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构世界中那些难忘的“真人”

    ■张辉

    1

    让我们从安娜·卡列尼娜说起。她是我们极为熟悉的人物——以至于我们常常忘了，这其实是托尔斯泰的一个文学虚构。

    相信反复读过这部小说的你，一定难以忽视下面这些段落：

    伏伦斯基……忽然觉得必须再看她一眼。那倒不是因为她长得美，也不是因为她整个姿态所显示的风韵和妩媚，而是因为经过他身边时，她那可爱的脸上现出一种异常亲切温柔的神态……她那双深藏在浓密睫毛下的灰色眼睛，友好而关注地盯着他的脸，仿佛在辨认他似的。（托尔斯泰：《安娜·卡列尼娜》，草婴译，上海文艺出版社，2008年，第89页）

    吉娣每次看见安娜，都爱慕她，想象她总是穿着紫色衣裳，可是现在看见她穿着黑衣裳，才发现以前并没有真正领会她的全部魅力。吉娣现在看到了她这副意料不到的全新模样，才懂得了安娜不能穿紫色衣裳，她的魅力在于她这个人总是比服装更引人注目……引人注目的是她这个人：单纯、自然、雅致而充满生气。（同上，第113页）

    这是伏伦斯基第一眼见到的安娜，也是连吉娣都暗暗“爱慕”的安娜……而更重要的是，她是在每一个读者心中留下无法磨灭印象的安娜。

    托尔斯泰告诉我们，那让伏伦斯基无法移开目光的，恰恰不是安娜的风韵和妩媚。所以，电影版《安娜·卡列尼娜》中，即使是那个大美人儿女一号苏菲·玛索，也还是与“真正的安娜”并不“相像”。或者说，和苏菲·玛索一样，尽管索菲亚·罗兰、妮可·基德曼、英格丽·鲍曼们……也都是倾国倾城的美人儿，但她们却无法完美扮演更不要说成为安娜。

    正像安娜不需要依靠服装来显示自己的魅力乃至魔力，她的美也完全不依赖于任何外在装饰。因此，那场舞会上，她没有穿吉娣猜想中的华贵紫袍，而是以一袭朴素的黑衣裳在整个上流社会的交际场中卓尔不群。当然，这并不是说，她完全没有寻常女性的那些日常所有和异性特征。托尔斯泰其实还是无法不写到她的行头和身体，只是他并无意给出照相式的“写真”。我们也甚至并不确切知道她的长相究竟如何。托翁强调的是安娜无可争议的迷人，但也更提醒我们注意这“迷人之中包含着一种极其残酷的东西”：

    安娜穿着朴素的黑衣裳是迷人的，她那双带着手镯的丰满的胳膊是迷人的，她那挂着一串珍珠的脖子是迷人的，她那蓬松的卷发是迷人的，她那生气勃勃的美丽的脸是迷人的，但在她的迷人之中包含着一种极其残酷的东西。（同上，第120页）

    安娜，是一个非常普通的名字，但这个托尔斯泰笔下的安娜却是一个非同寻常的女性。是的，她有一双俄罗斯人“深藏在浓密睫毛下的灰色眼睛”，但这一笔精确“工笔写生”所呈现的她的外在特征却远不是最重要的。当然，她有“丰满的胳膊”“生气勃勃的美丽的脸”，但这或许也不是我们真正记住她的根本原因。更不要说，她迷人，但却包含着“一种极其残酷的东西”，这个我们无法用逻辑、用理性解释清楚的事实了。

    我们像吉娣一样，想象她可能会穿着紫衣裳出现在大家的面前，但她穿的却是一件让我们出乎意料的黑衣裳。她无限接近我们的生活与生命体验，但她又从不可能与任何一个他人画上等号。她是一个小说中的、虚构世界中的存在，她又始终是一个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存在。

