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恩难忘　出版情长

    ■路英勇

    送别孔范今先生快两年了，我的脑海中时常浮现出跟随先生山大问学的种种场景，还有那些承载着珍贵回忆的一个个出版故事，心中充满对孔先生的深切怀念之情。

    不管是在济南的时候，还是来到北京以后，我的书架上最显眼的位置，总是摆放着孔范今主编、山东文艺出版社出版的那几套书。走进书房，或在书架间寻书，我的目光会不自觉地停留在那几套书上。那一刻，我的心中就会涌起一股暖流，感受到一种向上的力量。

    上世纪90年代，我在山东文艺出版社做编辑。1996年春，孔先生把《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书稿交到社里，社领导安排我做这部书的责任编辑。我是学古典文学出身，对现当代文学不太熟悉，怕自己不能胜任这项工作，当时还有些犹豫。接受这项工作以后，我多次向孔先生请教编辑中遇到的一些问题。在这个过程中，我对孔先生主编这部书的想法有了更深入的了解。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重写文学史”思潮兴起，黄子平、陈平原、钱理群提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概念。孔先生对“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这一概念产生共鸣，并提出“中国文学现代转型”理论，注重分析和把握政治、经济、文化变革与现代文学之间的辩证关系，并主张将港台文学、通俗文学也纳入20世纪中国文学整体架构之中。他说主编这部文学史的目的，就是要让读者对20世纪中国文学的发展历程和内在规律有一个全新的认识。在编辑过程中，我被这部书宏大的历史视野、独特的理论框架和深入的文本分析深深折服。1997年，《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出版，为山东文艺出版社赢得了良好声誉。这部书学术价值高，市场效益好，曾多次再版，成了山东文艺出版社的“镇社之宝”。

    2001年，我投入孔先生门下，成为他的博士生。孔先生给博士生上课，一般是在他的办公室。他坐在办公桌后面，讲一段话，就抽一口烟。十几位学生，有的坐在沙发上，有的坐在椅子上，坐姿一点儿也不端正，但每一个学生的表情都是那么聚精会神。听先生讲课，仿佛是在享受一场场学术的盛宴。先生带领我们在文学的历史长河里遨游，让我们领悟到了文学研究的意义和魅力。

    到了博士论文开题的时候，我把研究的目光放在了五四新文学出版上。那时候，学界对文学出版关注的还比较少，我从文学出版的实际经验出发，深切感受到从文学出版的角度探究五四新文学的发展脉络，应该有很大的研究价值。我向先生谈了我的想法。先生肯定了这个选题，鼓励我要去深入探究那些被岁月掩盖的出版人物和出版故事，向着更深层次挖掘五四新文学出版的学术内涵，力求描绘出一副别开生面的五四新文学发展图景。他说，研究五四新文学出版，不能只停留在简单梳理出版史的层面，应该把它放在更广阔的社会文化背景里去思考，只有这样，才能发现出版在新文学生成、发展过程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先生的教导，馈赠于我的，就像是一把打开学术大门的钥匙。

    经过多次修改，我终于完成了博士论文。答辩前，我给这篇论文定名为《认同与互动——五四新文学出版研究》。在论文的后记中，我写了这样一段话：“如果没有这三年的学习机会，我不可能这样真切地感受孔范今老师的大家风范。对孔老师为人、为学的由衷钦佩，令我时时刻刻不敢懈怠，尝试着为自己确立了一个目标。而这一目标的难以实现，又会对自己的能力生出怀疑，甚至妄自菲薄。但每到这时，就会得到孔老师的鼓励。我深知努力的结果离老师的要求相距甚远，也只得汗颜斗胆拿出此稿，作为跟随孔老师治学三载的一个总结。”一年后，这篇论文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还获得了“安徽省优秀图书奖”“华东地区文艺图书一等奖”等奖项。

