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版
■朱自强
一
彭学军的《你是我的妹》于2003年获得第六届宋庆龄儿童文学奖小说类作品的金奖。那届评委中有毕淑敏、肖复兴等几位成人小说作家。在讨论到《你是我的妹》这部作品时，一位成人小说家说：“彭学军是一个会写小说的作家。”作为来自儿童文学领域的评委，这句话对我触动很大。我从这句话里听到了弦外之音，那就是有些儿童小说作家还不太会写小说。我记住了这句话，并且在此后二十年里参加的数不清的儿童文学奖评审中，将会不会写小说作为了个人评价作家和小说作品的第一位的标准。
因为《你是我的妹》，彭学军成了我重点关注的作家。二十年里，她陆续写出了《戴面具的海》《森林里的小火车》《浮桥边的汤木》《建座瓷窑送给你》等优秀的小说作品，并多次获得全国儿童文学奖等重要奖项，让我一次次确认，彭学军的确是会写小说的作家。会写小说的人，不仅知道自己写的是什么，而且知道自己应该怎样写。知道应该怎么写的作家，才能将儿童小说写成“有意味的形式”。
在近年的儿童文学出版中，弘扬优秀传统文化、自然生态保护等主题出版成为热门现象。面对属于主题出版的作品，能否将具有好的主题的作品，写成“有意味的形式”，成为衡量作品的艺术价值的重要标准。
彭学军于近期出版的《大鸟》表现的是自然生态保护这一题材。因为这一题材的思想指向过于明确，反而给写作带来了难度。当然，对于没有很高的艺术追求的作家，自然生态保护又成为容易完成的题材。彭学军没有直奔“自然生态保护”这一题材而去，如果直奔而去，就会直接将题材变成主题，成为流于表面现象、图解概念的作品。就主题来说，《大鸟》要表现的并不只是“自然生态保护”，同时也通过“自然生态保护”这一行动，对一个成年人的自我救赎和三个少年的心灵成长做出了生动的艺术表现。《大鸟》的写作，实际上给主题写作提供了非常有借鉴价值的一种创作范式。
二
好小说的情节的背后一定具有因果关系。佛斯特在《小说面面观》中说：“国王死了，不久王后也死去”，这是故事，而“国王死了，不久王后也因伤心而死”，这就是情节。佛斯特明确指出：故事“……是按照时间顺序来叙述事件的。情节同样要叙述事件，只不过特别强调因果关系罢了。”（[英]爱·摩·佛斯特著：《小说面面观》第75至76页，花城出版社1984年版）
小说家王安忆也曾说：“小说的情节应当是一种什么情节？ 我称之为‘逻辑性的情节’，它是来自后天制作的，带有人工的痕迹，它可能也使用经验，但它必是将经验加以严格的整理，使它具有着一种逻辑的推理性，可把一个很小的因，推至一个很大的果。”（王安忆著：《心灵世界——王安忆小说讲稿》第298页，复旦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从根本上来说，好小说的情节必然蕴含因果关系这一小说艺术的“第一性原理”其实来自于人的行为的本质。米塞斯在论述“作为行为条件的因果关系”时说：“行为必须先有因果关系的范畴。只有人会就因果关系来观察世界，所以只有人够格行为。在这个意义下，我们可以说因果关系是行为的范畴。手段与目的这个范畴必须先有原因与结果这个范畴。在一个没有因果关系和现象规则性的世界，也就没有人的推理和人的行为。”（[奥]路德维希·冯·米塞斯著：《人的行为》第23-25页，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5年版）
