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日记中的两个历史切面：“庚子国变”和官员出洋

    ■单丽君

    2023—2024年，凤凰出版社陆续推出“晚清珍稀稿本日记”系列图书，其中五种为《洪均日记》《潘祖荫日记》《吴荫培日记》《华金寿日记》《斌良日记·文治日记》，均为首次整理出版，日记主人皆为朝廷重臣，有状元洪均，探花潘祖荫、吴荫培，传胪华金寿，驻藏大臣斌良，兵部侍郎文治。晚清中国经历了“数千年未有之巨劫奇变”（陈寅恪《王观堂先生挽词序》），很多重要历史事件在日记中得以第一视角呈现，本文即截取日记中的两个历史切面——“庚子国变”和官员出洋，体察晚清士人的历史选择和内心幽微。

    一、日记中的“庚子国变”

    1900年是农历庚子年，这一年义和团运动进入高潮，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爆发，晚清政府内忧外患，政权岌岌可危。华金寿、文治、吴荫培三人皆为朝廷官员，因年龄、籍贯、职位及所处时局等差异，对于“庚子国变”的立场和态度不尽相同。

    华金寿在庚子年五月二十二日离京赴福建乡试正考官任，五月二十五日，清政府对十一国宣战，当年七月，华金寿去世，可以说是与大战擦肩而过。《华金寿日记》所载内容起于光绪五年（1879），讫于光绪二十三年（1897），并未及庚子年。但王照《方家园杂咏纪事》第五首附记中记载华金寿曾怒斥在义和团入京之际欲辞官还家避难的外甥王燮。因王燮言“提督奉拳召乱，拟告病退职”，华金寿指责他说：“你曾祖刚烈公被洋人打死，今国仇家仇一齐报复，你反而出此泄气的话，天良何在？”其子学涑也因借天津、北京将失而欲逃难被训：“你小孩子懂什么！ 天道六十年一变，今灭洋之期已近，我岂逃哉？”

    文治光绪二十五年（1899）任浙江学政，二十六年（1900）九月任广东学政。《文治日记》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一日（1900年6月17日）载：“至八月初一日，闻北京失陷，痛哭悲愤，无以为生。”在之后日记关于政局为数不多的议论中，可见其对时局的深切担忧以及对朝廷的无比失望。如光绪二十七年正月十二日（1901年3月31日）：“世乱分南北，江乡春意赊。晴光烘柳色，娇艳簇桃花。此地谁移俗，轻舟便作家。时危增感叹，可怕是繁华。”又如辛丑年五月十九日（1901年7月4日）：“设使刘禅为君，而以冯道佐之，岂复知人间有羞耻事？”以诗抒情，以古讽今，失望与愤恨，溢于言表。

    吴荫培庚子年在京任职，很早就将家眷安置在离京不远的延庆，自己也于战乱前几日出城避祸，同时密切关注着京师动态。听闻清廷六月十七日针对外逃官员降旨点名事后，吴荫培即于二十二日快马加鞭赶回京师。点名结束后，特地前往战后废墟一望。《吴荫培日记》光绪二十六年六月二十四日（1900年7月20日）载：“到观音寺街东头，四望皆焦土，煤市街北头、大栅栏、廊房胡同一带只有墙路可辨而已，为之一叹。”又逗留几日，与在京友人交流时局动态，二十七日便启程返回延庆。

    吴荫培和文治日记中有关“庚子国变”的两段记载可作对读，颇值玩味。《吴荫培日记》光绪二十六年七月初五日（1900年7月30日）：“许侍郎景澄、袁太常昶竟无故正法，为之骇然。”《文治日记》光绪二十七年五月十八日（1901年7月3日）：“愚者为智者役，事理之常也。此番大失，只‘不当战而战’‘当战而不战’二语足以尽之。缘起所以如此，事理不明而已，事理不明，不谓之愚，得乎？ 朝廷见不到，惑于群言之淆乱，而所用皆庸臣，举朝无一智者，贤智之士屏逐而不能用。观夏伯定所上各疏，真不可少之文字，徒令后世叹息而已。”清政府早期听信守旧大臣之言，相信义和团“刀枪不入”，想借以对付洋人，后又因八国联军攻陷京师而畏惧求和。袁昶在义和团运动兴起时力主镇压，在八国联军攻陷大沽后，又与许景澄等大臣上疏“力言奸民不可纵，使臣不宜杀”，而后被处斩。夏伯定在八国联军攻陷北京后，上《应诏进言谨陈中兴十六策》，反对屈辱求和，并面陈和战大计，被洋人忌讳，清政府和议已决，遂使其告病还乡。文治所言“不当战而战”“当战而不战”即对应了袁昶和夏伯定的忠臣之谏，并一语道破了清政府的愚蠢和懦弱。《吴荫培日记》中仅“为之骇然”四字表达了自己的心情，更多的是惧；而文治则大段痛斥，甚至直言“庸君”“暴主”，可见其对清廷的愤懑绝望，更多的是怒。当然这也与二人所处时势相关。吴荫培当时处于“庚子国变”初期，联军还未攻陷京师，且其离战事较近，当时的第一要务乃是自身及家人安全。文治当时身在未被战事波及的广东，且已至辛丑年，清政府被迫逃亡后狼狈议和，朝廷威信已然大打折扣。

