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切于“清代情境”的“清代文学研究”

    ■罗时进

    中国古典文学从先秦而下迄于清末晚近，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系统，清代文学是以往历代文学创作经验在爱新觉罗王朝社会土壤中的胚育和生成。胚育意味着种种基因的承接，具有与过去的联系性；生成则包含了演变，显示出现实中的发展性。清代文学研究，既要注意经验，也要注意发展，这就需要将古今承变的分析落实到清代文人创作的具体语境、过程、心态，以及形式、特征、成就中去。

    如何锚在清代，通观清代文学，抵达研究目标？ 这有很多途径，把握“人—事—文学”脉络进行梳理、探寻，是有效途径之一。《韩非子·喻老》云“事者，为也”，上博简《恒先》说“作焉有事，不作无事”，王阳明《传习录》称“事即道，道即事”。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将人与社会的关系具体化到人的所“为”而成“事”上。有了人的“为”和“作”（“作”包含物质世界自运动和人在这种自运动中的应对行为两个方面），便形成非本然的现象、结果，从而“事”成为一种有意义的行为，体现出“道”义“德”性。“史，记事者也”（许慎《说文解字》），用记录式的方法“纪事”是历史，那么以形象的话语形式“言事”便是文学。概言之，人始终生活在“事”的世界中，客观世界因“事”而变化，文学是这种变化形象的、艺术的反映。因此，研究文学或文学史，以“事”为关捩是合逻辑的。

    当我们谈论“事”这个概念时，并没有区分“事”的等级，事实上“为”与“作”的程度不同，“事”自然形成不同的等级。人的生命存在一直伴随着“事”，如程度、等级较低，且具有重复性，便被视为日常生活；程度、等级较高，重复频度较低的现象，即可称为事件。

    日常生活不但具有重复性，而且衍生出本能性、无意识性。正如科西克《具体的辩证法》所说：“在日常里，活动与活动方式都转变为本能的、下意识的、无意识的和未经思考的活动和生活的机制：物、人、运动、工作、环境、世界，所有这些的可靠性和真实性都没有得到认识，它们未经考察，未被发现……被当成已知世界的组成部分。”但并不能由此而认为日常生活无目的或不需要达到目的；反之，日常最易达到预设的和常态性的工作与生活目的，它是人们能够用自己的才能与资源来控制调节并计算其维度与潜能的世界。日常世界不是宏观性的，而是微观性的，由于微观而便于控制，行动中的知识、语言、经验，多具有索引性、共享性、通识性特征，故往往走向既定方向。

    但问题是，我们不应将日常生活放到“简单”的层面上，实践中人们已经感知到它自有内在的复杂因素。试想人何以在日常中也有困惑、烦恼、痛苦，也有得失感，乃因日常并非恒等，不可能所有的情境都拥有同样的状态，某种或非显性的变化总在隐秘地发生，故而“日常”往往呈现矛盾状态，“它既是普普通通的，又是超凡脱俗的；既是自我显明的，又是云山雾罩的；既是众所周知的，又是无人知晓的；既是昭然若揭的，又是迷雾重重的”（海默尔《日常生活与文化理论导论》）。这种矛盾、悖论形成了“日常之魅”，故具有了研究价值，我们需要认识它的社会性，同时需要感知其审美价值。

    事件立于日常的另一面。当非显性的变化积累到某种程度，突破了一定限度，云山雾罩的面纱被有力揭去，惯常的节律被打破了，日常情境就出现了断裂性的改变。强度，是判断是否产生事件的关键变量。在日常情境中自有某种程度的变化，习焉而不察便归于日常；风动幡动哪怕有所意识，其可以适应状态仍可置于日常范围——那就是一种存在，一种事实。但如果强度达到相当的程度，原本存在状态严重改易甚而不复存在，原本不存在者渐次出现或赫然存在，便成为事件了。故而巴迪欧认为，现象学应该成为“事件显现及其显现程度的学问”。