约翰·洛克认为，因果关系是最广泛的一种关系。他说：“在我们的感官注意到变动不居的各种事物时，我们总会观察到有一些特殊的性质和实体开始存在起来，而且它们的存在是由别的事物的适当的作用所引起的。从这种观察，我们便得到因果的观念。能产生任何简单观念或复杂观念的那种东西，我们便以原因（cause）这个概括名词称之 至·于·，所产生的，则叫做结果（ef⁃fect）。”（重点号为原文所有）·（[·英]约翰洛克著：《人类理解论》（上册）第320页至321页，商务印书馆2015年）
好小说的艺术推动力来自于隐含着因果关系的逻辑性情节。表现“人的行为”的小说，必得处理好小说情节中的因果关系，否则，小说不是流水账，就是一团乱麻。在《大鸟》中，蒿子为什么会帮助素不相识的周蔷，是因为自己的妈妈就喜欢大鸟；蒿子将成年白鹤看作“妈妈”而不是“爸爸”，将幼年白鹤看作“儿子”而不是“女儿”，是因为自己对妈妈的情感的投射。这都是一种因果关系。在《大鸟》还有更复杂的因果关系。柔弱的女子周蔷，在田埂争夺战中能战胜强悍的村妇刘芬妈，当然是因为救助大鸟的强烈愿望，但仅仅是因为这个，小说的“这一个”表现就不够。于是，彭学军写道：“周蔷坐在地上，望着她的背影，突然涌上一种很深的挫败感，或许还有几分孤独感。大齐离开之后，这两种情绪常常令她沮丧，她无力消解，只能任其堆积、堆积。她知道，等到情绪堆积得足够多时，是会爆发的——就像这会儿，她和刘芬妈的‘战争’其实也是她在‘借题发挥’，把堵在心里的种种不良情绪发泄出来。”这样的笔墨写出了重要的因果关系，刻画出了小说人物的活生生的心理世界，给小说带来了强烈的艺术真实性。所以，明于礼仪而陋于知人心的作家是写不出具有因果关系的好小说的。
三
彭学军的《大鸟》属于儿童文学中的成长小说这一类型。为了表现作品中人物的性格发展，成长小说必然要设计情节主线。《大鸟》的情节主线是围绕成人主人公周蔷来展开的，描写她救助大鸟所经历的种种事情，着重表现她所面对的困难、困境以及对困难、困境作出的超越，进而实现人物精神世界的成长。作为以成人为主人公的儿童小说，为获得儿童文学性，彭学军重视作品的可读性。《大鸟》是能吸引读者作一气呵成的阅读的作品。这种可读性来自彭学军不断设计出来的矛盾冲突——杨师傅对鹤群的驱赶、周蔷与刘芬妈争地的“战争”、周蔷的男友大齐的离去、毒鸟案件、水塘的水被放走、天旱时救稻田还是救藕田、停车场事件等等，可谓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这一系列矛盾冲突对于《大鸟》获得儿童文学性是十分重要的。
每一次的矛盾冲突，都是对周蔷的考验。要战胜那些困难，没有强大的心理力量是不可能之事。这就涉及到了周蔷救助白鹤的心理动机。周蔷为什么救助保护大鸟？ 是因为大鸟的美，是因为大鸟是濒危物种，是因为救助大鸟是公民应尽的责任，但是，仅仅是因为这些原因，小说性还不够，还构不成一部小说的艺术逻辑的坚实根基。我们说诗有诗眼，文有文眼。小说的文眼，不仅要画龙点睛，而且要纲举目张。有了纲举目张的文眼，小说才能获得推动情节发展的强大的艺术力量。
在《大鸟》的阅读中，为寻找小说的文眼，我关注到作家让周蔷多年来反反复复做一个有关断了角的白羊的梦这一情节设计。在知道小说应该怎么写的作家这里，反复出现的故事情节一定是重要的，是具有艺术功能的。《大鸟》一开始就交代，周蔷最初“下决心做这件事，还是因为那个关于羊的梦”。似乎有一个规律，每当周蔷救助大鸟遇到困难，就会梦到那只“断了角的羊”，而梦醒之后，这个梦往往让周蔷坚定起来。
