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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登科
一、引言
清代苏州版画以木版画为主，以太平天国运动为界，清中期以前的作品被称为“姑苏版”“苏州版”“康乾苏州版”“阊门姑苏版”“洋风姑苏版”等，清晚期的作品被称为“苏州版画”“苏州桃花坞年画”或“苏州桃花坞木版年画”。清初至清中期，一方面延续明代经卷、书籍插图，结合文人画传统，形成独幅、联幅的版画；另一方面吸收了铜版画的技艺，产生了一批西洋风格的木版画。苏州版画的概念曾被中外学者多次提及，苏州版画也被简称为“苏州版”。比如《中国版画史概观》中黑田源次论文通篇用“苏州版”一词；1988年《中国古代版画展》画册中，收录了成濑不二雄《试论苏州版画》，文中认为：“苏州版画即产生于苏州城北部桃花坞的一种民众艺术”；1992年，喜多祐士发表了《苏州版画：中国年画の源流》；1995年，青木茂、小林宏光编著了《“中国の洋风画”展——明末から清时代の絵画·版画·挿絵本》，文章说：“我们从前一般认为苏州版画是在西洋铜版画影响之下创作的，但苏州版画是在桃花坞制作的印刷品、版画类的统称。”2016年，中国台湾学者王正华总结的比较准确：“日本明治维新之后，对于自己传统中与欧洲有关的文化元素相当注重，关于‘兰学’与‘兰画’的研究随之兴起，苏州版画在此时也被视为日本传统中与欧洲有关的一部分。”苏州版画的概念，无形中是中外学者共同使用频次最高的概念之一。
二、国外学者“东物西传”的研究视角
清代苏州版画的研究可以追溯到日本学者黑田源次（1886－1957年）。1932年黑田源次出版了《中国版画史概观》，文中明确提出“姑苏版”“苏州版画”等概念，用来指示清代初年至清中期苏州地区产生的一批版画。这批版画在黑田源次看来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深受西洋绘画的影响，比如“远近视法”和“阴影法”在画面中的应用；二是版画尺幅较大，与一般木版画、铜版画相比都具有尺幅优势；三是这些版画原本应该在中国各地盛行，现在中国已经基本不存，但是日本民众则以中华文物爱护之。黑田源次的观点非常耐人寻味，他关注苏州版画的点是，为什么中国人（尤其是中国文人士大夫）“多所不齿”的一种艺术，在中国也基本绝迹的一类作品，在日本保留那么多？为什么中日两国的民众对同一类作品会有完全不一样的态度？黑田源次认为保留那么多苏州版画是“好事者”所为，他对中国文人阶层对苏州版画的态度也有一种合理的推测。虽然不清楚黑田源次对苏州版画的兴趣缘起，但是他对苏州版画的关注，引发了日本、中国，乃至后来的欧美学界对这批苏州版画的持续研究。
黑田源次的学术研究一直围绕着一个视角，即西方艺术如何对日本产生影响，这代表了20世纪90年代之前绝大部分日本学者的研究视角。黑田源次关注清代初、中期的苏州版画，应该跟这批作品受西方绘画影响，同时又对日本艺术产生了影响有关。早在1924年黑田源次就完成了《受到西方影响的日本画》一书，其核心的学术研究视角是探索西方对日本艺术传播、影响的路径。1942年日本版画家小野忠重的《中国版画丛考》，20世纪60年代樋口弘的《中国版画集成》，1984年冈泰正等编著的《眼镜絵と东海道五拾三次展—西洋の影响をうけた浮世絵：特别展》，1988年成濑不二雄在《中国古代版画展》画册中的专门探讨苏州版画的文章等，基本都是从西方绘画对苏州版画的影响角度展开。一直到1995年，日本学者还多数持此观点，比如青木茂、小林宏光编，《“中国の洋风画”展—明末から清时代の絵画·版画·挿絵本》的文章中说：“我们从前一般认为苏州版画是在西洋铜版画影响之下创作的，但苏州版画是在桃花坞制作的印刷品、版画类的统称。……苏州版画为什么这么有名？ 