    她不是一个“真实”的存在，但她却比任何一个名叫安娜的女人给我们留下了更为深刻而长久的记忆。

    她来自这个你我也在其中的世界，但她又绝不只属于你我托身的这个现实世界而已。用意大利作家和哲学家翁贝托·埃科在他的《米兰讲稿》中的说法就是，认为“安娜·卡列尼娜卧轨自杀”为真，和认为“希特勒死在柏林的地堡里”为真，其实并不是一回事。因为，安娜是“可能世界”中的人，而希特勒则完全是一个现实世界中的人。（翁贝托·埃科：《米兰讲稿》，文铮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24年，第150页）

    2

    说到底，阅读并欣赏文学作品的一个重要意义，就在于让我们超越现实世界和有限生命的限制，超越语言、文化、种族和阶级的圈层，去“结识”更多的“人”——“真实的人”。并且，通过熟悉和了解这些悖论性地存在于虚构世界中的“真人”，拓展我们对生活、对人生、对人性之认识和理解的深度与广度。

    即使我们是一个现代人，我们也可以结识阿基琉斯、俄狄浦斯王、美狄亚，甚至诺亚和他的儿子——含、闪和雅弗，以及闪的后代亚伯拉罕……只要我们去读一读希腊史诗和悲剧，读一读《旧约·创世记》。

    即使我们是中国人，甚至还没有机会出过国门，我们也可以与德国大作家歌德诗剧中的浮士德、甘泪卿跨越空间相识，和狄更斯小说中的大卫·科波菲尔、匹克威克，一起体验19世纪的伦敦市民生活，或者到一趟法国，感受《红与黑》中于连的痛苦，体验《巴马修道院》里法布里奇奥水深火热的爱情。

    如果觉得结识日常生活中的人物还不够，你甚至可以翻开拉伯雷的《巨人传》，看看“大胃王”庞大固埃是如何“享受”美食的，而他的父王高康大又有着怎样令人吃惊的出身。或者，在夜深人静的时候看完一集Net⁃fix改编的《百年孤独》，再返过去细读一遍马尔克斯的同名小说，与远在南美马孔多（一个虚构小镇）的布恩迪亚对话。当然，如果还不够，你还想探究机器人而不仅是人的“生活”，也不妨找来阿西莫夫的《我，机器人》或麦克尤恩的《像我一样的机器》过个瘾。

    进而，要是你对某类特殊人群——比如间谍——感兴趣，英国国民级作家勒卡雷所塑造的史迈利一定不要忘记认识一下。而如果喜欢侦探，除了看《福尔摩斯探案集》，也请不要忽视阿加莎·克里斯蒂，既不能不知道阿婆笔下的比利时大胡子波洛，也不要忽视他的另一位女性同行——马普尔小姐，或许她还更接近阿婆本人。

    无疑，海量的阅读会让你知道数不胜数的文学人物，不过，最终你或许会对其中的某些人格外关注。这甚至不是由于你的阅读时间毕竟有限，而是因为你更加期望通过互相关联的人物，建立起你自己的文学世界：一个你自己的“马孔多”、你自己的“鲁镇”（鲁迅）和“凤凰”（沈从文）、你自己的“约克纳帕塔法县”（福克纳）。

    比如，当你再一次乃至第三次、第四次阅读《安娜·卡列尼娜》时，你不仅会将她与托尔斯泰作品中的其他人物，比如《复活》中的玛丝洛娃，又比如《战争与和平》中的娜塔莎等女性形象联系起来，你甚至会将她与其他作家作品的更多可以对照的人物联系起来。这个时候，语种、国别以及文化的限制就会又一次被打破。那些不同却具有内在关联、甚至构成“镜像”的人物成为我们在更大范围内集中关注的中心。

    这里，我联想到的是三组人物。首先是安娜和福楼拜《包法利夫人》中的爱玛；其次是堂吉诃德与哈姆雷特；第三则是卡夫卡《变形记》中变成了甲虫的格里高尔·萨姆沙和加缪《局外人》中的默尔索。第一组的时间段为19世纪，第二组是文艺复兴，第三组则离我们更近，已经进入20世纪、进入文学史意义上的现代主义时期。也就是说，我们试图用这三组人物，抽样讨论一下文艺复兴直至现代以来，几位伟大的作者是如何在现代性的背景下呈现他们对于人、对于人性具体而又生动的思考的。

