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走于中国历史上的西部

    ■段小强

    中国西部是古代中西文明交流最重要的通道，绿洲丝绸之路、草原丝绸之路、西南丝绸之路等古代交通路线都与中国西部关系密切。丝绸之路的繁荣，使得中国古代文明向西传播，促进了西域社会的进步，为中华文明的传播做出了重大贡献。西方文明亦通过丝绸之路进入古代中国，也促进了中华文明的发展，为中国古代社会的演变注入新的活力。而丝绸之路西行文献则扮演了这两大文明的传承者和弘扬者的角色。西行文献产生于中国古代不同历史时期，出自不同的群体，人们沿着古丝绸之路自东向西或自西向东考察之后，留下大量行记文字，而这些文献是研究中国古代中西交通、西部历史文化和社会变迁的珍贵资料。

    《中国西行文献丛书》已经整理、刊印了两辑，整理公布了大量的资料，在学界引起了很好的反响，方便了学界对中国西部历史文化的研究，《中国西行文献丛书（第三辑）》也应运而生。本辑共收录西行文献五十卷、三百余种，主要集中于清代以及民国时期的行记文献。所收录的文献突破了西北地区，亦涉及大量西南地区的文献，如唐人樊绰所著《蛮书》、宋人范成大所著《吴船录》均属于记载云南、四川等西南地区的历史文献。所收录的文献类型较多，有游记、诗文集、调查报告、考古勘察、杂记、随笔、图谱、日记等。所收录的文献内容也极为丰富，涉及西部政治、经济、文化、道路、交通、山川、河流、风俗、物产等。

    一

    本辑收录的第一部文献，是学界所熟知的《穆天子传》。《穆天子传》作为一部西晋初年的出土文献，虽然有一些荒诞的记载，但仍然被学者看作是中国现存最早的一部游记，当然也是一部西行记。自这部文献被发现之后，就受到中国历代学人的关注，从郭璞、荀勖、洪颐煊到孙怡让、王国维、顾颉刚、岑仲勉等学者，都曾对这部文献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学界尤其对于文献中的主人公周穆王西行的路线作了详细的考证，甚至有学者将周穆王西征与东返的路线定名为“先秦丝绸之路”，穆王西行路线包含了“丝绸之路青海道”“丝绸之路大海道”“走廊南山道”“草原丝绸之路”等，因此，《穆天子传》为我们了解先秦时期的中国西部提供了较为重要的史料。

    另外，本辑收录较早期的一篇文献为唐德宗时期的使者刘元鼎所著的《使吐蕃经见纪略》。这篇文献在新旧《唐书·吐蕃传》中有收录，对于刘元鼎入蕃的路线有比较明确的记载，展现了河陇地区沟通中原与吐蕃之间的路线图。

    本辑收录宋元西行文献六部，分别是宋人李远《青唐录》（亦称《青塘录》）、郑刚中《西征道里记》、张德辉《边堠纪行》（又名《塞北纪行》）、彭大雅《黑鞑事略》、范成大《吴船录》，以及元人纳新《河朔访古记》。这六部文献均为亲历所作，著者或为军人，或为使者，他们将自己亲见亲闻之事记载下来，对于我们研究宋元时期的蒙古族、维吾尔族、回族的历史具有重要价值。尤其是元人纳新在至正二十三年（1363）完成的《河朔访古记》具有极为重要的史料价值。作者在元顺帝至正时期，从浙江出发，渡过淮河，在黄河流域和北方各地寻访古迹、凭吊山川人物，考订宋金疆场，尤其注重对古代城郭、宫苑、寺观、陵墓等遗迹的考察，并搜求古刻名碑，对著者加以考订，撰成这部在中国考古学史上非常重要的著作。

    本辑亦收录了较多关于西南地区的行记文献，主要集中于四川、云南、贵州等地。如明代著名文士杨慎在嘉靖三年（1524）因上疏议大礼，被削籍谪戍云南永昌卫（今云南保山），后客死云南戍所。在谪戍云南的三十多年间，杨慎数次往返川滇之间，自云“鬓毛尽向风尘白，往复滇云十四回”，故作《滇程记》。《滇程记》是第一部系统记载云南交通路线、途程的文献，是研究云南交通历史、边疆民族历史地理的重要史料。《滇程记》对于西南地区的古代交通路线有较多的著录，例如其对入滇道路各省的里程作了统计：“自公安至偏桥二十五驿，一百四十九亭，一千四百九十里……自兴隆至亦资孔凡十五驿，一百二十亭，一千二百里……自亦资孔达永昌，凡二十四驿，一百五十六亭，一千五百六十里。”与此相类似的西南行记文献，本辑收录多达百余种，为研究西南地区的历史提供了详实的资料。

    本辑所收录的清人西行文献较多。清代，“西北史地学”兴起，出现了一大批代表性学者。西北史地学的研究以清代乾嘉时期的祁韵士、松筠等人为发端，他们均为谪戍新疆的官员，在“信今而证古”“不作无用之书”这种原则的指导下，撰述了大量西行著作。山西寿阳人祁韵士所著《万里行程记》是作者西行新疆伊犁途中，随手疏记，编缀而成，内容涉及山川、城堡、名胜、古迹、人物、风俗等内容，如作者所言：“西戍之役，余以乙丑二月十八日自京师启行，阅两六月，至七月十七日始抵伊江。时经一百七十余日，路经一万七百余里，所见山川、城堡、名胜、古迹、人物、风俗及塞外烟墩、沙迹一切可异可怖之状，无不周览遍历，系于心目。每憩息旅舍，随手疏记，投行箧中。时日既久，积累遂多，亦自不复记忆矣。抵戍后，暇日无事，或愁风苦雨，独坐无聊，偶检零缣碎片集而省阅，以寄情怀，略加编缀，遂尔成篇。”由此可见作者之用心。清人洪亮吉亦为西北史学派的核心人物，这位榜眼出身的著名考据学家因痛斥时政流弊，被遣戍伊犁，为后人留下了大量珍贵的西行文献，本辑收录其著作九种，分别是《昆仑山释》《西海释》《天山赞》《瀚海赞》《冰山赞》《净海赞》《百日赐还记》《冰天雪窖词》《万里荷戈集》，多为诗文之作。从其诗文我们可以体会到作者所拥有的爱国情怀，且将这种情怀寄于新疆的山川风物，他对昆仑山、天山、瀚海等有非常精到的阐述。