因为它是在中国版画史上罕见的高超技术来创作的大型版画，而且把正确抓住的从西方铜版画里得到的意象融入到传统的中国画主题当中。”对于日本学界的这一倾向，中国台湾学者王正华总结的比较准确：“日本明治维新之后，对于自己传统中与欧洲有关的文化元素相当注重，关于‘兰学’与‘兰画’的研究随之兴起，苏州版画在此时也被视为日本传统中与欧洲有关的一部分”。当然，也有一些能够超脱于时代的学者，其中古原宏伸1973年的文章《栈道积雪図の二三の问题—苏州版画の构図法》，能够从构图方法来切入，并与清代宫廷绘画进行比较，在当时算是比较有前瞻性的研究。日本学者对苏州版画研究的转变主要是在20世纪90年代之后，比如1992年喜多祐士《苏州版画：中国年画の源流》，1995年横地清《远近法で见る浮世絵：政信·応挙から江汉·広重まで》，这些学者逐渐开始关注苏州版画的产生、传播，以及对日本浮世绘的影响。
相较于日本学者而言，欧美学者更关注清代苏州版画流传到欧美的传播路径和应用场景。德国学者Friederike Wappenschmidt在1989年发表的文章《墙面的风景：东印度公司与中国通景贴落画的西传》（Chinesische Tapeten für Europa:Vom Rollbild zur Bildtapete），英国学者John L.Nevinson1967年的文章Origin and Early History of the Fashion Plate，英国学者Francoise Teynac, Pierre Nolot等编著的Wallpaper—A History，这些文章聚焦的是作为墙纸的苏州版画，研究其类型和流传范围。也有不少欧美学者从社会学的角度探讨清代艺术家创作与生活的方式，认为艺术家参与到书籍插图、独幅版画的创作是生存的一种手段，这方面代表性的著作有高居翰（Cahill, James）1994年发表的英文版《画家生涯：传统中国画家的生活与工作》（The Painter’s Practice: How Artists Lived and Worked in Traditional China）， JohnLust1996年发表的Chinese Popular Prints等。
20世纪90年代以来，尤其是2000年以后，东西方学者愈发重视清代苏州版画，随着整理和研究，不断有新的苏州版画被发现，并在欧洲艺术市场吸引一些研究型藏家。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英国学者、收藏家冯德宝（Christer von der Burg），冯德宝不仅对流传欧洲的苏州版画进行收集和整理，而且成立了欧洲木版画基金会，专门用于木版画的收藏和研究，通过博客披露和藏品出版，为学术界提供了丰富的研究资料。清代苏州版画近年来社会史方面的研究成果颇多，高居翰在《怡情与致用》（Pictures for Use and Pleasure:Vernacular Painting in High Qing China）这本书中提到苏州版画中的欧洲风格，并将其中的仕女题材作品与当时江南和北京地区流行的美女画连结观看，“高居翰的重点不在苏州版画，但其研究除了进一步探究江南画风与北京宫廷的关系外，更点出苏州版画等为民间流行的商业化艺术品，而十八世纪中国民间其实并不缺乏这类艺术的买卖。”
三、市场范围和收藏状况
根据顾禄《清嘉录·桐桥倚棹录》记载和近年学者的研究，清代苏州版画主要的销售地点有桃花坞、北寺前、山塘、玄妙观三清殿、虎丘、枫桥、史家巷、普安桥等地。在清代苏州版画历史进程中，这些地点的画作品类有不同侧重，清中期山塘地区闻名的是手绘风俗画，尤其是美人题材；新中国成立前后，山塘街是纸马的主要产地；玄妙观三清殿主要是正月初一当天，乡人争买《芒神春牛图》；史家巷主要是清前期，管瑞玉信德号所作地；普安桥则主要是清道光年间，张湜临年画铺位于此。前文中提到，太平天国运动前清代苏州版画是终年生产的状态，“尤其至晚清民初时，年画铺还兼营糊墙纸、炮仗（即爆竹）纸等，所以苏州的年画铺是一年四季不歇业的”。清中期以前的苏州版画作品，市场范围非常大，除了销售到日本等地，也远销欧洲，甚至在欧洲掀起了“中国热”，影响了洛可可艺术的发展。“17-18世纪，欧洲兴起的洛可可之风正是欧洲大地上掀起的一股中国风。”