    先说第一组人物：安娜·卡列尼娜和爱玛·包法利。就我个人有限的阅读经验而言，《安娜·卡列尼娜》和《包法利夫人》，的确是帮助我们理解人类（而不仅仅是女性）生存处境——尤其是现代处境的最好文学范本。纳博科夫针对福楼拜小说所说的下面这段话，在我看来，同样适用于《安娜·卡列尼娜》：“小说表现的是人类命运的精妙微积分，不是社会环境的加减乘除。”（纳博科夫：《文学讲稿》，申慧辉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8年，第145页）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两部小说直接以主人公的名字命名，也是不该忽视的因素。个人的命运，其实无妨看着人类命运的一种具体体现、一种凝练。

    其实，我在前面特别写上两位女性的全名，即既包括她们的名，也包括她们的夫姓，也是与这两位女性主人公——两位命运多舛的妻子——的生命故事密切相关的。

    如果细读《俄罗斯文学讲稿》讨论我们通常所说的《安娜·卡列尼娜》的那一部分，我们就会发现，中文译文用的是《安娜·卡列宁》这个书名。这显然是基于纳博科夫在该书以英文版出版时所作的特殊说明：“译者普遍感到女主人公名字的翻译是个棘手的问题。在俄语中，当指一位女士时，姓氏的结尾如果是辅音就要求加一个‘a’……但是只有在指舞台女演员时，才应该在英语里使这一俄语姓氏女性化……译者在写‘卡列尼娜’时，会发现他们不得不称安娜的丈夫为‘卡列尼娜先生’，这就跟称玛利亚勋爵夫人的丈夫为‘玛丽亚勋爵’一样荒唐。”（《俄罗斯文学讲稿》，丁骏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8年，第165页页下注）

    我们之所以要重视这个看起来无关紧要的注释，是因为，无论是安娜也好，还是爱玛也好，她们的命运乃至她们的死亡，都与她们“下嫁”给了一个并不真正喜欢的丈夫有直接关系。从隐喻的意义上说，是她们的名所代表的“自我”，与她们的丈夫之姓氏所代表的一切既定社会规训所发生的冲突，才造成了整个悲剧的发生。或许也正因为此，福楼拜并没有将他的这部非常耐读的小说，径自命名为《爱玛》——尽管并不是不能，奥斯汀的有一部小说不就叫这个书名嘛——而恰恰强调了她作为小市民之妻的现实。注意：不是爱玛，而是包法利夫人。

    这不是小题大做。尽管安娜与卡列宁一样出身贵族，而爱玛不过是一个富裕农民的女儿；尽管在个性上两人也并不可以相提并论；尽管一个在外省，一个穿梭于圣彼得堡和莫斯科之间；甚至就故事的讲法而言，如纳博科夫所说：“在《安娜·卡列尼（娜）》中，如果想找到福楼拜那种人物间微妙的起承转合恐怕是徒劳的”；但是，有一点却是共同的：与丈夫结婚并最终“背叛”乃至离开，这样的情节主干，事实上都是有寓意的。（纳博科夫语，参看同上，第176页；第171页）至少，不只是讲述两个不幸的婚姻故事而已。

    这让我记起了学生时代所读的杨周翰等先生主编的《欧洲文学史》。关于《包法利夫人》的部分，书中这样写道：“结婚时，由于对丈夫包法利医生的平庸和整个外省的庸俗、狭隘、丑恶的市民生活不满，她向往上流社会，和当地的小地主私通，继而又和一个律师的秘书发生关系，终至负债累累，服毒自尽。”另一段关于《安娜·卡列尼娜》：“贵族妇女安娜，她由于对她的丈夫、大官僚卡列宁不满，爱上花花公子渥伦斯基（辉按：即伏伦斯基），并和他同居，她的行为遭到贵族社会的鄙弃，后来又受到渥伦斯基的冷遇，终于在痛苦和绝望中卧轨自杀。”（杨周翰等主编，《欧洲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第145页；第350页）

