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旭生的演讲

    ■刘宜庆

    徐炳昶（1888—1976），字旭生，河南南阳唐河人，著名考古学家、历史学家、教育家、哲学家。提起徐旭生，还可以这样介绍他，北京大学哲学教授、教务长，《猛进》周刊主编（鲁迅的好友），中瑞西北科学考查团（考察团）中方团长，北平师范大学校长，北平研究院中国史学研究所所长、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徐旭生的一生有一个转折点——1927年参加西北科学考查团，此前他是哲学家，此后他是历史学家、考古学家。1933年至1937年，徐旭生在陕西进行古迹调查，并主持三次挖掘斗鸡台。抗战时期，他在昆明研究中国历史，出版了他的名著《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这本史学经典不断再版，影响深远。晚年徐旭生发现二里头文化遗址，拉开了寻找夏朝的考古序幕。

    本文钩沉徐旭生在民国时期做的讲演，他的每次讲演，几乎都被整理成讲演稿发表。

    1919年，徐旭生从法国留学归来，应聘为河南留学欧美预备学校（河南大学前身）教师，翌年被聘为教授，主讲法语和西洋哲学史。1919年5月，在开封学生响应北京五四运动的集会中，徐旭生被推举为教师代表登台演说，表达了力争国权、勇赴国难的决心。1921年秋，作为河南留学欧美预备学校赴京请愿代表的徐旭生教授，受到河南反动当局的阻挠遂留居北京。徐旭生被北京大学聘为哲学教授，在北大教书期间，主编《猛进》周刊。

    徐旭生执教北大初期，回河南留学欧美预备学校做过讲演。涂心园在《留学欧美预备学校忆往》文中说：“当年开封教育界，并无联合组织，间有所谓名人辈到达，都是由各校自行招待，随时讲演，例如徐旭生、余家菊、曾琦、李大钊、萧楚女等，我们都曾听过。”涂心园在这篇文章中，还忆及河南教育界邀请梁启超在开封做学术讲演的盛况。

    1922年，在无神论和宗教问题的论战中，徐旭生做了一个讲演，题为《我的宗教问题的意见》。这个讲演的内容，由品清、甄甫记录，讲演稿整理后，分两期发表在《晨报副刊》（1922年6月20日、21日），这篇演讲稿又发表在《哲学》杂志（1926年6月），题为《我对于宗教问题的意见》。

    20世纪20年代初，国内各高校开办暑期学校蔚然成风。1923年5月，陕西主政者策划“陕西省城之学术演讲会”，拟邀请国内名家来西安讲学，就有了徐旭生第一次来陕西。

    1923年7月，陆费逵主编的《教育杂志》（商务印书馆出版）对此次学术演讲会设立的初衷、讲师情况、演讲题目与内容以及演讲地点，进行了详细报道：

    陕西向以交通不便，故名流学者之在西安讲演者，向未之有。自去年西潼汽车路告成后，交通稍便。今年省长兼督军刘镇华于五月 间函托傅佩青及北大陕生张之纲邀请现代学者数人，来陕演讲，以提倡西北文化，并鼓励陕人研究学术之兴味。傅张二氏当即邀请七人——即北大教授美人柯乐文，北大史学系主任朱逷先，哲学教授陈百年，理科教授王抚五，哲学教员徐旭生，美术专门学校教务长吴新吾，女高师哲学部主任傅佩青——已于七月初抵西安。各界人士竭力欢迎。讲演时期由八日起。兹将诸学者讲演题目列后。至于讲演地址，闻在省立第一中学、教育厅及教育会三处云。

    徐旭生氏讲演题目：

    （一）概论科学与道德之关系。

    （二）科学之精神。

    （三）关于科学之误会。

    （四）道德之意义。

    （五）实践道德数则。

    （六）关于法国军政界感想。

    （七）张横渠之精神。

    这次暑期讲学，是一次预演。1924年夏天，西北大学与陕西省教育厅合办暑期讲学，邀请鲁迅、夏元瑮、王桐龄、李顺卿、李济、蒋廷黻、陈钟凡、王凤仪等十几名学者来西安讲学，对陕西学术、教育影响深远。

