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与怀特海的“相互照明”

    ■郭泉玉 王治河

    朱熹（1130-1200）是中国南宋时期著名的哲学家、教育家、文学家和思想家，被后世尊称为“朱子”。西方学界也普遍视之为中国哲学史上最具影响力的哲学家之一，认为他的哲学体系具有高度的系统性和逻辑性。他将儒家经典与形而上学相结合，构建了一个以“理”为核心的哲学体系，体现了儒家思想的深度和广度。曾任哈佛大学哲学教授的怀特海（Alfred North Whitehead，1861-1947）则既是“一流的数学家和理论物理学家”，又是“英语世界最好的哲学家”（柏格森语）。作为过程哲学的当代创建者和建设性后现代哲学的奠基人，怀特海可谓西方社会最早反思现代文明的思想先驱之一。我国著名学者鲁枢元教授认为，“怀特海本人对近代科学、现代社会的反思，使他得以在理念上结束一个时代，同时预示了一个新的时代——建设性后现代的诞生”。将这两位中西大哲放在一起进行比较研究，注定是异常艰难的事。就此而言，王锟教授毕十年之功撰写的《朱熹与怀特海哲学比较研究》一书可谓知难而上的尝试。

    面对今日世界之乱局，形形色色的撕扯、对峙以及AI的横空出世，如何走出现代性碎片化的困局，规避生命新颖性被技术扼杀的命运，我们格外需要哲学家的智慧，需要一种有机过程思维。宋明理学与过程哲学所碰撞出的智慧火花，不仅有助于我们厘清方向，不被乱花迷眼；而且在朱熹与怀特海的“相互照明”中，我们或许可以窥见未来哲学的端倪——一种既扎根传统又面向未来，既保持文化特性又具有人类视野的新哲学。篇幅所限，以下将从方法论、立意和立论三重维度分说这种“相互照明”的意义。

    一

    比较哲学是对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哲学思想进行对比、分析与交流的哲学。比较中最重要不是材料，而是处理材料时所依循的哲学见地与方法论。大体来讲，该书其实是采用了现象学还原的方法及问题导向的视角来展开的。

    一方面，作者独辟蹊径，巧妙运用现象学还原法来悬置可能的先入之见，以细腻笔触和严谨态度，将两位哲学家的思想置于各自的历史语境中。另一方面，又以问题为导向，借助当下成熟的理论分析框架，对其进行抽丝剥茧般的重新解读与审慎思考。凭借现象学还原法，从朱熹所处的传统儒家文化语境，到其思想与当时社会政治、伦理道德的紧密交织；再到怀特海身处西方哲学思潮激荡的时代，其思想如何在数理逻辑、科学革命的浪潮中孕育而生，作者都进行了细致入微的剖析。同时，作者秉持问题导向的敏锐视角，将朱熹与怀特海置于当代哲学探讨的多元场域中，诸如消费主义时代的伦理困境、人类对自然的认知与关系重塑等问题上，深入探究两位哲学家的智慧启示，挖掘其跨越时空的现实意义。

    另外，作者还践行了另一种方法论转向：“比较哲学的第三条路线。”早期的比较哲学研究更多是一种描述性或历史学的研究，目标是揭示比较对象的异同。此类比较研究要么过分强调中西哲学的差异，认为两者不可通约，要么试图用一种哲学解释移植或套用于另一种，忽视了各自的文化背景和历史语境，因而难以解释哲学思想之间的复杂关系，也无法应对全球化时代提出的新问题。为此，学者们于近年来探索出的“比较哲学的第三条路线”，就有了重要意义。“第三条路线”不否定过往研究路径，而是实现新跨越。它鼓励学者们突破传统思维定式，在保持各自特色的基础上，进行深度交流，互镜式学习、共生式融通，以寻求不同哲学思想的创造性融合。由此，它是面向实践与未来的。全球化时代背景下，这种研究路径不仅有助于深化对不同哲学传统的理解，也为不同哲学是在多元哲学共存语境中发展提供了可能。在《朱熹与怀特海哲学比较研究》中，“第三条路线”得到了成功应用，这是符合比较哲学未来走向的一步，笔者认为本书最引人入胜的地方就在于此。