    二、从官派驻外到自费出洋

    咸丰十一年（1861）清朝成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光绪元年（1875）后陆续向海外派出常驻公使，承担着“搜集情报、保护侨民、购置机械、学习洋务的使命”（李文杰《中国近代外交官群体的形成 1861—1911》）。洪钧便担负着这样的使命，于光绪十三年（1887）官派出使欧洲，任清廷驻俄、德、奥、荷四国外交大臣。现存洪钧日记中没有其出使欧洲期间的直接记录，日记第四册所记止于出国登舟时，第五册所记之始已回到国内，好在日记第六册收录了光绪十三年五月初四日至光绪十五年三月十五日（1887年6月 24日—1889年4月14日）洪钧《使欧奏稿》，可作补充。

    经历了两次鸦片战争和各种不平等条约的签订，晚清政府在外交领域的处境可想而知，洪钧作为弱国的外交使臣，身负振兴洋务、巩固邦交之责。从奏稿中可见其对中外局势的关注分析，光绪十三年十一月初八日（1887年12月22日）《奏报呈递国书并密陈各情折》载：“窃合中西大势言之，欧洲多事，则中国稍安。现考各国情状，美则常为局外之观，英则颇有持盈之戒，惟俄则并吞为志，法则复仇为心，德则惟日孜孜以秣马厉兵为事。俄、奥二国现在甚有违言调兵增戎，识者多谓欧洲战事不出十年。中国及此闲暇之时，修明政事，讲求戎备，诚不得谓非厚幸。时不可失，此尤臣所内顾而憬然者也。”又可见其对人才培养的考量重视，特别是举荐洋务人才，进献培养之方。光绪十四年九月初七日（1888年10月11日）《为洋务人才培植之方兼筹变通之利折》中，洪钧提出洋务运动五十多年来耗费巨资而培养的洋务人才屈指可数，建议朝廷从新科馆中择派出洋，专为洋务培养人才。

    光绪二十年（1894）甲午中日战争后，清政府把眼光从“西洋”转向“东洋”，掀起了一股游学日本的热潮，有学者统计：“游学日本人员激增，仅官费、自费游学生一项，1899年是二百名左右，1903年达一千三百余人，1906年高潮时，人数在万名以上。此外，还有大批游历职官，从宗室亲王贝子、朝廷近臣，到知府、知州、县令、幕僚，往来不绝于东渡途中。”（田正平《传统教育的现代转型》）吴荫培光绪三十二年（1906）自费东渡日本，正是赶上了这一股热潮，《吴荫培日记》中的《丙午扶桑游记》便是这段经历的详细记录。

    吴荫培光绪三十二年七月二十五日至十月二十七日（1906年9月13日—12月12日）日记另录为《丙午扶桑游记》，收入《吴荫培日记》附录。吴荫培在日本为时三个月的行程安排得十分紧凑，日记一日未落，且几乎每日都记录得非常详细，特别是涉及参观考察的部分，因此更像是一部游记或考察记录。吴荫培神道碑载：“丙午，简放广东潮州遗缺府。公以时事多艰，非周知四国之为，不能胜任愉快，粤省滨海，交涉尤繁，呈请自具资用，东游观政。”可见吴荫培此次日本之行是在为自己日后赴广东任职做准备。虽说“东游观政”，其实所观包罗万象，主要是各级各类的学校（如女子师范学校、幼稚园、中小学、各类大学院校，甚至盲哑学校、陆军中央幼年学校等），以及银行、印刷局、博物馆、动物园、裁判所、监狱等。可以说，日本当时的先进程度让这位清朝官员大开眼界，惊叹不已。回国后，吴荫培以《出洋游历回国呈》上奏朝廷，提出了五点建议：兴女子师范学校及幼稚园；沿江海各省酌设水产讲习所、试验场；各行省酌设农林讲习所、试验场；各省试办储蓄银行及邮便局存款事；戏剧改良概仿东西国形式。可见其希冀以学习日本的近代化措施改良社会、挽救清廷统治的良苦用心。

    以上日记内容立体地呈现了鲜活的晚清历史切面，展现了个人命运在庞大历史背景下的生动演绎。在“庚子国变”的历史动荡中，不同时期、不同立场、不同处境的官员心态截然不同：华金寿身负国仇家恨，反对洋人、支持义和团；文治动乱时远在广东任职，日记中痛骂朝廷，难掩对清政府的失望愤恨；吴荫培则身处动乱之中，一面部署着家人的安全撤离，一面履行着对朝廷的职责，忧惧交加。而同是晚清官员出洋，洪钧是十九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官派钦差大臣出使欧洲，吴荫培是二十世纪初的官员自费游览考察日本；洪钧审视中欧局势，拟订洋务人才培养方案,吴荫培考察日本社会，提出利国利民的兴业措施。从洪钧《使欧奏稿》和吴荫培《丙午扶桑游记》，可以看到晚清时期对外交流情况和官员在不同时期不同层面提出的救亡图存举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