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给纸背后的人

    ■周绚隆

    我和玉亮是曾经的同行，又是曾经的同事。细数起来，同行的 时间较长，同事的时间则很短。从认识到现在，我们的交往只停留在工作层面，没有更深的交流，以至于我对他的过去几乎完全不了解——只知道他最早在巴蜀书社工作过。但玉亮做事认真、待人热诚，倒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

    “以貌取人”在汉语里是个贬义词，它几乎是“有眼无珠”的同义语。读了《纸背藏身》的稿子，我发现对玉亮，就犯了以貌取人的错误。但这不能完全怪我，是他的外貌骗了我。他身材清瘦，皮肤白净，说话嗓音清亮，总是满脸阳光的样子，我一直觉得他是个参加工作不久的新人。当看到他在《自序》里说从2005年进入出版社，已经做了20年编辑时，我才意识到自己的糊涂。

    认识玉亮是在2018年，当时我还在人民文学出版社任副总编辑。那段时间，我们先后组织出版了任笃行先生《全校会注集评聊斋志异》的修订本、赵伯陶先生新著的《聊斋志异详注新评》，加上早先出版的《全本详注聊斋志异》，基本把市面上最好的三个《聊斋》整理本都集中到了文学社。为了宣传这件事，我在微信圈里发了条消息，介绍了我们针对经典名著，按照不同需求打造版本集群的出版思路。《中国出版史研究》的主编杨牧之先生看到这个消息，约我以此为题写了篇稿子，刊物方面具体负责对接的就是玉亮。记得我们刚建立微信联系不久，他就到过一次文学社，是去古典部会朋友的。我在文学社的办公室，与古典部有个屋子连着，中间还通一道门，那门总开着，这样就见到了玉亮。他那充满阳光的笑脸，从那时就定格在了我的脑海中。

    2020年底组织调我到中华书局任总编辑，和玉亮成了同事。初来乍到，我要尽快熟悉书局的情况，整天忙于同各部门谈话调研，查阅分析各项经营和管理数据，几乎无暇他顾。玉亮虽然此前就认识，但我不找他，他从未主动找过我。来我办公室时，也总是笑呵呵的，谈完正事就走，从来不多说什么。2022年我正式担任中华书局的执行董事兼党委书记，主持举办了书局成立110周年庆典。那次活动规模较大，在策展过程中，玉亮出力极多，好多文案都出自他手，他对中华局史的熟悉，令我印象深刻。

    玉亮这些年深研近代文献，先后整理了多种集子，尤其在谭嗣同研究方面成就突出。这些，我都是在微信圈里注意到的。他平时在单位闷声不响，但在微信圈里却很活跃。谭嗣同的《仁学》我早年就读过，看到玉亮整理了新的版本，就跟他讨了一套。书送到办公室，也没讲太多的话，只是很矜持地笑着对我说：“我以为您不会感兴趣呢。”除了做文献的整理与研究，他还奉行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原则，沿着谭嗣同的足迹去甘肃等地考察。去年国庆期间，忽然接到他的微信，居然都跑到了我的老家庆阳了。

    玉亮最初在中华书局的古代史、近代史编辑部做图书编辑，2018年开始负责《中国出版史研究》编辑部的工作。《中国出版史研究》不是所谓的C刊，发行量也不大，组稿、经营都面临很大压力，他在微信朋友圈中有过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悲情表达，我那时还未到中华，隔岸观火地给他说过些鼓励的话。他为了工作方便，建了个“《中国出版史研究》作者群”，我很荣幸地被拉进了群里。2023年4月，我辞去中华的行政职务，调入清华工作。离职前，退出了过去所有的工作群，却赖在他那个群里没走。记得去年某个时候，他在群里特别解释，自己原则上不请在职的中华同事进这个群，因为我是调到中华前进的群，到了中华他也没好意思给我请出去。他自称是“见官躲”，用他的话说：“最怕官提携，何劳官指引。捉将官里去，头皮今亦紧。”（《儿童节偶题》）据我观察，他说的是实情。如今看来，对我这个曾经的“官”，他那是相当客气了。

    《纸背藏身》记录了一个有情怀、善动脑子、肯下功夫的编辑，一步步扎实走来的足印。书中的文章，基本都是围绕作者的日常工作产生的。有的回顾自己过往的经历，有的是对编辑经验的总结，有的谈读书中发现的问题，还有些是学术研究的心得。尤其令我没想到的是，他的旧体诗词写得如此之好。玉亮非传统以文史见长的高校出身，能在文史领域有这样的建树，除了兴趣和努力外，恐怕没有别的诀窍。