    很显然，两个故事并不相同。不过，即使如此，如果尝试忽视表面的诸多差异，而在更高的意义上关心二者的共通主题，我们或许就不难下这样的判断：这两部书，恰恰是为在挣扎中渴望自由和解放的两个浪漫却不幸的生命，所写下的小说体挽歌。

    如一切无法容忍平庸生活的自由灵魂一样，她们在苦苦挣扎失败之后，在遭遇致命的欺骗之后，选择了以自戕结束一切。而她们的道德污点，乃至她们的感情用事，却很容易让人们将她们的死理解为一种自我毁灭、罪有应得。似乎只要她们选择做一个良家妇女，安于做一个“幸福的”卡列宁夫人，或满足于做一个安分的永镇“小布尔乔亚”，就会万事大吉、风平浪静。然而，她们没有，她们不仅都对人们习以为常的生活方式提出了质疑，而且以自己的行动对资本主义制度和冷冰冰的社会伦理提出了挑战。

    究竟如何理解她们的悲剧结局？ 我们所知道的是，托尔斯泰表现得深藏不露，以引述《新约全书·罗马人书》作为题辞的方式，将判断权交给了上帝：“申冤在我，我必报应。”而福楼拜则比托尔斯泰要坦白得多，所以他敢于公开声称“我就是包法利夫人”！ 以此表达他的哀婉、控诉，以及他对爱玛的同情与认同。

    我们呢？我们将如何做出自己的判断？每次重读这两部小说，让我最难以平静的，常常不是两位作者对安娜卧轨和爱玛服毒的直接描写，而是她们死后发生的事情。尤其是故事的结尾。这是貌似归于平静的永镇：

    自从包法利死了以来，一连有三个医生在永镇开业，但是经不起郝麦拼命排挤，没有一个站住了脚。他的主顾多得不得了。当道宽容他，舆论保护他。

    他新近得到十字勋章。（福楼拜：《包法利夫人》，李健吾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第357页）

    3

    这是故事中的另一个男主角——列文絮絮叨叨的独白：

    我依旧会对车夫伊凡发脾气，依旧会同人吵架，依旧会不得体地发表意见，依旧会在我心灵最奥秘的地方同别人隔着一道鸿沟，甚至同我的妻子也不例外，依旧会因自己的恐惧而责备她，并因此感到后悔，我的智慧依旧无法理解，我为什么要祷告，但我依旧会祷告——不过，现在我的生活，我的整个生活，不管遇到什么情况，每分钟不但不会像以前那样空虚，而且有权使生活具有明确的善的含义。（《安娜·卡列尼娜》，同上，第1085页）

    我固然毫无疑问会关心列文所说的“明确的善的含义”，但我更永远难忘的，则是托尔斯泰一而再再而三使用的“依旧”这个词。

    4

    这让我想到了另两个文学人物：堂吉诃德与哈姆雷特。

    如果做最简单的类比，我们或许也可以把堂吉诃德与安娜和爱玛归于一类人吧。他（她）们都是行动派，夸张一点甚至可以说是行动大于语言的人。他们也都是理性主义者，都不满足于固化的生活，不满足于将他人给定的“规范”作为自己生命存在的意义。爱玛和她的西班牙“同道”，甚至还更有相似性——尽管只是相似性。最起码两人对于外部世界和超越常规生活的追求，都与她（他）们的文学阅读不无干系，所不同的只是，爱玛在修道院寄宿学校里读的是浪漫主义作品，而堂吉诃德则海量阅读了骑士小说。

    而哈姆雷特呢？ 不能不说，这位丹麦王子与两位“行动派”女性，恰恰形成了对照，尤其是与堂吉诃德形成了鲜明对照。在我们的印象中，对哈姆雷特而言，To be or not to be始终是个问题。犹犹豫豫，思前想后而难以做出决断，体现了他的深思与理性，他的彻底的怀疑主义，却也使他成为一个思想的“巨人”、行动的“矮子”。

