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官的身份，人文学者的内心

    ■郭小聪

    知道乔治·凯南，是因为他1946年越级打给白宫的一封八千字电报。作为美国驻苏联临时代办，他的战略谏言直接推动了美对苏冷战遏制决策。一颗外交棋子，怎么会主动热情地给棋手支招呢？这是我读《凯南日记》的最初兴趣。

    我以为凯南是个死硬分子，没想到他对俄罗斯历史、文化充满柔情，甚至在1945年日记中怀疑“也许是前世生活过”。我本想了解一段外交史实，但《凯南日记》中敏锐的思考和优美的文笔颠覆了我的预期。

    凯南说他年轻时做过文学梦，我相信。1928年他笔下的纽约大都市交通多么有气势，从地下到高架桥，那“五层交通网，五层闪烁的铁轨和震耳欲聋的车轮响声”犹如钢铁进行曲，让人想起伊文思同年拍摄的著名纪录片《桥》。凯南的文学鉴赏力也是一流的。他直言《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不是好书，不管这类书名气多大，“显而易见，没有人相信书中或者生活中会有这样的人，通过床笫之欢得到生理满足后，就找到了自己真正的生活幸福”。他理解作家“总是处在深深的孤独之中”，因为“真正的成功不应该取决于大众的欣赏口味……这是一个关乎时间和内心宁静的问题”。

    也许因为有文学这一翼，凯南难以忍受国际关系这一行的喧嚣与短暂。他说你无数次被推到舞台上，但“还没等你详加解释，你要评论的主题就失去了时效性和新鲜感”。特别是二战中，凯南目睹战争决策层的精于计算与冷酷执行，国际关系齿轮转动似乎不需要情感润滑剂。他“很想知道为什么不可能从军事艺术中汲取哪怕千分之一的能量、智慧和忠诚，倾注到人类需求更为迫切的社会和文化建设当中去”。

    外交官的身份，人文学者的内心，这在1949年的凯南日记中清晰可见。他行走在德国战后废墟上，与其说是胜利者，不如说更像沉思者。“那些高大、光秃的白杨树，耐心地站在那里，注视着时代的变迁”，令他联想到从魏玛共和国到纳粹的疯狂。而身边“脸庞瘦削苍白，身形单薄憔悴”的小市民，让他不敢相信他们曾是“纳粹时代的顶梁柱”。歌德的那几句诗令凯南战栗：“务必要统治，要胜利，/要么就失败，被奴役，/是逆来顺受，还是扬眉吐气，/全凭你或为刀俎，或为鱼肉。”但他仍然认定，任何战争都不应“去摧毁无辜平民的生活，以及人类经过几个世纪辛勤劳动才创建的物质文明”。

    这种多愁善感对国际关系进程有何用处呢？人们会问。但凯南式的文化思考真的多余吗？ 这一诘问也发自内心。毕竟，所谓长远的历史眼光，离不开人文情怀。

    苏联不战而溃的解体方式一直令国际关系学界大惑不解，但凯南早在1931年日记中就洞察到：“苏联将在一夜之间从世界上精神最团结的国家，变成首先崩溃混乱的场所。政治形势和社会形势让人想起来都觉得可怕。”1978年日记中更透出不详之感，他对沉湎于“从美国引进的娱乐形式”而几近颓废的苏联年轻人忧心忡忡，甚至发出和当时一本苏联小说《你到底要什么》同样的质问：当年，“同志们，我们在为什么战斗？”而在1986年日记中，凯南很想告诫戈尔巴乔夫：你们怎么讨好美国都没用，“你们的让步会被总统利用，你们将一直遭受冷酷无情的敌意”，因为美国需要敌人！

    凯南对美国的命运同样有忧患意识，他早就认为：“文明在于深度而不是宽度。”《文明的冲突》著者亨廷顿在其最后一本书《我们是谁》中提出了美国国家文化认同问题，凯南30多年前就已感焦虑：“这个熔炉里最早一批拓荒者的后代已经所剩无几，尽管表面上还能看到他们在语言和文化方面留下的褪色的印记。我们这些盎格鲁萨克逊美国人，就像无家可归的人一样，一生都生活在文化离散造成的迷失之中。”

    头脑越清醒就越容易失落。1997年他惊叹：北约东扩这么严重的事态全世界波澜不惊，英国王妃戴安娜去世人们却歇斯底里。但凯南也有机会主义的一面。1991年海湾战争美军巨大优势举世皆惊，凯南竟傲慢地声称不用惧怕阿拉伯人憎恨，“宁愿得到他们的尊重而不是喜爱”。不过他对中美关系发展一直抱着某种敬而远之的态度，耐人寻味。

    吊诡的是，凯南因一封政策电报名留史册，渊博学识却少为人知，尽管他渴望“帮助和促进人们思考”。凯南告诫外交人员应“拥有广阔的文化背景，在历史、语言和美学方面的修养尤其突出”。但如果你以为他是在倡导”一专多能”就大错特错了。提高修养，实质是提升境界。国际关系学理论大师汉斯·摩根索的《国家间政治》之所以经典，不在于工具化的旁征博引，而在于他能以广阔的文化视野来俯视一门政治学问！ 凯南作为以思想影响世界的人物，显然离不开潜移默化的人文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