小说以插叙的手法，揭示了周蔷总是做关于羊的梦的原因，那就是对自己读初一时没能救助那只落入枯井的小羊的良心自责。值得重视的是，对周蔷没能救助落难小羊一事，彭学军不是“交代”出来的，而是“描写”出来的。在小说中，“交代”的文字往往是直白的，显露着作家明显的意图，因而是缺乏艺术力量的。可是，“描写”的文字就截然不同——
怎么把它救上来呢？ 没梯子，没绳子，她下不去，羊上不来，正无计可施时，集合返程的哨声响了。
还是去报告老师吧，大家一起想办法。
见她走了，羊急得“咩咩”叫。她听着不忍，又折回来，趴在井沿对羊说:“放心，我找人来救你。”
说完她又跑，羊又叫，叫得比刚才更急切、更可怜，这叫声就像一根绳似的把她往回拉。她不得不又跑回来，恳求羊:“你不要再叫了，我一定会找人来救你，我保证！”
幽暗的井底，羊的眼睛分外闪亮，笃笃定定地看着她，似有几分信赖又有几分期待。它好像听懂了她的话，冲她叫了一声“咩一”，听上去像是在说“嗯——”。
她再次离开，羊没有叫。
这段描写对于理解小说主人公周蔷成年以后救助大鸟的一系列行为极为重要。如果没有这跑掉，“又折回来”，再跑掉，“不得不又跑回来”，直到她向小羊“保证”，“一定会找人来救你”，于是“她再次离开，羊没有叫”，如果没有这段笔墨，读者恐怕难以相信关于小羊的梦对于周蔷会产生那么大的心灵牵引和行为推动的力量。
这段描写就是《大鸟》这部小说的文眼，有了它，整部小说都顾盼生辉、神采奕奕。它是整部小说中最为重要的一个因果关系——它是周蔷救助大鸟的最为根本的原因和心理动机。因此，周蔷童年时与那只落难的小羊的经历以及关于小羊的梦，就构成了《大鸟》的核心艺术元素，使小说具有了王安忆所说的“逻辑的推理性”。
我们具体分析一下小羊“事件”的“逻辑推理性”。周蔷因为无力阻止在藕田边造停车场，作了一时的逃避。她重新回来时说：是蒿子在视频中说的“那句话帮我下决心的”。蒿子说的那句话是：“周阿姨，荷秆都快有我高了，你种的花儿也开了好多，你什么时候回呀？你说过要种藕给大鸟吃的。”这段话里对周蔷最有说服力量的就是“你说过要种藕给大鸟吃的”这一句。可以肯定地说，周蔷一定会把这句话也听成“你说过要回来救小羊的”。当年，自己曾经失信于小羊，如今再不能失信于白鹤了——这就是作家不曾明写，但是却作了明确暗示的周蔷的心理活动中的因果关系。
当周蔷面对造停车场这一难以超越的困境，选择了逃避之后，作家颇具匠心地设计了周蔷去敦煌旅游这一情节。选择远走他方的旅行，看起来也像是逃避之举。但是，周蔷逃无可逃，正是在榆林窟第25号洞窟，周蔷在壁画上又看见了大鸟——白鹤。小说写道——
“没想到，它会在这里等着我。”她知道这样想太自作多情了，所以，更大的可能是，她在找它。也许连她自己都没有意识到，冥冥之中，她一直在找它，找祖先为它留下的那些最初的肖像，不然，怎么会鬼使神差跑到敦煌来。为什么要找呢？ 更大的可能是，她其实并没有彻底放弃，只是暂时逃离，她实在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办。她觉得自己势单力薄，孤立无援。
当然，促使周蔷重新归来的不只是在敦煌壁画上看到了白鹤，而且还有老姜打来的报告好消息的电话，以及用手机发来的三个孩子拍的视频。于是，“那天晚上，周蔷又梦见了那只断角的羊，梦境把羊和她白天参观的洞窟搅和在了一起。羊的背上驮着那只仙界的白鹤，在明明暗暗的洞窟里走，她远远地跟在后面。羊不时回头看她，一旦见她没跟上来，就‘咩咩’地叫。后来，终于走出了洞窟，白鹤飞走了。羊用它两只长方形瞳孔的眼睛看了看她，陡地生出一对翅膀，也跟着白鹤飞走了......”“醒来之后，周蔷认定，这是最后一次梦见羊了，因为她决定了，不再逃避；羊也不会再来找她了，它去了它应该去的地方。果然，从那以后，那只断角的羊就从她的梦境中消失了。”