    二

    立意方面，本书将相隔七个世纪、分属东西方文明的两大思想家——朱熹与怀特海——置于同一研究视域，初看似乎有违常理，实则蕴含着独到的学术洞察。朱熹的“生生哲学”在当代焕发新生，绝非思想史上的偶然。当现代性困境日益显露时，这种强调动态平衡、整体关联与生命尊严的东方智慧，恰似一剂解毒剂，帮助人类文明在工具理性狂飙中找回精神重心。而现在将怀特海过程哲学引入这场对话正是绝佳的时机。此并非虚言，朱熹的“生生哲学”与怀特海的“过程哲学”共享着对动态宇宙的根本认知，由此构成了比较研究的本体论基础，作者在书中谈到：

    通过对朱、怀二氏在概念、理论、脉络及特质方面进行全方位比较与平等对谈，以“相互照明”的方式揭示二者的差异性和相通性。同时警惕“强制阐释”，以怀特海的有机主义和过程哲学为镜子，来“朗现”朱熹的生生哲学，揭示其有机性、整体性、过程性、生命性及重德性的特质，反思和展望中西哲学对话交流的新视角、新思路。

    毫无疑问，此书在立意取向上绝非东方主义或西方主义，也绝非简单的概念比附，而是欲在跨越时空的哲学对话中，以欣赏和理解的态度，再发现和推进传统“生生哲学”与“过程哲学”中所蕴含的伟大智慧，并为当代哲学突破文明壁垒提供思想实验的合适样本。

    三

    全书内容分为导论、上下篇三部分。导论回应朱、怀二氏哲学比较何以可能的问题，上、下篇共十章，则是围绕朱、怀二氏的重要理论、概念进行对比研究。该书的比较研究的基本策略是在分头推进的基础上，一方面尊重两种哲学传统的独特性，将两位哲学家的思想置于其产生的历史语境中审视，另一方面又积极探索它们之间的共通之处，试图在深度对话中找寻互补与共鸣。

    限于篇幅有限，本文且就“理”与“永恒客体”之间的相互照明，略作分析。

    当处理“理”与“永恒客体”这对核心概念时，作者并未强行建立等价关系，而是绘制出各自在思想体系中的拓扑位置：朱熹的“理”既是万物所以然，又是道德应然，在存在论与价值论之间保持张力；怀特海的“永恒客体”作为潜在可能性，通过“摄入”过程实现具体化。这种定位分析揭示出，东西方智慧在应对“一多问题”时形成了不同的解决方案，恰似登山者从南北坡共同逼近真理之巅。具体来说，作者指出，两者都试图在变动不居的现象世界背后寻找某种恒常性，但朱熹的“理”更强调道德本体论意义，而怀特海的“永恒客体”则更具认识论色彩。朱熹的“理”是其哲学体系的核心，它既是宇宙万物的本源，又是道德价值的依据。朱熹认为，“理”是永恒不变的，它通过“气”的运作而显现为具体的事物。怀特海的“永恒客体”则是指那些在现实世界中不断重复出现的抽象形式或模式。它们不是具体的实体，而是潜在的可能性，只有在现实事件中才能得到实现。这样一来，尽管朱熹的“理”和怀特海的“永恒客体”在表述方式和侧重点上有所不同，但它们都试图在变化的现象世界中寻找某种恒常性。这种共同追求反映了东西方哲学对宇宙本质的深刻洞察，而两者的差异也为两种哲学传统的互补提供了可能：通过“理一分殊”与“永恒客体”的对话，朱熹思想中潜含的过程性维度被激活，怀特海哲学则获得了价值论的深化。由此，朱熹的“理”可以为怀特海的“永恒客体”提供道德本体论的基础，而怀特海的“永恒客体”则可以为朱熹的“理”提供认识论的补充。

    技术文明批判是本书的另一特色。在“存天理”与“创造性进展”的对话中，朱熹对“人欲”流弊的警惕与怀特海对“技术理性”的批判殊途同归。书中指出，朱子并非否定欲望本身，而是反对割裂天人关系的偏执发展；怀特海则警示技术对生命新颖性的扼杀。这种双重视角，为当代科技伦理提供了兼顾创新与节制的平衡智慧。

    作者精心设计了一座“镜厅”，让朱熹与怀特海的思想在无数镜面反射中相互照亮。它告诉我们：哲学比较的真谛不在于寻找“孰高孰低”的答案，而在对话过程中孕育新的问题意识。当现代性将人类思想推入碎片化的困境，这种整全性的哲学对话恰似一剂解毒良方。在书页中，我们不仅看到了宋明理学与过程哲学碰撞出的智慧火花，更瞥见了未来哲学的可能形态——那将是一种既扎根传统又面向未来，既保持文化特性又具有人类视野的新哲学。这或许就是本书最令人心潮澎湃之处：在对话中创造，在差异中超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