    关于堂吉诃德与哈姆雷特所代表的不同精神类型，钱理群教授曾写过《丰富的痛苦——堂吉诃德与哈姆雷特东移》（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再版）一书加以系统讨论，关心这一问题的读者一定曾经认真阅读过。重读这本极富启示的书，我越来越觉得，钱老师的了不起之处在于，他让我们强烈意识到了哈姆雷特气和堂吉诃德气在中国知识人精神生命中的“对立、渗透与消长起伏”。（同上，初版后记，第307页）他是这样说的：“哈姆雷特精神的被压抑、扼杀，从而形成了我们精神发展的畸形状态；以及在新时期到来之后，哈姆雷特精神在唤醒后又不断受到威胁，堂吉诃德精神在遭到质疑后又不断被呼唤——这一切，构成了我们这一代人——20世纪五六十年代成长起来的，新中国的第一代知识分子精神史的一个重要侧面。”（同上，第308页）

    可以补充的是，钱老师的上述判断，不仅适用于他们那一代人。这两种精神类型的分野，不仅可以帮助我们理解现代中国知识人——如钱老师书中所讨论的鲁迅、瞿秋白……穆旦——徘徊于理想主义与怀疑主义之间的困境，而且二者之间的此消彼长，甚至可以认为是一种世界性的现象——他与海涅有关，与莱辛有关，与屠格涅夫有关，也与“别（别林斯基）车（车尔尼雪夫斯基）杜（杜勃留波夫）”有关。

    早在1838年《哈姆雷特》在俄国公演时，著名批评家别林斯基曾说过下面这段话：

    汉姆莱脱（哈姆莱特）……你懂得这个字眼的意义吗？ ——它伟大而又深刻：这是人生，这是人，这是你，这是我，这是我们每个人，或多或少，在那崇高或是可笑、但总是可悯又可悲的意义上……其次，《汉姆莱脱》是那位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全体人类所加冕的戏剧诗人之王的灿烂王冠上面的一颗最光辉的金刚钻。（《别林斯基选集》［第一卷］，上海译文出版社，满涛译，1979年，第442页）

    别林斯基这是在褒扬莎士比亚，尤其是他创造的角色：哈姆雷特——这个虚拟世界中的真实人物，对我们认识人生、认识人所具有的意义。事实上，就小说史而言，塞万提斯所塑造的堂吉诃德也当得起与莎士比亚同样的赞语。因为，在精神史的意义上，正像钱理群所说的那样，无论在哈姆雷特还是堂吉诃德身上，我们都能看到“这是你，这是我，这是我们每个人”的影子。而只有将两个角色联系起来，我们才能看得更全面、更准确也更深入。

    犹太裔批评家、文学史家奥尔巴赫在他的代表作《摹仿论》中曾这样将堂吉诃德与哈姆雷特关联起来：“在我所知道的黄金时代的西班牙作家中，塞万提斯无疑属于其人物多少还展现出疑难问题的作家。只要将堂吉诃德那仅仅是误入歧途、很容易解释、最终可以治愈的疯傻与哈姆雷特那彻底的、具有多种意义上、无法治愈的对世界的怀疑对比一下，就足以辨别出这一区别。”（奥尔巴赫：《摹仿论》，商务印书馆，吴绶麟等译，2018年，第394页）

    无论我们是否同意奥尔巴赫的上述判断，有两点至少是确定的。其一，像我们正在做的一样，我们需要将堂吉诃德与哈姆雷特联系起来加以讨论。其二，这两个需要相互对照的“真人”，事实上具有一个共同精神特征：疯傻。

    实际上，从超出日常生活、超出常规的意义上来说，安娜和爱玛又何尝不疯傻——“聪明人”所无法获得的疯傻。

    5

    而说到疯傻，说到非理性的人与非理性的世界。我想，《变形记》和《局外人》无疑是不可多得的文本。读读这两部现代主义小说吧，格里高尔·萨姆沙和默尔索的所思、所感、所为，肯定能够更好地帮助我们了解现代生活究竟出现了什么问题、现代人又究竟出了什么问题。