清代苏州版画在国内销售到江苏、浙江、上海、安徽、河南、湖北等诸多省份，根据史料记载，清代苏州版画对“周边地区上海、扬州、南京、南通、东台以及安徽等地的年画乃至日本的浮世绘产生过重大影响”。比如清代咸丰、同治年间，苏州太仓人项耀在上海旧校场创设“飞云阁”；清代咸丰、同治年间，江苏南通画贩王金华偷师学艺苏州版画，在南通创设画店“王正顺”；清末民初，扬州云蓝格纸坊仿制苏州版画；清代同治、光绪年间，张万和携画板、工人回江苏东台老家开设画铺；清末，安徽芜湖“许益泰”画店、湖南滩头年画，也有翻制苏州版画的现象。太平天国运动之后苏州版画的市场范围、销售状况记录比较详细，对于清中期以前的苏州版画作品则争议较多。清中期以前的苏州版画，国内基本没有留存，近年来偶有回流，不过在日本，以及法国、德国、荷兰、英国、捷克、奥地利、瑞典、美国等欧美国家则有广泛收藏，这让很多学者揣测清中期的苏州版画，尤其是西洋风、大尺幅的作品为外销画，甚至是日本的定制作品，事实是否真的如此呢？
清代西洋风苏州版画为日本屏风定制？
张烨认为清代西洋风姑苏版画是日本定制的作品，理由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1633年之后日本实行闭关锁国政策，贸易对象主要是中国和荷兰；二是17-18世纪的日本幕府，珍赏来自中国的“唐物”和荷兰的西洋物品；三是根据日本学者永积洋子编《唐船输入品数量一览1637-1833年》记载，中国传入日本的版画数量甚巨，有时一条船上会多达30500枚版画。张烨总结说：“这些记录说明版画确是清代中日贸易的一个商品种类，也为洋风姑苏版研究提供了两个重要信息：一是中国舶往日本的版画，其中有一些专为屏风之用；二是日本幕府将军和奉行预定中国版画并非偶尔为之，而是一种持续性很强的行为。”甚至，张烨进一步推断清代西洋风苏州版画主要以日本为市场对象，欧美其他国家的西洋风苏州版画或是经过日本传来。张烨对比了中日屏风的尺寸，同时根据现存日本的西洋风苏州版画数量最巨，得出了清代西洋风苏州版画是日本屏风定制作品的结论。
随着近年资料的不断发掘，一些重要的信息逐渐浮出水面。近年来随着国内外学者的不断收集，尤其是欧洲木版基金会冯德宝对清代苏州版画的孜孜以求，翁连溪在内地对苏州版画的收藏、展览，欧洲已经有相当数量的清代苏州版画在城堡、拍卖会、图书馆等地方不断被发掘出来。尤其是2021年11月19日德国德累斯顿国家艺术馆举办的展览“La Chine: Die China-sammlung Des 18.Jahrhunderts Im Dresdner Kupferstich-kabinett”（以下简称La Chine），展览展出数量颇多的清代苏州版画，而且还有欧洲艺术家对苏州版画的仿制作品。德国德累斯顿国家艺术馆从1738年开始，在“La Chine”和“La Chine européenne”类别下的第一份收藏清单中列出的清单包含2000多幅作品，其中包括1100多幅中国纸本和丝绸上的素描和水彩画、木刻版画和彩色版画，以及欧洲艺术家仿制的约600幅中国风版画，可以说是欧洲目前除大英博物馆之外，又一个清代苏州版画藏品众多的收藏机构。大量欧洲艺术家仿制中国风作品，可见当时的欧洲“中国热”影响之大。展览中还呈现了极为罕见的康熙年间“各国人物”题材作品，上面注明了中文，面对的很显然是中国受众。联想到大英博物馆收藏的康熙年间王君甫版《万国来朝》，这件作品也体现出明确的家国意识，受众应该也是国人。《万国来朝》《各国人物图》等体现了清帝国的政治权力意识，是清代苏州版画建构的帝国文化版图。回过头来看，因国内几乎没有留存清前期苏州版画，单纯认为其是外销画，或者是日本屏风定制作品，是值得商榷的。