    1927年，徐旭生以中方团长身份参加西北科学考查团，斯文·赫定为外方团长。这次考察，取得了重大考古发现。

    丁道衡在包头附近发现了白云鄂博大铁矿；袁复礼在准格尔盆地东部发掘出二齿兽、水龙兽、恐龙等化石；黄文弼发现了高昌砖、高昌陶、楼兰汉简；贝格曼等发现了居延汉简；李宪之通过观测初步形成了影响深远的“东亚寒潮侵袭”影响南半球气候的观点，突破了“赤道无风带”的传统概念……都是近代学术上的重大成果。

    1929年1月，斯文·赫定和徐旭生回到北京，受到学术界和大学生们的热烈欢迎。他们多次做讲座，每一次都人气爆棚。

    1月22日，西北科学考察团借北京大学法学院大礼堂公开讲演。大礼堂楼上楼下均无隙地，听众踊跃。次日《大公报》报道这次讲演的要点：科学新贡献！ 西北科学考查团重大发现掘得举世未见之古物。

    讲演开始，西北科学考查团名誉主席周肇祥讲召开这次讲演会的宗旨。西北科学考查团理事会常务理事刘半农报告西北科学考查团与斯文赫定合作的经过。西北科学考查团中方团长徐旭生讲考查团的行程以及重大发现，“包头以西有大铁矿”，即丁道衡发现的白云鄂博铁矿。

    徐旭生在讲演中提到从额济纳河到新疆哈密这段艰苦的行程：“从额济纳河西行，中经大戈壁，多数人以为大戈壁与沙漠无分别，实际沙漠之沙，随风移动如海水，大戈壁则遍地石子，且甚平坦，惟乏水草耳，此行经七百五十公里，天气极冷，在零下十余度，风雪交作，食物以将尽，骆驼亦难耐此严寒。”徐旭生说，外方团长赫定君因受寒致病，不能再骑骆驼，乃由团员用担架抬而行之……徐旭生的讲演令现场听众仿佛身临其境，听到大漠驼铃，看到长河落日，感受到西北最大的无人区的凶险。

    徐旭生谈到中外团员在新疆建气象台，这是西北科学考查团的重大贡献，谈到在新疆的考古发掘：“在迪化附近，挖掘七处。得古物七百四十一件；由迪化至婼羌（若羌），开掘八处，得古物一千五百一十件，并发现普鲁番亚克西唐代所筑古城。沿途发现火山之石壁，有前人之石刻象形文字。”徐旭生在讲演中提到，参加西北科学考察团的中方团员在无经验、无准备的情况下，“所得之成绩竟与欧方团员一样”，实在可喜可贺。听众听到这样的讲演结语，顿时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

    斯文·赫定讲演，谈到袁复礼在迪化东西天山发现一红色化石，这位地质学家非常敏锐，断定其地下必有古物，结果发掘出恐龙骨骼化石三十多具，更重要的是，这是首次出土的恐龙类型，被称为天山龙。斯文·赫定还详细讲了建气象台的经过，北大学子李宪之、刘衍淮、马叶谦每天观测，放高空气球，测出高空气流的变动，绘图保存，获得新疆的气象数据。赫定说：“我辈在此厅内温暖舒适地听讲，正李君等冒严寒风雪观测之时，望诸君对李君等之努力科学，为国争光之举，有以奖励之。”

    《中法教育界》第二十四期（1929年3月1日）刊登了斯文·赫定和徐旭生在中法大学讲演的盛况：

    二月十五日下午四时，西北科学考察团中国团长徐旭生先生及外国团长斯文·赫定博士，在北平中法大学讲演，听者约千余人。徐先生讲题为《新疆之博克达山》，赫定博士讲题为《中亚细亚之沙漠》，并演映新疆风景多幅，使听者直如身历其境，备饶兴趣。次日下午又在该校演映该团自包头出发，直至新疆沿途状况，及在新工作情形影张共七本，以引起国人注意西北问题，余兴所及，影响尤深云。