    先生常言：“学术研究，乃神圣之业，需抱以敬畏之心，半点虚假不得。每一个观点、每一项结论，皆需确凿证据支撑。”在跟随先生问学的岁月里，我切身体会到他对学术的虔敬态度。无论是课堂讲授、学术讨论，还是审阅论文，先生对待每一个问题，皆秉持最严谨的态度，不容许有一丝疏漏。这种治学态度，如烙印般深深刻在我的心里。

    那时，我已担任了山东文艺出版社的社长。迈入新世纪，在那个出版业竞争近乎白热化的时期，山东文艺出版社怎样才能形成特色、创造品牌，成了摆在我面前的巨大难题。这个时候，孔先生又成为我工作的导师。他常与我交流出版理念，分享市场动态，鼓励我大胆创新，多策划出版一些既有思想深度、文化价值，又有市场效益的精品力作。他还凭借自己丰富的学术资源与人脉关系，为出版社牵线搭桥，邀请诸多知名学者、作家与我们合作。在他的助力下，山东文艺出版社渐渐在出版界有了名气，品牌也逐渐打响。

    那些年，出版社每年都会多次邀请孔先生来参加选题论证会，为我们出主意、想办法。先生每次都早早到场，精气神十足，热情满满。在讨论选题时，他凭借敏锐的学术眼光和对文化市场的精准判断，每次都能提出独到的见解与建议。在一次论证会上，先生意味深长地说道：“出版就该像活水，既传承几千年的文化脉络，又接纳来自四面八方的新思想。”那天，吴义勤主编的《e批评丛书》受到孔先生高度肯定。这套书出版后，也真的成了当代文学研究者经常引用的“活水”。

    2002年，我记得那是一个雪后的冬日午后，我又一次来到孔先生家里。阳光透过窗户轻柔地洒在书房里，让人顿感无比温暖。就在那一天，孔范今向我谈到他主编《中国现代新人文文学书系》的构想。他说，当前新文学史构建需要重新调整与置换，要从过去的启蒙或政治的文学史观，转变为新人文主义的文学史观，这需要以实际文本的重新建构为基础，《中国现代新人文文学书系》的出版意义正在于此。两年后，2005年，《中国现代新人文文学书系》（4卷12册）问世。书系出版后，在学界引发很大反响，成为推动“新人文文学史观”构建和发展的重要支撑。

    进入新世纪，新时期文学研究需要反思和总结，进而达到一个更高水平。2003年，我萌生了组织出版一套《中国新时期文学研究资料汇编》的想法。一天，我向孔先生汇报了这一选题设想。在得到他的肯定后，我力邀他担任第一总主编。在编选过程中，先生亲自投身资料的筛选与整理工作，还积极指导各卷编选者对资料的真实性和可靠性严格把关，确保每一份资料都经得起历史检验。

    2006年5月，《中国新时期文学研究资料汇编》（18卷24册）由山东文艺出版社隆重推出。从学术界的反馈以及市场销售情况来看，这套书受到广泛好评。同年8月31日，山东文艺出版社在北京召开了“《中国新时期文学研究资料汇编》出版座谈会”，来自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社科院、中国作协等单位的专家、学者齐聚一堂，对该书的出版价值给予了高度评价。这套书的问世，为中国新时期文学研究提供了丰富详实的资料，成为广大学者研究新时期文学必不可少的工具书，也让山东文艺出版社在学术出版领域收获了良好声誉。

    孔先生曾对我说过：“出版传承、弘扬优秀文化，推动社会进步，我们做的事很有意义。”于先生身上，我看到了一位优秀学者强烈的使命感。2007年，我离开济南来到北京，继续从事出版工作。这之后，当面向孔先生请教的机会少了，但他说过的这句话，我一刻也没有忘记。

    我又一次从书架上抽出《中国新时期文学研究资料汇编》第一卷，捧在手里，轻轻翻开。这册书的扉页上有先生的手迹：“出版者是文明的摆渡人。”墨色虽已淡了，但字迹依然苍劲有力。我想起了先生生前在回答记者采访时说的话：“第一，我不负此生，我在我的学术领域做出了贡献；第二，我不负社会，我改变了很多人的命运。”诚然如此，但我认为还应该再加上一条，那就是先生为出版事业也贡献了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