    加缪的《局外人》是这样开头的：

    今天，妈妈死了。也许是昨天，我搞不清。我收到养老院的一封电报：“令堂去世。明日葬礼。特致慰唁。”它说的不清楚，也许是昨天死的。（《局外人》，柳鸣九译，见《加缪全集［小说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3页）

    无独有偶，卡夫卡的《变形记》是这样开头的：

    一天早晨，格里高尔·萨姆沙从不安的睡梦中醒来，发现自己在床上变成了一只巨大的甲虫。他仰卧着，那坚硬得像铁甲一样的背贴着床，他稍稍一抬头，便看见自己那穹顶似的肚子分成了多块弧形的硬片，被子在肚子尖上几乎待不住了，眼看就要完全落下。比起偌大的身躯来，他那许多只腿真是细得可怜，都在他眼前无可奈何地舞动着。

    “我出了什么事啦？”他想。这可不是梦。（《变形记》，叶廷芳译，见《卡夫卡全集［第一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24页）

    即使仅仅阅读这短短几行文字，我们也已感到了蹊跷。令人异常不安的蹊跷。不只因为人忽然之间没有缘由地异化成了虫，也不只是因为一个儿子对母亲去世的消息是如此漠然。更重要的问题在于，这些文字以狄更斯、福楼拜式的清晰而确定的文字，呈现的却是一个高度不确定的、莫衷一是的“现实”。既是完全陌生的自我，也是完全陌生的外部世界，自我与自我之间，自我与外部世界之间，似乎陡然失去了因果关系。

    反差之大，超乎想象。难怪格里高尔·萨姆沙要自问：“我出了什么事啦？”而且，要确认一下：“这可（绝）不是梦。”（括号中是另外一个译本的句式）

    极端说来，那如堂吉诃德、哈姆雷特以及安娜、爱玛那样的文艺复兴的自我、19世纪的自我，已经悄然消失，至少已难以捉摸。

    这是另外一种虚构世界中的“真人”，失去了主体性的“真人”。这些人，是如此贴合我们在现代社会中的个体感觉，但却是碎片化的感觉。这些人，以一种反真实，影射了我们的“去自我”的真实。

    不错，卡夫卡是在这里讲述格里高尔·萨姆沙的事情，但是，我们听起来，却好像幻听到了《在流刑营》开头的那句话：“这是一台独特的装置（又译“这是一台独特的机器”）。”

    而默尔索，则有一个更加让我们对自我、对主体是否真正存在表示怀疑的书名——《局外人》。局外人：不仅在世界之外，而且在主体之外。

    对已经进入AI时代的我们来说，这一切恰恰不是更难理解，而是更加感同身受了吧？

    卡夫卡、加缪……他们到底是在一百年前给出了惊人预言，还是对“后人类”的出现做出了天才警示？抑或二者兼而有之？

    6

    记得很多年以前，巴金先生翻译过一本别具一格的书：德国作家洛克尔的《六人》。（中译本初版于1949年；目前有三联书店1984年版，不妨参看）

    那本书以六个文学人物——即浮士德、唐璜；哈姆雷特、堂吉诃德；梅达尔都斯和冯·阿夫特尔丁根——为代表，分别展现了六个不同的人生路向。关于六个人的六条路，有网友概括如下：浮士德的路，是书斋生活探索人生之路；唐璜的路，是纵欲生活中享乐人生的路；哈姆雷特的路，是因疑惑制约生命力之路；堂吉诃德的路，是勇敢行动却缺乏心灵指引之路；梅达尔都斯的路，是一条始终只想着自己，反而毁了自己之路；冯·阿夫特尔丁根的路，他完全牺牲自我，却也无力救助众人之路。

    不知道各位读者对洛克尔的上述概括有什么看法？对我的这次更为简单的三组人物素描又有什么高见？

    请原谅我的挂一漏万，也请在你们的阅读中建立起属于自己的、更为丰富立体的文学人物群像图谱。如我们在这篇小文的开头所说，建立与虚构世界中那些“真人”的联系，正是为了拓展我们对生活、对人生、对人性之认识和理解的深度与广度。

    让我们再次一起重新开始吧！

    （2024年-2025年春数易其稿于学思堂灯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