清代苏州版画应是直接出口欧洲欧洲“中国热”在17-18世纪延续的时间、波及的范围应该是相当广泛的，我们可以从现在欧洲各国城堡中依然保留有清代苏州版画墙纸中可见一斑。在 La Chine展览中我们看到了中国风格的空间，版画、书籍、家具、陶瓷、卷轴画等一应俱全，展览中将欧洲艺术家对清代苏州版画仿制的作品与原作同时展出，是展览的一大亮点。为什么说清代苏州版画曾在欧洲供不应求？一件清代苏州版画，在欧洲可能会有多个艺术家的多种媒介、多件作品进行仿制，比如清康熙年间的《双女斗牌图》，Pieter Schenk II 曾仿制过彩色版、墨线版以及增加了西洋人物的版本；Johann Christoph Weigel将中国瓷器上的图案，重新组合成新的画面，创作为绘画和版画作品。大量欧洲艺术家的仿制，反映出清代苏州版画的供不应求。
欧洲中国热离不开皇室的推动，法国国王路易十四曾派轮船“昂菲特里特号”出使中国，该船满载康熙皇帝赠与路易十四的礼物，其中就包括大量屏风和屏风画。由此可知，中国的物品出口欧洲通道应该是畅通的，我们从法国菲利埃尔城堡的《四季美人童子图》四条屏、大英博物馆藏清代苏州版画《博古图》八条屏中，感受到这些作品在欧洲获得的珍视。清朝与欧洲的贸易是直接的，尤其是清中期以前，其中最为显著的贸易对象是荷兰。顺治十三年，就准许荷兰从广东登陆，北上朝贡。康熙二十五年，荷兰的贡道改由福建，而其他西洋国家则依然由广东朝贡，荷兰的优先级比较高，而且荷兰是欧洲唯一获得清廷颁布《时宪书》的国家，张廷玉《皇清文颖》载：“皇上徳威所播，正朔所颁西洋荷兰、暹罗、琉球以迄，海外诸国，咸不待谕，而自至岁贡，罔有阙。”可见荷兰与清廷之间有稳定的朝贡制度，当时作为“海上马车夫”的荷兰，与中国贸易，自不必辗转日本。
四、总结
当我们深入研究清代苏州版画会发现，无论是基于时间的“四时同屏”的通景式作品，还是基于空间的“新造万年桥”“西湖十景”等地景作品，清代苏州版画都实现了新的文化图式建构。“万年桥”将新造之景塑造为“胜景”，在清初兴修水利和帝王南巡的背景下，创造出新的文化地标。“西湖十景”在帝王为其重新命名和改造西湖实体空间的基础上，借助科学透视法，创造出既符合中国传统山水观念，又能满足基本空间透视关系的版画作品。西洋铜版画为清代苏州版画提供了图像文化史意义上的“他者的套式”。比如现藏英国北约克郡档案室的信德号姑苏管瑞玉顶细西洋画《西湖十景图》，采用科学透视法将西湖十景极为写实地呈现在画面中。管瑞玉版《西湖十景图》与中国传统的西湖十景作品，诸如南宋叶肖岩的《西湖十景图页》、传为南宋李嵩的《西湖图》、清康熙年间王原祁的《西湖十景图》都有很大差异。管瑞玉顶细西洋画《西湖十景图》的图像来源之一显然是西洋铜版画。
清代苏州版画的发展与东西方文化交汇、清廷的文化政策等宏观层面有着紧密的联系。比如清初禁书政策的推行，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了苏州版画从书籍插图中脱离出来，独立化发展，创造出大尺幅的独幅、联幅精品之作。清廷对元旦正朔的重视，使得“岁朝图”等图式的流行，最终促进了“年画”概念的产生。
此外，清初和清末两次与西方文化的深度接触，不管是被动还是主动，都对苏州版画的面貌产生了深远影响。从文化史的视角切入，用图像文化史的研究方法开展对清代苏州版画的研究，有助于我们理解图像背后宏大的历史变迁，对当下的版画和文艺创作，对传统文化的复归具有启发意义。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助理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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