    凭着过去留给我的印象，如今再读他的文字，我深感玉亮是真诚、善良又富激情的人。以他“不信情怀尤自缚，还将肝胆对人倾”（《当年》）、“寒花自傲朱颜暮，出处吾心了不疑”（《丁酉冬至感事集默存句答友人八章》）的诚挚与清高，工作中应该遇到过一些很不开心的事。他虽然对我只字未提，但从其诗作中还是能窥见一些影子：“当面高情背后刀，报销三士有双桃。”“蜗角微名非我愿，随人唤马又呼牛。”（《感事三章》）“瘦任到骨足蚊粮，目语心声两渺茫。”“一流顿尽惊身在，百忍相安亦大难。”（《丁酉冬至……》）相信人们读了这些诗应该能认同我的判断。在这一点上，我跟玉亮其实是有共鸣的。他日有暇，我也希望能对自己过往的经历做点回顾。

    《纸背藏身》涉及学术、编辑与阅读等多个方面，我无法对其内容一一评价，倒是对其中一个话题，有些自己的看法。玉亮在《自序》中说：“我所在的中华书局是一个历史悠久、名家辈出的老牌出版机构，许多为人称道的学者型编辑至今仍是学林佳话。……而我在中华的十几年，也在一定程度上见证了所谓‘学者型编辑’境遇的变化，这种变化令我困惑。”这种困惑其实代表了所有对学术有热情的人，进入出版业后内心的纠结，想当初我也有过。记得中华有个应届毕业新入职的编辑，工作半年后，在个人的年终总结中发出了一句灵魂拷问：“我服务学术的初心到底该怎样实现呢？”看到这话，我曾心头一震，既感动于她的真诚和单纯，也为没及时关心他们的成长而心存歉意，于是赶紧约她谈了一次，希望帮她解开心结。

    以我的理解，所谓“学者型编辑”，几乎是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后中国出版业特有的现象之一。新中国成立后，出版业在国家的统一领导下重新布局，一大批有影响的文化人进入出版社做编辑，他们凭着自身的专业素养，既为出版社的发展做出了贡献，又坚持着个人的研究和写作。此风延续到本世纪初，仍有一批编辑活跃于学术领域。后来随着出版单位改制上市，对码洋、利润的增长有了严格的要求，指标压力干扰编辑的学术成长，于是就出现了玉亮所感慨的一幕：“随着社会文化发展和专业分工细化，编辑与学者的距离越来越远，‘学者型编辑’一度被明确为不再需要，早先那些前辈的成长环境也已不再。”应该说，从历史上看，并不是编辑工作成就了这些学者，而是这些编辑本身就是学者。所谓学者压根儿不是一种职业，而是一种身份。如今我们要清楚地看到，在学术机构工作的未必都是学者，在机构外坚持学术追求的也未必不是学者。我认为玉亮自身就是很好的例子，他完全可以不必为此而困惑。

    学术在本质上是无功利的，但如今的学界，在各种利益的诱惑下，可谓乱象纷呈，不在这个圈子里，倒可以避免量化考核带来的许多烦恼，对有心学术的人来说，未尝不是一种好事。职业和爱好一致，固然是最理想的状态，但过度内卷的学术圈，其实已成了很多“青椒”的噩梦。我认为，所谓“学者型编辑”，并没有哪个是靠人为培养出来的。凡是心怀学术理想，工作中脚踏实地，勤于思考、喜欢动笔的编辑，就一定会成为学者型编辑。玉亮已用实际行动向我们证明了这一点。他以“书奴”自居，将自 己的视频号命名为“手民老张”，都表明了他对编辑工作的热爱；给本书取名“纸背藏身”，则是对甘做书籍生产幕后英雄的形象化表达。而《纸背藏身》中的大部分文章，都是他在工作过程中，围绕自己所编辑的书稿，进一步思考探究的结晶。

    拜读玉亮的书稿，使我对这位曾经的同事增加了了解，既有遗憾，也有欣慰。遗憾的是当时没与他有过深度交流，错失了大好时机；欣慰的是在这个浮华的时代，他让我确信还是有人在为理想而坚持。用他的话说：“幸有砚田供傲啸，江湖满地一书奴。”（《书奴》）这种无怨无悔的精神，是我们生而为人最为珍贵的东西。写下这点文字，聊表我对他的祝贺，也期待他下一部著作的诞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