    民国时人的西行文献较多，内容极为庞杂，几乎占据全书的五分之三。民国时期，无论是中央政府，还是地方官员与文士、学者，对于西北的了解进一步深入。另外在当时东方学研究热潮之下，大量的西方探险家、考古工作者陆续进入西部考察，亦有相关的西行著作问世。这一时期对西部进行考察的交通工具也有了较大的进步。本辑所收录的民国西行文献主要分为三类：第一类为游记，如蒋维乔《五台山游纪》《西岳华山纪游》，康耀辰《华山游记》、于右任《太白山纪游歌》、张恨水《西游小记》、萧梅性《兰州导游》、吴怀天《西游记》等，数量巨多，内容主要以诗文为主。第二类为考古报告或者调查报告，如瑞典考古学家安特生《甘肃考古记》。第三类，主要是一部分官员的考察、视察报告，具有很强的时政性。

    二

    《中国西行文献丛书（第三辑）》为学界研究西北地区的历史文化带来极大便利。如宋代统治方域有限，所以对河湟地区的了解较少，而宋人李远《青唐录》为此提供了丰富的资料。《青唐录》记述了河湟吐蕃的政治、经济、文化、山川、地理、风土等情况，尤其记述了唃厮啰政权首府青唐城、西青唐寺和其他地方的佛教概况，弥足珍贵，是研究唃厮啰政权的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的重要史料。

    “文不游不能奇，诗不游亦不能奇”，《中国西行文献丛书（第三辑）》整理、收录的古代西行文献有大量的诗集、文集，包括一些游记散文，是中国古代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如《穆天子传》很长一段时期都被当作是一篇文学体裁的作品。自《穆天子传》之后，西行记作为一种专门记录西北旅行的文学体式开始大规模发展。到明清时期，西行记成为融合诗歌、散文、小说、游记于一体即史即文的文学体裁。尤其是清代乾嘉之后，出现了纪昀、松筠、祁韵士、洪亮吉、林则徐、曹麟开、史善长、徐松、张澍等西行文学诗文大家，他们出入于塞草边风，辗转于大漠戈壁，“历前人未历之境”，眼界大开。西北的壮丽山河和悠久文化也激发了他们的创作热情，催生了许多思想新颖、感情真挚、风格多样的诗文作品。本辑所收录的卢见曾《雅雨山人出塞集》、和宁《甘州歌》《蝼蚁赋》、洪亮吉《瀚海歌》《昆仑山释》《天山赞》《瀚海赞》《万里荷戈集》、曹麟开《塞上竹枝词》《八景诗》、铁保《玉门诗抄》等，都具有重要的文学价值和审美价值。

    而《中国西行文献丛书（第三辑）》亦整理收录了大量的调查报告、考古报告、日记等文献，为中国西部考古以及社会风俗、地理变迁等的研究提供了珍贵的材料。如伯希和《敦煌石室访书记》《中国西域探险报告书》、法国色伽兰《中国西部考古记》等，在本辑中有整理收录。而中国学者罗振玉《流沙访古记》、王重民《敦煌文物被盗记》、陈希夷《万佛峡访古记》等在本辑中亦有收录，为研究丝绸之路史和敦煌学提供了弥足珍贵的资料。

    另外，本辑收录了大量有关西部民俗、风物等的文献，如达乌德《驼夫行》、车臣《记塔尔寺庙会》、渤生《西乡风土谈》、葛赤峰《藏边采风记》、梁掌卿《库伦旅行日记》、袁应麟《塔尔寺巡礼》等，为研究民国时期的西部婚丧嫁娶、衣食住行、教育医疗、乡俗礼仪等论题提供了较为重要的资料。

    中国西部自古以来民族成分复杂，是多民族聚居的重要区域，并且有许多跨国、跨界民族。《中国西行文献丛书（第三辑）》收录了大量有关少数民族历史文化的文献，这些文献属于“三交史”研究的重要资料，也是构筑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文献。本辑所收录的民族类文献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出使或视察的相关见闻记载，如唐代刘元鼎《使吐蕃经见纪略》，宋人李远《黑鞑事略》，清人锡珍《奉使喀尔喀纪程草》、冯有真《新疆视察记》、春群《库恰间军事调查报告》等；第二类——主要是一些调查报告，如吴禄贞《东四盟蒙古实纪》、马鹤天《西北考察记·青海篇》（又名《青海考察记》）、庄泽宣《西北考察后的感想》、暨南大学西北教育考察团《西北教育考察报告书》等；第三类——主要是一些游记、行记等，如郑国翰《四王子府游记》、徐旭生《徐旭生西游日记》、葛赤峰《藏边采风记》、王世睿《进藏纪程》、傅樵斧《松潘游纪》，以及俄国人拔杜耶甫《西部蒙古游历谈》，日本人青木文教《西藏游记》、曲木藏尧《西南夷族考察记》等。这些文献对于清代、民国时期西部不同地区的社会风俗、日常生活等着墨较多，为民族学的研究提供了较好的史料和视角。

    （本文据《中国西行文献丛书（第三辑）·序三》删节整理而成，作者系西北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