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敦煌学”的一部“大家小书”

    ■刘进宝

    郝春文教授是著名敦煌学家，是中国敦煌学的领军人之一。他于2001年担任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副会长，当时的会长是季羡林先生。季先生2009年去世后，郝春文教授于2010年被选为会长，一直到2020年才卸任，转为名誉会长。正因为多年担任学会领导工作，郝春文教授在个人研究之外，还要考虑中国敦煌学的发展，并从学者和学术领导人的双重视角撰写发表了一批面向大众宣传和普及敦煌学的文章。2024年8月，他将部分文章辑为《敦煌学随笔》，纳入浙江古籍出版社“问学”丛书出版。本书篇幅虽不大，却满是真知灼见，值得重视。

    一

    收入本书的《敦煌：古代丝绸之路上的一颗最耀眼的明珠》一文，对敦煌的特殊地位作了提炼概括。文中指出，汉武帝开发河西，移民敦煌，“来到敦煌的移民和戍卒多为汉人，其数量已超过原留居的少数民族，成为主体民族”（《敦煌学随笔》第2页。下引该书，仅注明页码）。由此，汉文化在敦煌占据了主导、支配地位。又因为敦煌作为具有重要战略地位的边陲重镇的地位，汉唐王朝都十分重视其经济和文化建设，这样就使敦煌的经济和文化水平有较高程度的发展。同时，作为丝绸之路“咽喉”的敦煌，是最先接触外来文化的窗口。“由于敦煌能够及时从中原和西方两个方面吸收新鲜营养，所以，隋唐时期敦煌莫高窟的壁画和塑像，其艺术成就足以代表唐代。”（第24页）这样就点明了敦煌的特点、地位，可谓言简意赅，论述精当。

    作为一门学科的敦煌学是否存在？ 其特点是什么？郝老师提出了“交叉学科”的观点。早在2008年，我在组编《百年敦煌学》一书时，郝老师就提交了《交叉学科研究——敦煌学新的增长点》一文，提出利用交叉学科研究的方法开展敦煌学研究具有广阔的空间。2011年在《论敦煌学》中，又专门从交叉学科的视角阐述了敦煌学的概念，认为敦煌学“是由与敦煌有关的诸多学科的相关部分组成的集合体”（第34页）。在2019年发表的《关于敦煌学之命名、内涵、性质及定义的探索历程》一文中，又从学理层面进一步探讨了敦煌学的交叉学科特性，认为“交叉性恰恰是敦煌学带有根本性的特点”（第62页）。

    关于敦煌学史的分期，郝老师在长期思考的基础上，吸收已有成果，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即：1909—1949为第一阶段，并以1930年陈寅恪《敦煌劫余录序》的发表为标志，分为前后两个时期；1949—1978年是第二个阶段，又以1966年“文化大革命”的开始为标志分为前后两个时期；1978年改革开放后至2000年为第三阶段，郝老师称为新时期的敦煌学；2001年至2019年为第四阶段，郝老师称之为转型期的敦煌学。收入本书中的《改革开放前中国敦煌学的成就与反思》《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敦煌遗书整理和研究方面取得的重要成就》《敦煌学史概说》等文，都涉及敦煌学史的分期问题。这样的分期，可能还有不完善之处，但比起以前学者的一些论述，应该是较为符合实际的。

    以上所述，都是敦煌学最基本的问题，也是学习和研究敦煌学无法绕开的。郝老师的意见虽然不能说是定论，但都包含其深思熟虑，值得我们认真对待。

    二

    敦煌学 是 一 门国际显学。进入21世纪后，中国敦煌学界积极致力于走向世界，其主要标志，就是几乎每年都会在我国举行国际学术会议，邀请外国学者参加。同时，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还与国际敦煌学界合作，在各国举办了多次国际学术研讨会。与以前不同的是，新世纪以来在国外举行的敦煌学国际会议，工作语言都有汉语，这样就使我们的学者能够和外国学者处在同一平台和同一话语体系中进行平等的学术交流。“毫无疑问，这些国际会议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的敦煌学者走向国际学术界，并在国际学术舞台上发出了中国的声音。”（第123页）“而不是像中国古代的某些断代史研究那样，实际未能进入西方的学术话语体系，中国的研究者和西方的研究者实际是在两个相对独立的话语体系中进行自说自话的研究。”（第124页）

    对中国敦煌学的国际化，郝老师记述了自己参加2004年在莫斯科举行的第37届国际东方学家大会的见闻和感想。郝老师特别提到，日本学者对参加国际东方学家大会非常积极，“特别是青年学者，参加大会在某种意义上成为他们变成东方学家的入门劵”（第205页）。如参加第37届大会的日本学者，虽然都被安排在一个小组，“发言者和参加者都以日本人为主，但全体参加者自始至终都坚持用英语发言、提问和回答”。据郝老师观察，他们不少人的英语并不好，“但他们坚持说英语，有时听不懂英语的提问，就请在场的朋友把英语译成日语，然后再尽量用英语回答”（第207页）。从这些细微之处，就可看到日本学者融入国际学界的迫切心情。由此也可理解，在改革开放前，我国学者的中国古代史研究成果，与日本学者的成果各有千秋，“但我们都知道日本学者关于中国古代史研究的成果对西方学者的影响更大一些，被引用的更多一些”（第206页）。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日本学者比较注意把他们的成果介绍给英语世界的同行。从更远或更宏观的视角考虑，“近代以来，日本的近代化和现代化进程都比我们快，参与世界的意识比我们强应该是重要原因之一”（第207—208页）。

    通过考察中国敦煌学的国际化历程，郝老师认为，在中国古代史的某些领域，“即使中国学者的水平最高，如果游离于国际学术圈之外，影响也会被大大地淡化和弱化”（第208页）。而要实现国际化，首先要有宽广胸怀和世界眼光。其次，要和世界上最顶尖的学校和最好的学者保持友好的密切联系。再次，注意在国际舞台上树立中国学者群体的良好形象。另外，融入世界还要讲究策略和方式。

    郝老师特别提醒：“所谓国际化实际上就是我们融入国际秩序体系中。首先应该处理的问题就是如何对待国际规则和惯例。当今的国际规则和惯例包括学术规则和惯例都是在历史上形成的，基本上是发达国家制定的或约定俗成的，基本反映的是发达国家的价值、认识、习惯、风俗和惯例。毋庸讳言，这些规则和惯例肯定有不合理的地方，有此可能对发展中国家和欠发达国家不利。对于‘后国际化’的国家来说，我以为最优的路径是先承认和遵循这些惯例和规则，等到我们融入其中之后，我们的声音足够大了，再逐渐把中国的元素加进去。”（第141页）这些论述，切中肯綮，值得学界倾听。

    以上仅仅介绍了《敦煌学随笔》给我印象深刻的若干文章和观点，实际上，本书涉及颇广，如关于敦煌写本学与中国古代写本学的联系与区别、敦煌文化遗产的当代价值、如何正确释录敦煌文书上的手写文字等，都有精彩论述，这就需要读者诸君自己去阅读和体悟了。