    日常是对既成存在的适应，当存在以传统的形式出现后，日常汇入了传统。传统有自己形成发展的历史，但传统并不等约于历史。历史是由事件的环节构成的，其变化性大于稳定性。日常、传统的相对稳定状态，使历史同质性延展，周而复始，而事件萌生异质、发展异质，使原有的状况、性质得到改易——历史也由此划分出新阶段。当然，事件作为一个概念是中性的，也就是说事件发生或许是积极的，或许是消极的；具有建设性或破坏性也未可知，甚至可能会出现两者互涵互动、逆反逆成的现象。

    回到清代——清代文学上来谈。清代文学家是日常生活中的“具体人”，也是历史事件中的“具体人”，他们的文学创作部分是“日常审美”的表现，但因为清代作为一个特殊的风险社会，由风险酿成的事件成为他们生活的内容，故部分书写属于“事件文学”。清代作家自觉不自觉地在“日常”与“事件”的文学叙事间游走，举例来说，如果将乾隆帝作为一个文人视之，可以清楚地看到他对文学相当重视，诗尤为常课，日必数首，其主体是日常性书写，而其对纪事甚为关注，“戎”为国之大事，平定准噶尔，有《西陲》诗；“外交”为国之重要事件，马戛尔尼等使者入觐，有《御制红毛英吉利国王差使臣马戛尔尼奉表入贡》诗；至于纪恩谒陵、赈灾蠲免、兴修水利等，实在难以胜数。客观来看，进入乾隆帝运思中之作品确乎“事件”很多，但他自有日用起居、日常情感，大量作品仍归于日常叙事，其在世时咏器物珍玩诗已流传海外，游园诗则为宫廷佳话。世间霄壤，情理贯通，由帝王推及各层次文人，由朝廷推及民间社会，清代诸种文体之创作，大致都可略分两造，一是日常，一是事件。

    无论日常或事件，文人都是以身体为介质，感物于心，在语言与行为之间构成某种关联从而形成文学文本。清代作家、作品数量都庞大得超乎想象。若问清代文学发展有无某种规律？ 当然有。但中国历史、中国文化、中国文学的所谓“倚伏之机，剥复之理”在清代似乎难以完全套用得上。清代，就是那个接续着前代又有异于历代的那个爱新觉罗朝代。清代之日常，与过去相同处多，但相异的现象在在可见；清代之事件，与过去有可比性，但质性相异的事件频频发生，这都必然影响文人的感知、心态、运思，对“文学清朝”的构造产生作用。因此立足清代进入日常、进入事件，展开思维活动，做切于清代情境的清代文学研究是非常必要的。这是一般要求，也是特殊要求——惟此方能体现出研究的普遍意义和特有价值。

    《日常与事件：清代文学复合演进脉络研究》是我近几年基于“日常”与“事件”研究清代文学的论文选集，对所发表的论文基本保持原有文本样态，少部分做了适当的修改。全书分为两编，上编为“浸濡默会：日常生活与文学”，下编为“感知激发：典型事件与文学”。其实，因为“日常”与“事件”之间既形成对照，又具有关联，二者的界分还存在主观感知的差异，故上下编的划分更多出于书籍“有序成型”的需要，而不是从定义出发的。尤其涉及到文体、流派、文本的时候，很难将某种文体写作看作“日用”，某个流派发展视为“事件”，某个汇聚性文本属于“日常”或“事件”，其中的互涵性甚或大于区别性。历代文学研究都涉及这个问题，清代尤其突出。书名中加入“复合”一语，即有“互涵相融”的含义在。

    感谢上海古籍出版社欣允出版，并给予了积极评价。实在不敢说本书的选题、观点和表达已差可满意，选题一般都有某种偏好，学术观点往往包含片面的真理，文字打磨润饰更无止境。在此可以表达的只是：此前已经由中华书局出版了《文学社会学：明清文学研究的问题与视角》，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地域·家族·文学：清代江南诗文研究》，本书所收论文与之没有重复，且在总体与具体问题的阐述上有拓展、开新的意图。“意图”是含有“希望”数值的，任何“希望”都难以完全实现，有时还会有较大的差距，这一点毋庸讳言。

    （《日常与事件：清代文学复合演进脉络研究》，罗时进著，上海古籍出版社即出。本文为该书《自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