    随后，徐旭生陪同斯文·赫定去南京，与南京国民政府高层见面，推动西北科学考查团的工作。

    1933年春，徐旭生接受北平研究院委托到陕西筹设分院。他对陕西进行了两次古迹调查。调查对象为见于文献记载的周秦都邑所在地。大约东起西安，西至宝鸡。徐旭生共调查了七处古迹，其一为陈宝祠遗址，在宝鸡县东约十五里之斗鸡台。徐旭生主持了三次斗鸡台的考古发掘，进行周秦考古。

    1937年初夏，徐旭生在西安应“胡厅长”之邀，在陕西政务研究会讲演，这次的讲题为《中国革命与欧洲革命》。讲演稿发表在胡适主办的《独立评论》1934年1月28日。徐旭生在这次讲演的开场白中说，他以前教哲学，现在从事考古，对政治没有专门的研究。这是他的自谦，他翻译了《欧洲哲学史》，对欧洲的社会各阶层有深刻的洞察和认知。他在这样讲演中谈到欧洲变革的力量——新阶层，工商业者以及富裕者。

    抗战爆发后，徐旭生随北平研究院南渡，抵达昆明黑龙潭，在这里工作生活。

    1939年，中国考古学的先驱徐旭生应邀前往昭通进行考察。在那个年代，公路尚未通达，他选择从宜宾出发，乘坐滑杆经过盐津，最终抵达昭通。这次旅行，徐旭生记有日记，据日记整理《游宜宾及昭通日记》一文，发表在《旅行杂志》第十六卷第十一期，1942年11月）。交通不便，路途险峻，文中写道：“老街头有一铁索桥，路从右岸转左岸。下有铁索，上有板铺，又有铁索为栏。余下滑竿步行过，足下摇动，不免悚惧……再前至泥山顶，共约二千三百步，名为十五里……入大关县境，盐津、大关在山顶分界。关门外河右岸（路左。时路在河左。）悬崖削成，高数十丈。……三十里至马蹄石稍息。此数十里，山竣水深。常有石嵌崎，山人顶上，水声汹湧，间有独索桥。……至云台山，由石级盘登，中途遇驮马五六十匹，……抬夫急拉余至倚崖下，谓外边异常危险，并强余不得立坐其间……”

    在昭通，徐旭生停留了数日，期间他拜访了省立昭通中学的张希鲁，两人曾就文物问题有过书信往来。徐旭生还与张孝机校长会面，并为学生们进行了一场演讲。此外，他还参观了孟孝琚碑，对昭通的文化历史有了更深的了解。

    1941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简称“史语所”）为成立十三周年举办纪念会，徐旭生应邀请来到重庆李庄史语所。3月31日，徐旭生在学术讲演会上做了题为《古史传说时代》的讲座。

    抗战胜利后，徐旭生北归，仍供职北平研究院。1947年春夏之交，徐旭生到河南大学讲学。张鸣铎1946年考入开封国立河南大学，他在《徐旭生在河大讲学》短文中记录了这次讲演：“讲学地点在南关干河沿河大第二院。时文、理、法科的二年级以上学生在铁塔前之校本部上课，这几科的一年级新生和工学院学生在干河沿第二院，我为历史系一年级学生，得以聆听徐的这次讲演。讲演是在一所大教室内，听众挤得满满的。徐氏长身材，清瘦面庞，戴礼帽，着蓝大褂，穿布鞋，讲话慢条斯理，从容不迫。讲题为《自然永无跃进之事实》，列举事例说明事物只有量的渐变而无质的飞跃。旧日中国知识分子接受进化论思想，很多人持有这种观点。”

    徐旭生做的讲演，限于资料，未能穷尽。通过徐旭生的讲演，声音重现，可以感受民国学界的风范，以及出版的历史风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