《庄子》（河南大学出版社2008）

    [8]金·刘完素《素问玄机原病式》（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2011）

    [9]唐·钟离权《灵宝毕法》（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

    （作者系北京中医药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