我坚信，彭学军的《大鸟》是小说艺术的自觉写作。作家在小说中叙述的重要事情，都是来有踪去有影，前有车后有辙。特别是“断角的羊”这一功能情节的设定，它对小说结构的广泛辐射，对情节发展的有力牵引，没有潜在的以因果关系为核心的逻辑思考和运算，是不可能从天而降的。
四
“文学是有意味的形式”，这句话值得一说再说，直至成为小说创作的最高艺术指令。根据这一指令，对彭学军的《大鸟》中的艺术构思和表现，我们很难说它们是纯粹的艺术技巧，还是生活带来的感悟，或者是生活里蕴藏的文学。艺术的灵感不是浮萍，需要扎根于生活，而真正的生活，一旦进入好的小说写作，就一定能让人感同身受。
对以自然生态保护为题材的小说创作来说，塑造周蔷这样的献身于自然生态保护的小说形象，不能“无视真实的活人，却执着于所谓新型的大公无私的人”，（王蒙：《人文精神问题偶感》，《东方》1994年第5期）要表现的“不是对于上帝或某个概念的关怀而是对于普通人的物质的从而也是精神的关怀”。（王蒙：《美丽围巾的启示》，《读书》1996年第8期）
彭学军笔下的周蔷，就不是“概念”式的“大公无私的人”，而是“真实的活人”。为了救助白鹤，周蔷忍痛放弃了与大齐的爱情。大齐是个好人，但是不能接受周蔷为救助白鹤而舍弃平稳、安逸的城市生活。在小说中，周蔷与大齐分手于白鹤栖息地旁边的“一条深邃静谧、翠色浓郁”的林荫路上。那时，大齐帮周蔷干完活，又说出了“别做了，跟我回去吧”这句话，而“周蔷低下头，最终缓慢又坚决地摇了摇头”。于是，“大齐转身上车，绝尘而去”。周蔷知道，这次一走，他不会再来了。接下来，小说呈现了过去和现在的情境交叠——
那是哪一年？ 他们拍鸟第一次经过这条路时，周蔷就被它幽密深沉的绿色惊艳到了，觉得一定要慢慢走过去才对得起它的美，就下车，款款而行，大齐开车跟在后面，不时停下来抓拍......
现在，周蔷也款款而行——她努力做到款款而行。事实上，她的脚步有些拖沓绵软，她知道不会再有谁跟在她后面了，那辆白色的轿车早已倏忽远去，不见了踪影。
对男友大齐离去的叙述，没有大呼小叫，没有伤心欲绝，而就是这样不动声色，却令读者心痛。周蔷对爱情的割舍，也不是出自“舍生取义”“大义灭亲”式的“崇高”，而就是一个柔弱女子的不可承受之重，却令读者心生敬重。曾经“款款而行”的周蔷与如今脚步“拖沓绵软”的周蔷哪个姿态更美、更动人呢？ 我们读者可以为“脚步有些拖沓绵软”的周蔷扼腕可惜，却不必为对可以挽留的爱情“坚决地摇了摇头”的周蔷报以热烈的掌声。
小说艺术应该表现的正是这样的“真实的活人”、真实的人性，而不是“概念”式的“大公无私的人”。表现前者，小说艺术才可能成为含蓄的、细腻的文学，也惟其如此，主题创作和主题出版才可能踏上艺术的坦途，收到撄击人心的艺术效果。
说到底，从《大鸟》这部小说的高超艺术表现中，读者感受到的还是作家彭学军对白鹤的生命之美的爱，对自然生态的爱，对生活的爱。这是一种不动声色的大爱。一个作家的心有大爱，再加上高超的艺术才华（比如本文所主要论述的构想逻辑性情节的才华），就如白鹤拥有的两只翅膀，可以在高远的艺术蓝天上做出最美的飞翔……
（作者系中国海洋大学讲席教授、博士生导师，第18届国际格林奖获得者）
缩小
全文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